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博物館：黃河萬里下金城丨從長安到敦煌（10）

作者 文博時空

作者：黃君度

諸君可知，司馬遷如何寫出“通古今之變”的不朽名篇《史記》？據他自己說，年少時遍游大江南北，調查古代遺跡和傳說故事——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實地考察，才能有對歷史洞徹的了解。2024年10月，我參加了單位組織的西北考察之行。雖非司馬遷式的周游歷覽，但在短短8天的行程里，乘火車穿過沙漠，坐飛機翻越雪山，漫步于漢代長城下，到訪西安、寶雞、蘭州、敦煌、武威這五個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尋覓偉大的歷史遺跡，在周秦漢唐的漫長時空里看見文明。“西北行記”系列是記錄，也是一次邀請，歡迎諸君攜詩酒書劍，隨我開啟這場穿越古今的壯游！

1923年6月21日，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到達了蘭州。此前，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掘的新石器時代彩陶遺址，使這位北洋政府的礦業顧問在考古學界聲名鵲起。他比較了仰韶文化彩陶與中亞安諾彩陶、烏克蘭特里波列彩陶的相似性，成為“中國文化西源說”的鼓吹者。為了進一步證實他的假說，安特生前往甘肅這個中亞通向中原的必經之地開展考察，此行得到了北洋政府農商部的支持、瑞典科學研究會的資助，是一項國際合作性質的考古調查。蘭州最早的名字叫“金城”，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王朝在西北的重要樞紐。在安特生眼中，蘭州的重要性不止于此，這一帶有“極肥沃之河谷”，適宜發展畜牧業和農業。中國文明應當和古埃及、古巴比倫文明一樣，在大河流域的滋養下誕生出最早的文明。

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

不過，安特生的考古活動并不規范，更多地出于“挖寶”心理，只是向古董商、村民求購彩陶，因此激起了嚴重的亂掘之風。他將甘肅彩陶文化發展順序依次分為齊家期、仰韶期、馬廠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并武斷地認為甘肅是彩陶文化從西傳來的中轉站，也是“中國孕育文明之所”，這些結論中的錯誤要等到數十年后才由我國考古學家糾正。

沙井文化三角網紋豎線紋彩陶罐

今天，我們知道在史前世界彩陶的興起并非一元，而是許多地區新石器文化都曾出現過的一個階段文化現象。中國最早的彩陶出現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大地灣文化，那時的陶器仍然采取分層貼塑泥片的原始制作方法，彩繪圖案比較簡單；距今約7000～5000年甘肅地區進入了仰韶文化時期，彩陶圖案以魚、鳥、花瓣為主題；距今約5000～4000年，中原地區的彩陶已趨衰落，唯獨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一枝獨秀，甘肅彩陶迎來鼎盛期，數量和工藝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漩渦紋、網紋、神人紋等紋樣；此后又歷經齊家文化、四壩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階段，甘肅彩陶經歷了五千多年的漫長發展，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甘肅彩陶文化分布圖（摘自朗樹德、賈建威《彩陶》）

當甘肅地區的各式彩陶爭奇斗艷之時，黃河中下游的各區系文明同樣煥發出勃勃生機，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500～4500年）以棺槨葬具構建起原初的禮制，龍山文化（距今約4500～4000年）的先民們正在修筑華夏大地上最早的城墻防御體系。當我們說起“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腦子里想的通常都是以晉南、洛陽盆地、關中平原為核心的區域，夏商周三代文明便是發源于此。但事實上，黃河更像是一條繁忙的交通要道，串聯起中國不同區域的文化，交匯、激蕩、熔鑄，把多元的文化因素鍛煉成一個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

這趟旅程我見過了周代禮樂文明的雍容，漢朝鑿空西域的雄心，大唐兼收并蓄的胸襟，最后一站卻是在蘭州（古稱金城）的甘肅博物館里，溯源黃河上游的文明曙光——甘肅彩陶文化。在文明的河流中乘舟而下，沿途見識白草坡西周墓、禮縣大堡子山秦國遺址、隋唐絲綢之路等風景，直到重返現代社會。

