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悲劇告訴咱們，即便富士山炸了也不能收留日本人！

1948年5月15日那天，75萬巴勒斯坦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手里那把再普通不過的鐵鑰匙，竟然成了傳家寶。

那天老農鎖上門，覺得頂多出去躲個十天半個月，等槍炮聲停了就回來種地。

結果呢，這一轉身，就是整整76年的流浪。

而在那之前，那些后來把他們趕盡殺絕的人，其實是當初衣衫襤褸、在碼頭乞求一口水喝的“落難者”。

這事兒說起來，簡直就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農夫與蛇”現場版。

把時間軸拉回1917年，英國那個外交大臣貝爾福，大筆一揮寫了封信，這操作簡直神了。

他就像個慷慨的二房東，把一套明明住著人的房子，許諾給了另一個急著搬家的租客。

當時的巴勒斯坦土著完全懵圈：我們在自家地里種橄欖，怎么幾千公里外的英國人，就能決定這塊地歸誰？

隨后幾十年的劇本，堪稱“鳩占鵲巢”的教科書級演示。

你看1920年代那會兒，猶太人回來并沒有開著坦克，人家揮舞的是支票簿。

在英國人的眼皮子底下，猶太資本專門挑肥沃的平原下手，價格給的讓人沒法拒絕。

這不就是現代版的“鈔能力”嗎？

短短二十年，猶太人口從幾萬飆升到四十多萬。

等當地人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已經被擠到了這就是石頭嘎達的山地，而那些曾經看著可憐兮兮的“難民”，手里攥著全境70%的好地，還偷偷組建了哈加納這種正規軍。

所謂的“和平共處”，在實力天平傾斜的那一刻，瞬間變成了“請君入甕”。

最讓人破防的是1947年。

聯合國那個分治方案，真的就是按著巴勒斯坦人的頭在地上摩擦。

猶太人當時才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地契只有7%，結果一劃拉，分走了56%的領土，還全是沿海黃金地段。

阿拉伯人剛想反抗，代爾亞辛村的一百多口人就被屠了，這招殺雞儆猴直接嚇跑了70多萬人。

曾經那個“只想有個家”的卑微請求，最后變成了要把原住民趕盡殺絕的擴張現實。

咱們把目光從地中海收回來，看看最近網上炒得火熱的“富士山噴發”話題。

這劇本是不是有點眼熟？

當大洋彼岸有人在網上帶節奏，說什么“日本沉沒，中國理應接收”，這股道德綁架的味兒，隔著屏幕都能聞到。

咱們必須得清醒點，一億多人的遷移，絕不是家里多擺幾雙筷子的事兒。

這是一整個高度發達、而且排外性極強的社會體系的整體平移。

這就不得不提個冷知識。

上世紀20年代，20多萬日本人移民巴西。

這幫人去了之后，根本不像其他移民那樣入鄉隨俗，而是搞了個“國中之國”。

建日本學校、只說日語、嚴禁跟當地人通婚，甚至還搞出了“臣道聯盟”這種極端組織。

日本投降的時候，他們居然把承認戰敗的同胞當成“國賊”給暗殺了。

巴西政府后來頭都大了，不得不下狠手整治。

這種“富士山效應”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排異反應，不管走到哪，他們首先想的不是融入，而是怎么把新家變成舊家。

連地廣人稀的巴西都差點消化不良，咱們面對一個到現在還在美化侵略、死不認錯的鄰居，憑什么去賭他們的善意？

這里面的邏輯其實很硬：國家主權不是過家家，人道主義也不能變成引狼入室的“開門主義”。

咱們中國不是沒有胸懷，當年抗戰勝利，確實留用過林彌一郎那樣的日本技術人員。

但那是建立在嚴格甄別、徹底改造，并且完全服從咱們領導的前提下的。

那是勝利者對戰敗者的利用，絕對不是無底線的接納。

如果富士山真炸了，作為鄰居，中國肯定第一時間送帳篷、送藥、派醫療隊，這是大國擔當，是對命的尊重。

但也僅此而已。

任何想通過賣慘來搞大規模移民的企圖，門都沒有。

我們可以給救援，但絕不能給國土。

別忘了，咱們身后站著的是南京城下三十萬死難的同胞，那是被刺刀挑開的傷疤，到現在還隱隱作痛呢。

回頭再看看巴勒斯坦，那些在難民營里出生、老去的幾代人，正在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在生存空間的問題上，退一步不是海闊天空，而是萬劫不復。

在這個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啥的時代，同情心要有，但絕不能當冤大頭。

不管是百年前的那封信，還是今天網上的喧囂，都在提醒我們：守好自家的屋頂，比啥都重要。

畢竟這片地，是先烈們拿命換回來的，咱們只有守護權，沒有送人權。

那把1948年的鑰匙至今還掛在老人的脖子上，雖然那把鎖連同房子，早在76年前就被推土機鏟平了。

參考資料：

伊蘭·帕佩，《巴勒斯坦種族清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約翰·B·高特，《巴西日本人移民史》，圣保羅大學出版社，1992年。

薩義德，《東方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