1982年的元旦，鎮江人挖到寶了……

唐代金銀器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陸續發現，經粗略統計至少有36處之多。主要出土在窖藏、地宮和墓葬之中，其中最著名的1970年陜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1982年江蘇丹徒丁卯橋窖藏、1987年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三大發現。

今日講述江蘇丹徒丁卯橋窖藏。

1982年元旦，江蘇省鎮江市丁卯橋發現一處唐代銀器窖藏，埋藏深約1.3米，出土銀質酒甕一口，甕內裝有各類銀器，另有大銀盒、盆、釵等堆放在銀甕的西側。

該窖藏出土銀器共計950余件，有酒甕、盆、鎏金“論語玉燭”龜形酒令籌筒、鎏金酒令籌、托、碗、盒、鐲、釵等，其中銀釵數量最多，有760支。此窖藏出土的銀器按類可分為茶器、酒器、飾件、妝具和藥具，現借助于文獻資料、考古實物以及有關專家的研究，對其類型和用途作一梳理。

圖1 帶提梁銀茶釜

　　茶釜(鍑，fù) 共出土兩件。高10厘米，口徑25.6厘米(圖1)。寬沿，深腹，圜底。一件沿面設一對護耳及環狀提梁，沿外刻“力士”二字。一件無提梁，沿外刻“力士”二字。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一件與此相似的提梁銀鍋。

　　此類器物在唐時稱為鍑。《茶經》云：“鍑，以生鐵為之，洪州以瓷為之，萊州以石為之。瓷與石皆雅器也，性非堅實，難可持久。用銀為之至潔。”鍑是煮茶器，唐代盛行煮茶，茶鍑是重要的茶器之一，將碾好的茶末放入茶鍑中煎煮。

圖2 銀火箸

　　火箸(火筴，jiā) 如同筷子，上部刻“力士”二字。長32厘米(圖2)。

　　火箸唐時稱火筴。唐代煮茶使用炭火風爐，離不開夾木炭的火筴。《茶經》云：“火筴，一名箸，若常用者，圓直一尺三寸。頂平截，無蔥臺勾(suǒ)之屬，以鐵或熟銅制之。”

　　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有銀箸，以銀絲編結的鏈子連接。地宮出土的衣物帳上有“火箸一對”的記載。

圖3 鎏金雙鳳紋帶蓋大銀茶盒

　　鎏金雙鳳紋帶蓋大銀茶盒兩件。高26厘米，口徑31厘米，腹徑32厘米，底徑25.6厘米(圖3)。四出蓮瓣形。直腹，腹下內收，喇叭形圈足；蓋面弧凸，以子母口扣合。蓋面捶刻凸花，以銜草雙鳳紋為主體，邊緣刻8對相向的飛雁，間以纏枝蓮及魚子紋；腹下刻一圈牡丹花，圈足上刻有鴻雁，足邊沿飾蓮瓣紋。外底刻“力士”“伍拾肆兩壹錢貳字”銘。另出土兩件盒底，一件四出蓮瓣形，中心刻折枝花一朵，周圍裝飾4只鸚鵡，刻花處皆鎏金。一件四出蓮瓣形，底面刻一龍紋，腳下流云一朵，刻花處鎏金，底徑24厘米。

圖4 鎏金鸚鵡紋銀茶盒

　　鎏金鸚鵡紋銀茶盒 4件。圓頂蓋，子母口，直腹下折成平底，矮圈足，口徑11.4厘米，足徑9厘米(圖4)。蓋面中心捶刻一對銜草鸚鵡，周圍裝飾飛雁10只，兩者之間為一圈變體蓮瓣紋帶，以纏枝蓮花相間，魚子紋襯底，腹部以菱形連續紋樣裝飾，圈足沿飾變體蓮瓣紋帶。

圖5 鎏金蓮瓣形銀茶盒

　　鎏金蓮瓣形銀茶盒 高7.5厘米，腹徑9.5厘米，足徑6.5厘米(圖5)。四出蓮瓣形。盒頂圓弧，盒蓋和盒身部子母口相接，直腹，腹部下收，四曲喇叭形圈足。頂部捶刻一對銜草鸚鵡，相間纏枝蓮花，底部以魚子紋襯底，蓋底腹部裝飾一周纏枝菊花連續紋樣。