甘肅彩陶文化：大河上的浪花

乘坐高鐵從寶雞前往蘭州，會經過渭河谷地中一座不起眼的小縣城——秦安，但它在考古界卻有很重要的地位。1958年，考古學家在這里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大地灣遺址，后來的發掘工作揭開了這座遺址神秘的面紗，發現了許多項“中國第一”的考古成果，如中國最早的旱作農作物（距今約7000年）、可能與文字起源有關的最早的彩繪刻畫符號（距今約8000年）、最早的宮殿式建筑（距今約5000年）等等。這里同樣是中國最早的彩陶的誕生地。

秦安大地灣出土的刻畫符號陶片

大地灣遺址最早的第一期遺存被命名為“大地灣文化”，與稍后的仰韶文化不同，這時期的彩陶制作技藝仍然十分原始。陶器是新石器時代人類的重要發明，它使得先民們能夠用隨處可見的泥土制作儲物陶罐、炊煮用具，擺脫了缺乏儲藏工具的困境。從最早的手工捏制，到泥條盤筑法，再到輪制法，陶器制作技藝經歷了哪些發展？根據俞偉超等考古學家的研究，大地灣文化陶器使用的制作方法是“泥片貼筑法”，這是一種非常原始的制陶術，很接近陶器發生階段的最初技術。人們預先做好若干泥片，然后在鵝卵石一類的簡單模具表面逐層粘接，最后再用火烤干，便得到了堅固耐用的陶器。

寬帶紋三足圜底彩陶缽

陶器本是極易損壞的日用品，當古代先民為那黃色的陶土敷上色彩時，它便生化為了一件反映原始美學觀念的藝術品。大地灣文化彩陶通常是圜底缽或三足缽，在口沿內外繪上紅色彩帶。專門研究彩陶文化的考古學家郎樹德先生形容說，“這條紅色帶紋宛若一抹朝霞，為人們帶來了美的愉悅。”在甘肅省博的彩陶展廳，我見到了一件珍貴的寬帶紋三足圜底彩陶缽，大小略同于今天普通人家餐桌上的瓷碗，腹底暗淡的灰色，與缽身濃烈深沉的紅彩形成鮮明對照，三只袖珍的器足仿佛樹根一般，從“大地灣”這個名字代表的肥沃土地上汲取生命力，漸漸開出燦爛的文明花朵。

人頭形器口彩陶瓶

大地灣遺址二期至四期屬于仰韶文化，此時得益于農業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古代聚落迎來了鼎盛時期，彩陶藝術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甘肅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人頭形器口彩陶瓶，正是出土自距今6000～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大地灣遺址中。瓶身細長，繪滿仰韶文化常見的弧三角構葉豆莢紋飾，如同來自遠古的眼睛與觀眾隔著時空對望。瓶口部分被塑造成一個少女的頭像，她留著齊額短發，鼻梁挺拔，嘴唇微張，似乎在喃喃低語。這位“六千年前的‘齊劉海’少女”身份神秘，有人推測天水秦安是傳說中的女媧故里，彩陶瓶上的少女或許是女媧的形象代表。

我屏息凝神凝視著那張永恒定格的陶土面容，那一刻，仿佛越過七千年迷蒙的煙塵，觸摸到了史前匠人那雙因勞作而磨礪的溫暖之手。他心中涌動著怎樣的信仰，竟不滿足于繪制漩渦、編織菱紋？他為何要用泥漿在瓶腹之上塑就這張人面？是呼告先祖庇護，是崇拜圖騰力量的膜拜？仰或只是于勞作閑暇之時，以粘土為紙，描摹身邊那樸實鄉鄰的面孔？這懸置千載的無聲詰問，如輕煙繚繞于展柜幽光之中。我恍然驚覺：當黃河中下游正用棺槨筑建起人間禮序，隴原先民早已開始思索這更為宏大而精微的命題：我是誰？何所從來？