　　另有素面銀茶盒15件，造型、大小同鎏金鸚鵡紋銀盒，器底外或圈足內刻“力士”二字。

　　唐代盛行煎茶或煮茶，餅茶需碾成茶末煮飲，無論餅茶或茶末都需要用容器存放。唐代茶盒分兩類，大盒裝茶餅，小的則用于裝茶粉末。

圖6 銀茶則

　　茶則(茶匙) 長33厘米(圖6)。則面作鏟形，近橢圓，長扁柄稍曲。柄背面刻“力士”二字。

　　茶則，名曰茶匙，為量器。茶末入釜，要用茶則來量取。《茶經》：“則，以海貝、蠣蛤之屬，或以銅、鐵、竹、匕策之類。則者，量也，準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減之，嗜濃者，增之，故云則也。”上述文字清楚地說明了茶則的用途。茶則不僅是量器，而且在點茶時還用以擊拂、攪拌湯花使茶末溶于湯中。蔡襄《茶錄·茶匙》云：“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主。竹者輕，建茶不取。”

圖7 銀茶勺

　　茶勺 勺面作半球形，長扁柄稍曲。柄背面刻“力士”二字。長26厘米(圖7)。

　　陸羽《茶經·四之器》中沒有專門提及茶勺，《茶經·五之煮》中有云：“凡酌，置諸碗，令沫餑勻。”說明茶煮好之后是用勺從茶釜中將茶湯舀出，再入茶碗中飲用。

圖8 荷葉形銀鹽臺蓋

　　荷葉形鹽臺蓋 通高7.3厘米，口徑20.6厘米(圖8)。卷邊荷葉形。頂飾柿蒂狀鈕，蓋面鏨刻雙曲線，邊口懸魚四尾。內邊刻“力士”二字。該器寫實風格較強，荷葉的莖、葉脈都十分逼真，鏨刻工藝精細，線條流暢且疏密有致。

　　唐代煮茶要放適量的鹽，《茶經》中提到放鹽的容器名曰“鹺簋”(cuóguǐ)。法門寺地宮出土一件蕾鈕摩羯紋三足架銀鹽臺，由蓋、臺盤、三足架組成，臺盤支架上有鏨文“咸通九年(868年)文思院造銀涂金鹽臺一只”，其蓋與此件相似。因唐代飲茶加鹽，此器可能為貯鹽之器蓋。

圖9 銀茶托

　　茶托 變體蓮瓣形，凹底，喇叭形圈足。圈足內刻“力士”二字。高8～8.5厘米，口徑8.8厘米(圖9)。1957年西安和平門外出土7件唐代銀鎏金蓮花形茶托，其中一件在圈足內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渾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銀共重拾兩捌錢叁字”。茶拓子即為茶托。

　　茶瓶 塔形蓋，蓋鈕呈寶珠形，侈口，束頸，弧腹，矮圈足，肩部設長流及把。底部有“力士”二字。通高25.4厘米，口徑6.6厘米，底徑8.4厘米(圖10)。

圖10 茶瓶

　　晚唐時，一種新的飲茶方法興起，即以茶瓶中煮沸的水沖點放在碗中的茶末，稱為點茶。點茶最重要的器具是茶瓶，即執壺，此壺既用于煮湯，又用于點茶。蔡襄《茶錄》云：“湯瓶，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

圖11 鎏金銀薰爐

　　鎏金銀熏爐 殘高16厘米，底徑23厘米(圖11)。出土時已殘損。從現存部分看，分上、中、下三層，可以拆卸。圈足四面有對稱的鏤空如意云紋，兩側各刻一禽鳥，間飾卷草，外圍各以連珠紋帶作束腰形抱合。基座二層面上各刻以破式菱形、蔓草及變體蓮瓣紋帶。中間為承盤，寬沿，折邊，平底，沿面刻一圈纏枝花卉，折邊飾破式菱形紋一周，以魚子紋為地。上部是爐蓋，直壁，弧頂，葫蘆形鈕，鈕飾重瓣覆蓮紋。圈足內刻“力士”二字。