仰韶文化斗犬紋彩陶罐

仰韶文化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分布在黃河流域的一種重要文化，當時的人們生計以農業為主，但漁獵采集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日常生活和勞作中，每天面對森林、河流，觀察花葉樹枝、飛禽走獸的形態，仰韶文化先民用黑、紅兩種色彩，將魚、娃、犬、花等自然界的動植物形象融入彩陶藝術，創造了一件件兼具信仰內涵與自然意趣的精美作品。當我的目光再次徘徊，它輕輕落在一個名字頗為親切可愛的展品上：“陶二妮”。

鯢魚紋彩陶瓶

這件文物學名叫“鯢魚紋彩陶瓶”，1958年出土自甘肅省甘谷縣西坪遺址，屬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石嶺下類型，距今已有5000多年。器形是細長頸、折肩、深腹、平底，腹部兩側有耳，方便系繩攜帶。鯢魚又叫“娃娃魚”，是一種頭部寬扁、有四肢和尾鰭的兩棲動物，屬于中國特有的物種。仰韶文化的石嶺下類型十分流行在彩陶瓶上畫鯢魚紋。早期的鯢魚紋非常寫實，鯢魚的身子和尾呈三個折曲，頭上有節枝狀的鰓，后來這種紋飾逐漸幾何化，魚身簡化成彎月形。這件鯢魚紋彩陶瓶用墨筆在紅色瓶身上生動描繪了一只鯢魚的圖案，它的軀干用網格紋飾填實，頭部酷似人臉。據專家考證，這種人格化的鯢魚紋，很可能是某個氏族的圖騰紋樣，甚至不排除是對人首蛇身的伏羲形象的抽象表達。在那首尾相連的神秘動物身上，某種原始生命的韻律在旋轉流淌、奔騰不止。

豬面紋細頸彩陶壺

“陶二妮”這個名字極富地域特色，拉近了觀眾與遠古文物的心理距離，它其實是甘肅省博在2022年舉行的一場網絡取名征集活動的成果。彩陶展廳的另一件“網紅文物”同樣也擁有它專屬的網絡小名：二師兄花臉壺。只要看一眼這件豬面紋細頸彩陶壺，就會明白這個名字的傳神之處。在葫蘆形器物的腹部，古人用黑彩描繪了兩只相連的豬面，二者共用一對眼睛。從正面看去，分明就是一只正在翹鼻子、翻白眼的小豬，活潑可愛，妙趣橫生。

有人曾將這種兩個動物相連的表現形式與甘肅民間藝術中的“雙關”裝飾手法類比，但是熟悉商周青銅器紋飾的讀者不難想到，這其實與青銅器上的饕餮紋是一脈相承的。在《比較考古學隨筆》一書中，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曾經詳細討論了中國古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這種紋飾主體是動物臉面的形狀，而且以左右對稱、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獸面為特色。陶壺上簡約的“二師兄花臉”，代表著先祖們認識事物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方式又最終啟發了青銅器鑄造者對饕餮紋的刻畫。

當文明經歷了它最初的童真年代，人們便不再止步于在藝術中表現動物、植物和人的形象，轉而開始追求一些更為抽象的概念。甘肅彩陶的鼎盛階段馬家窯文化（距今約5300～4000年）時期，盛行用黑紅兩種色彩表現連弧紋、倒三角紋、水波紋、漩渦紋等幾何圖案。新石器時代的先民們通常居住在臨水的臺地上，水波紋和漩渦紋既是他們日常生活所見的圖象表達，又彰顯了對自然世界的深沉哲思。

漩渦紋尖底瓶

甘肅隴西縣呂家坪出土的一件漩渦紋尖底瓶，表面用黑彩細膩摹繪了彼此相連的三個漩渦，每個漩渦中心用黑色墨點填充，頗具奇幻色彩。這些紋飾究竟是當時先民對翻卷河水的描繪，還是模擬在天空中輪轉的太陽，抑或是如某些學者所說，是鳥紋的進一步抽象化，我們無從得知。旁邊一件旋紋帶流彩陶罐，表面有黑紅兩色交織的渦流，上下平行的直線，則像是厚重安詳的黃土河岸。

步出幽邃的彩陶展廳，我忍不住回望。在陳列柜的玻璃隔層上，偶然瞥見自己的身影與千年人面瓶的暗影交疊浮現，仿佛遠古的匠人和現代的訪客停駐相望，相互辨認著來自同一條母河的印記。而站在這浩瀚河流的源頭回首凝思，才最終徹悟：隴原大地就是中國彩陶真正的搖籃之地與靈魂家園，安特生苦苦追尋的西風帶來的種子，實則是東方厚土自身無聲而熾熱的胎動。

周與秦：面向歐亞草原的青銅文化

周武王即位后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昧爽，周和八百諸侯的盟軍抵達商王都郊外的牧野。周武王左手拄著金黃的斧鉞，右手拿著白牦牛尾裝飾的旗幟指揮大軍，向他們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戰前動員演講，這就是《尚書·牧誓》的來歷。在《牧誓》的記錄中，武王的演講以慰勞開始：“逖矣，西土之人！”（“多么遙遠啊，我們這些從西方來伐紂的人！”）所謂的“西土之人”，包含了周國和許多友邦的士兵，他們在擊敗紂王、滅亡商朝以后，據說是“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卸甲歸田，安然回到了故鄉。除了周人，其他哪些西土之民后來都怎么樣了？歷史幾乎沒有記載，所幸考古新發現給了我們一探究竟的機會。

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在地處涇河流域的甘肅省靈臺縣發現了大量西周墓葬，其中，甘肅省博物館在1967、1972年發掘的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地最引人關注。這批墓葬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有7座屬于中型墓，隨葬品十分豐富，共出土青銅器、陶瓷器、玉石蚌貝、甲骨器等各類文物1354件（套）。M1出土了銅尊、銅卣、人頭形戟等大量青銅禮器、兵器，專家從器物造型和花紋判斷，該墓的年代在西周康王（周朝第三位王，約公元前1036～前996年）時期。

部分銅器上有一段不長的銘文，揭示了墓主人的身份：“涇伯作寶尊彝”，說明墓主人是涇伯。另一座M2同樣隨葬了青銅禮器、兵器、車馬器等，其中有8件的銘文出現了“
伯”的名字。墓中隨葬有多件帶有不同族氏銘文加日名（商代青銅器的傳統）的青銅器，葬俗也不合乎中原禮制，還出土了不少青銅鈴首刀等帶有北草原文化色彩的器物，因此有學者指出，涇伯和?伯應當都是被西周王朝派到西北邊疆駐防的軍事貴族。白草坡墓地所處的涇河上游緊鄰獫狁等戎族活躍的區域，對拱衛周王畿地區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靈臺白草坡出土的
伯銅方鼎

在甘肅省博物館展出的白草坡青銅器中，兩件成對的銅方鼎彰顯了器主
伯的尊貴身份。方鼎四面飾有突起的扉棱，正面花紋是猙獰的饕餮紋，兩邊還有纖細優雅的鳳鳥紋，內壁鑄有銘文“伯作寶尊彝”，是典型的西周重器作風。

父辛銅斝

旁邊一件青銅斝與之同出一墓，帶有商代晚期流行的風格，口沿上立著雙柱，牛首形鋬（pàn，器物上備手把握的部分）下的外壁鑄有族徽和日名“羊羊父辛”，或許正是早年參加滅商戰爭擄獲的戰利品。