　　法門寺地宮也出土了一件銀熏爐，出土時蓋面的封簽墨書“大銀熏爐，臣楊復恭”。熏爐是輔助茶器，唐人注重品茗的環境，室內熏香可以保持空氣清新，為品茗增添意蘊。

圖12 銀釵

　　銀釵760支 長19.5～26厘米(圖12)。折股釵，釵梁分半環形和云頭形，其中約有20支鎏金，并在釵梁兩邊刻花，紋飾有蔓草、菱形紋、聯珠紋等。

　　唐代重美發，喜高髻，發髻上面的點綴最為流行的是發釵。金銀釵都很長，有的釵梁裝飾很精致。插戴釵的數量不等，唐施肩吾《收妝詞》中有“枉插金釵十二行”，唐代新城公主墓壁畫中一位少女插戴6支釵。

圖13 銀鐲

　　銀鐲29副 徑5.2～6.3厘米(圖13)。曲圈狀，兩端纏銀絲，端頭有孔眼，鐲面有三道凸棱。

　　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一件銀盒，內壁墨書“釵釧十二枚共七兩一分”，經核實，其中釵9枚，釧3枚，共七兩一分。釧與銀鐲形制相同，當為釧。

圖14

銀酒甕 通高55厘米，口徑26厘米，底徑29.3厘米(圖14)。

覆盆式蓋，上置蘑菇狀鈕，蓋邊與甕口有鏈環相連，鎖失；甕直口，廣肩，鼓腹，平底。底中部刻楷書“酒甕壹口并蓋(suǒ，同“鎖”)子等共重貳佰陸拾肆兩柒錢”。“子”是指銜接蓋之鏈。唐代每兩合今37.3克，銀酒甕實重9873.31克。

此器自名為酒甕，《安祿山事跡》載唐玄宗賜安祿山物品中也有“八斗金鍍銀酒甕”，當為貯酒器。白居易《詠家釀十韻》曰：“甕揭開時香酷烈，瓶封貯后味甘辛。”

圖15

銀鎏金龜趺“論語玉燭”酒令筒、酒令籌、酒旗、酒纛(dào)

銀鎏金龜趺“論語玉燭”酒令筒 高34.2厘米，龜長24.6厘米，筒深22厘米。由上下兩部分組成。底座為鎏金銀龜，托負圓形酒令筒，筒蓋一圈以魚子紋襯底，上刻鴻雁兩對，間以卷草、流云紋，并有銀鏈與蓋相連。筒身以魚子紋襯底，上刻一對龍鳳，間以卷草紋，正面長方形框內雙鉤“論語玉燭”四字(圖15)。

依唐人皇甫松《醉鄉日月》之說，通常是把行令用具的籌、旗、纛置于一器，器以銀制，名作“籠臺”“凡籠臺，以白金為之，其中實以二十籌、二十旗、二十纛”。“論語玉燭”當為籠臺之屬。

圖16

銀鎏金酒令籌 50枚，籌長20.4厘米，寬1.4厘米，厚0.05厘米。出土時裝置酒令筒內，大小基本相同。酒令籌正面刻有酒令文字，上半段選自《論語》語句，下半段為酒令內容，可歸納為6種飲酒方法：“自飲”“伴飲”“勸飲”“指定人飲”“放”“處”；6種飲酒數量：“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隨意飲”“放”(圖16)。

酒旗 共8支，長28厘米，寬2.3厘米。一支上端矛形，下為圓球，長柄圓桿細長，柄上刻“力士”二字。此外7支制成竹節形，其中一支上端接焊竹葉(圖17)。

圖17

酒纛 長26.2厘米，頂端呈曲刃矛形，有纓飾，纓下設曲邊旗，旗面上刻線環圈，柄為細長圓桿，柄上刻“力士”二字(圖18)。

圖18

旗、纛為行令的“執法工具”。酒令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酒文化，此“論語玉燭”酒令籌中寫有觥錄事、律錄事、錄事和玉燭錄事，這些當為酒宴上的執事人。酒宴席次坐定，眾人公推觥錄事，由觥錄事決定抽籌次序，指定律錄事、錄事和玉燭錄事共同擔任酒宴的執事人。觥錄事掌管酒令旗和纛，負責決定對違規者的懲戒。

這組宴集行令專用器具在出土唐代文物中尚屬首次發現。唐代酒令制度記載不詳，宋人洪邁《容齋隨筆》中就有“今人不復曉其法矣”的感慨。

圖19

銀高足杯 素面，高14.8厘米，口徑14.5厘米，圈足8.6厘米。五曲形，深腹，圈足，足內刻有“力士”二字。腹外飾突棱一周。據有關專家考證，此杯是酒器中與酒籌配合使用的“觥盞”，其形制獨特，迄今為止仍屬孤例(圖19)。