人頭形青銅器戟

涇伯墓中出土人頭形青銅器戟是甘肅省博最受歡迎的文物之一，在2022年舉行的網絡取名征集活動中被網友命名為“給我一個吻”，這是為什么呢？原來這件青銅戟頂部的銎（qióng，用于安柄的孔）造型非常特殊，被塑造成一個濃眉深目、披發紋面的男子頭像，很可能表現的是獫狁戰俘的形象。這名男子雙唇微啟，表情好似正作親吻狀，所以收獲了“給我一個吻”這個化干戈為玉帛的網名。這件人頭形青銅器戟，正是周代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民族沖突與互動的歷史見證。

人頭形青銅器戟局部（圖源：甘肅省博物館）

前幾天在寶雞，我見識了秦都雍城的恢宏壯麗，而在從周初被迫遷徙到西周滅亡的漫長時間里，秦人一直是僻處西戎、為周王朝戍邊的弱小部族。直到犬戎殺周幽王，秦襄公率軍救周，護送周平王東遷洛陽，秦才正式被封為諸侯。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周平王拿不出什么像樣的酬勞，只能許下空頭支票：“戎狄無道，侵奪了本是周朝京畿的岐、豐之地，秦國要是能趕走戎人，就將岐山以西之地作為你們的封地。”從此，歷代秦公西攘戎狄，東出關中平原，逐漸融入了華夏文化圈，甚至在某些方面繼承了周文化的正統，最終一統天下。

史籍記載，秦本居西犬丘，位于今天的甘肅省禮縣，上世紀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這里發掘了大堡子山遺址，發現數座春秋時期的秦公大墓。作為在秦國早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君主，秦襄公死后“葬西垂”，大堡子山遺址便是秦國早期都城西垂（西犬丘）的所在地。大堡子山城址是一個依山而建、由夯土城墻環繞的堅固城池，經過科學發掘的2座秦公大墓位于城內北部，編號為M3的墓應該就是一代明君秦襄公之墓，附近還有大型建筑基址和祭祀遺跡，整個遺址年代屬于春秋早中期。

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分布圖（摘自李峰《禮縣出土秦國早期銅器及祭祀遺址論綱》）

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早年遭到嚴重盜掘，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許多珍貴的文物流散海內外。1995年春，禮縣大堡子山出土的四件青銅列鼎和兩件青銅簋出現在香港文物市場上，是屬于某位秦國國君的重器，上海市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當即花重金買了回來。青銅鼎年代屬春秋早期，獸首蹄足，腹飾竊曲紋，立耳外側作鱗紋，內壁鑄銘文“秦公作鑄用鼎”6字，記秦公作此器自用。列鼎的發現，表明當時的秦國接受了周代用鼎制度，正在走上學習禮樂文明的進程。

秦公鼎（上海博物館藏）

秦國先祖非子在犬丘放牧，因善于養馬受到周孝王的賞識，成為秦國始封君，號稱秦嬴。秦人早年與戎狄雜處的歷史，使他們的文化面貌與草原文明產生了密不可分得了聯系。2015年，另一批因盜掘而流失的禮縣大堡子山秦國墓地出土文物回歸祖國，在中法兩國政府的積極溝通協調下，法國吉美博物館將新購的得的32件金箔無償歸還給中國。

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出土的金箔

青銅時代，北方草原文化的金銀器工藝獨具特色，“戎狄薦居，貴貨易土”，由于流動性極強，草原民族和中原各諸侯國之間發展出了成熟的貿易網絡，秦、晉等與戎為鄰的西部諸侯國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法國歸還的這些金箔很可能原為車馬飾件，鴟鳥形、羽瓣形、云紋金飾片，造型奇特，制作精美，歷經數千年黃土塵埋，依舊熠熠生輝，展現了秦國公室的富有和強大實力，也反映了嬴秦與戎人友好交流、積極學習草原文化金銀器技藝的歷史進程。

隋唐絲綢之路：萬里通西域

在黃河的濤聲里溯洄時光，從彩陶文化的晨曦初綻，經周秦先祖的禮樂金戈，至旌幟獵獵的漢家陽關，這趟溯源華夏根脈的文明航程終于駛入了那最令人心馳神蕩的盛唐氣象。在“甘肅絲綢之路文明展廳”中，我們與隋唐時代最璀璨的遺珍相遇：大云寺舍利石函靜默述說著佛教東傳的莊嚴脈搏，吐蕃馬具金飾折射出高原帝國與中原王朝的激烈碰撞與微妙交融，而那光華流轉的東羅馬鎏金銀盤，更如一面跨越歐亞的寶鏡，映照出“無數鈴聲遙過磧”的絲路繁華。此刻，歷史的鏡頭驟然聚焦，這里珍存的并非僅是隋唐人眼中的西域珍玩，更承載著西域駝鈴的悠揚回響，以及一個偉大帝國向世界敞開的無盡胸襟與遠方想象。踏入此間，便是叩響了那座溝通東西、聯結古今的黃金之門。

唐胡人牽駝三彩俑

昨天尋訪的武威大云寺得名于女皇武則天的一道圣旨，見證了隋唐時期佛教在統治集團的大力支持下蓬勃發展的歷史，而涇川唐代大云寺遺址塔基地宮出土的五重舍利石函，更為武則天敕建大云寺這一重要事件提供了直接史料，是隋唐佛教文化史上的重要實物證據。石函以質地堅硬的灰色大理石雕刻而成，方形覆斗頂，上刻隸書“大周涇川大云寺舍利之函總一十四粒”，四壁陰刻千余字的《涇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銘》，紀年為“延載元年”（694年）。

大云寺舍利石函

這一年是武則天稱帝后的第四年，武周大敗吐蕃與西突厥聯軍，國力空前強盛。武則天接受“越古金輪圣神皇帝”尊號，并下令鑄造象征國際朝貢的“大周萬國頌德天樞”（銅紀功柱）。遠在西北的涇州官民同樣感受到了“神皇圣帝，地同天合，日拱辰居，川潮海納”的昌盛國運，因為他們竟在打開一座古塔的地宮時，發現了十四粒佛祖舍利！信眾們虔誠禮拜過后，用石函、鎏金銅匣、銀槨、金棺將裝有舍利的玻璃寶瓶重新封盛，選擇吉日將之重新埋入新造的舍利塔下，希望它“靈彩昭昭，歷遐劫而常現”。

大云寺舍利金棺

展柜中的石函靜默無言，周身環繞的纏枝西番蓮紋暗示著里面所藏珍寶的光彩奪目。據說1964年秋收時節，涇川縣水泉寺大隊的村民正在勞作，無意間挖出一個洞口，便上報給縣文化館。經過勘察發掘，發現此處是一座舍利塔的塔基，人們在洞內挖出一個刻有花紋和銘文的石函。原來明朝初年，一場洪水覆沒涇州古城，唐代大云寺也被沖得蕩然無存。“歷遐劫而常現”，果然如千年之前的唐朝人所祝愿的那樣，佛祖舍利歷經劫難，終于重現人間。五層舍利石函本身是佛教舍利瘞埋制度中土化的重要物證，上面所刻銘文又是研究武則天敕建大云寺這一歷史事件的寶貴資料，具有劃時代的考古價值。

大云寺舍利銅函

好景不長，公元755年唐朝發生“安史之亂”，曾屢次敗于唐軍之手的吐蕃趁機侵占河西走廊，鼎盛時期甚至短暫攻占了唐朝首都長安。吐蕃的統治給河西地區的文化面貌帶來了深刻影響，其中最引人注目者當屬甘肅省博珍藏的一批金器。在當時，吐蕃因其所處地域的便利和其政權的強勢，廣泛吸收了唐朝、粟特、波斯等中原和西域的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金銀器制作技藝。《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其地“多金銀銅錫”，豐富的礦產資源使得吐蕃的金銀器極為發達，制作精美，甚至曾作為貢品進入唐朝宮廷。如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年）征討高句麗歸國，吐蕃就曾遣使來賀，并奉獻金鵝，“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吐蕃時期的獸紋金蹀躞帶