圖20

銀盆 3件，一件鎏金，高7.3厘米，口徑34.5厘米，底徑24厘米(圖20)。兩件素面，其一高7.5厘米，另一件高6.8厘米。鎏金摩羯戲珠紋銀盆，腹部五曲。底面為小波紋地，鏨刻一對翹尾展翅、睜目張口的摩羯，嘴前各有一顆火焰寶珠，襯以蓮花、荷葉和游魚。底腹及腹沿之間，飾破式草葉紋與卷草紋帶，腹內五曲區間內刻珍禽，襯以渦輪狀卷草紋和魚子紋。外底鐫刻有“力士”二字。刻花處皆鎏金。素面銀盆，敞口，平底，口沿內刻“力士”二字，出土時覆于銀酒甕之上。3件銀盆當為酒樽，是筵席盛酒之器的古稱。唐代筵席上的盛酒之器多為盆，口徑一般在30厘米以上。

圖21

鎏金鸚鵡銜枝紋五曲銀碗 碗為海棠形，內底刻一對鸚鵡，間以纏枝蓮花和魚子紋，圈足邊緣飾連珠紋一周，圈足內刻“力士”二字，刻花處鎏金(圖21)。此器大于酒碗，當為酒海，白居易有詩句“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

圖22、23

銀盤 2件。一件鎏金壓花雙鳳菱形盤，高4.8厘米，長21厘米，寬15.3厘米(圖22)。盤底中心線刻火焰寶珠一顆，一對鸞鳥飾于兩邊。盤沿面壓出8只飛鳥并以纏枝花、魚子紋襯底。花鳥紋飾及凸起邊緣處皆鎏金；另一件素面，形制相同，內刻“力士”二字(圖23)。

圖24

素面銀碟 6件。高5厘米，口徑15.2厘米，底徑8.2厘米(圖24)。五出蓮瓣形，圈足內刻“力士”二字。盤與碟的區別在于，盤大碟小。盤多用于盛放各式果品或面點，陳設于酒宴席上；碟多用于盛放干果，置放于賓客面前。

圖25

鎏金蝴蝶紋銀盒 高4.8厘米，口徑5.8～8.9厘米，底徑4.2～5.7厘米(圖25)。整個銀盒為變形蝴蝶，蓋面微隆。子口，圈足。盒頂錘刻蝴蝶紋樣，蓋、底腹部同飾連續紋樣。
圖26

鎏金魚紋銀盒 高4厘米，口徑5.2～7厘米，底徑4～4.9厘米(圖26)。呈海棠形，蓋面微隆。器直腹，子口，圈足。盒頂部刻出4條小魚，制作精美，別出心裁。盒子的主要用途是盛放化妝品，大的也可用于盛放茶餅和茶末。

圖27

鎏金人物銀瓶 殘高7厘米，口徑3.8厘米，腹徑6.6厘米(圖27)。此人物瓶應有三足，出土時已佚。頸部分別刻有連珠紋、摺帶紋及蔓草紋帶。腹部以魚子紋為地，以串枝花為隔，用華麗的卷葉紋構成3個蓮瓣形開光，開光內以針狀扇式紋和草葉紋為點綴，刻劃三組人物圖：一幅是三童表演胡旋舞，一幅是二童對坐斗草，一幅是三童表演雜劇。底外刻十二重瓣花一朵。

陜西耀縣柳林背陰村出土鎏金春秋人物三足銀罐、陜西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素面三足銀罐與此件相似。在陜西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有銀石榴罐，同出有大量的丹砂，由此推測鎏金人物銀瓶可能為盛放丹藥之器。

“安史之亂”后，南方成為金銀器制作中心，器類增多，工藝高超，紋樣華美，民族色彩濃厚，尤以鎮江(時稱潤州)所制金銀器最為著名。據考古發現，全部南方唐代金銀器的總數達1100余件，而鎮江出土的唐代窖藏銀器占其中的九成左右，堪稱我國南方之最。潤州爐火純青的金銀器制作工藝使其成為南方中心產地，制品多供奉皇室，并鏨刻“力士”名牌商標。

文章來源于《收藏》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