作為古代服飾制度的重要部分，隋唐時期流行一種用玉、金、銀等材質雕成的蹀躞帶（dié xiè)，配合官服使用，最高級的一至三品官員用金玉帶銙，有十三枚帶板，以下各級官員依次用較差的材質和遞減數目的帶板。甘肅省博物館展出的一組獸紋金蹀躞帶共有13枚，依唐制屬于最高級別。由于是征集所得，并非科學發掘出土，所以我們無從得知其主人的身份。在小小的方形帶板上，吐蕃工匠鏨刻出一只牛角獸面的怪物，周圍環以三葉草紋，風格豪邁雄健，不拘一格。蹀躞帶最初就是游牧民族的實用服飾，上有帶扣方便懸掛各類隨身物件。在各種壁畫和金飾紋樣中，常常能見到吐蕃人的腰間系著蹀躞帶，這正是他們放牧游獵生活的真實寫照。

吐蕃時期的花卉紋金杏葉

旁邊一件花卉紋金杏葉同樣是吐蕃風俗的見證，杏葉是一種用于馬身裝飾的馬具，因其通常作水滴狀、形似杏葉而得名。這件花卉紋金杏葉雍容華貴，表面原本鑲嵌了各種寶石，現在大多已經脫落，只剩最下面一組，六顆較小的綠色寶石環繞中間一顆較大的紅寶石，外面再環繞卷草紋，恰似花團錦簇，巧奪天工。

杏葉使用示意圖（甘肅省博物館展板）

拂菻國，是唐代史籍對東羅馬帝國的稱呼。長安與拂菻之間有頻繁的使節和商旅交往。唐玄宗天寶年間（公元742年～756年），一位名叫杜環的文人隨軍出征大食（阿拉伯帝國），不幸被俘，隨后游歷了中亞、西亞和地中海沿岸的地區，歷經十余年，最終搭乘商船回到了祖國。他將旅途見聞寫成一部《經行記》，其中就記錄了拂菻國的風俗，如“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

東羅馬鎏金銀盤

作為甘肅省博的鎮館之寶之一，1988年在甘肅省靖遠縣發現的東羅馬鎏金銀盤可以映證杜環的見聞，是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的物證。盤內浮雕呈同心圓狀，銀質鎏金，中心是酒神狄奧尼索斯倚豹形象，外圈飾十二神頭像與葡萄卷草紋，16組葡萄藤與常春藤相互勾連，恰似心形，藤蔓間點綴以各種小動物，充滿了春天的氣息。

東羅馬鎏金銀盤局部

結束了在甘肅省博物館的參觀，離我們的航班起飛時間還有數小時。我拉上江流夜，趕到中山橋下的黃河碼頭，準備體驗此行的最后一項活動：在黃河上坐羊皮筏子漂流，親身感受黃河的波濤。

蘭州中山橋下的黃河碼頭

可惜由于趕時間心里著急，誤解了售票員的介紹，我們稀里糊涂坐上了一艘黃河快艇。小小的快船順著河水而下，船頭破浪前行，對岸的白塔山疾速后退。在風浪的沖擊下，船底猶如在沙地上跳躍著前行。轉彎時船身側傾，這時只要一伸手便能掬起一捧黃河之水。離船登岸，在碼頭上不舍地望著滔滔河水，我轉向江流夜說：“剛剛我寫了一首《初發蘭州呈肖老師》，也算是此次旅行的總結吧。”說罷，面對黃河吟誦了這首詩：

瀚海孤云憶蜀聲，黃河萬里下金城。隴頭回望祁連雪，不及先生送我情。

江流夜高興地答道：“好啊，今天也算實現‘黃河萬里下金城’了！”

圖片 ｜ 黃君度、杜廣磊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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