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首位臥底51年蒙冤，臨刑陳賡回信出人意料

1951年春，南京市人民法院。

這一天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空氣仿佛都被凍住了。

被告席上癱坐著一個小老頭，面容枯槁，渾身哆嗦，活像一只被逼到墻角的過街老鼠。

就在剛才，審判長鞠華重重地敲下了法槌，宣讀了那個令他魂飛魄散的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這判決冤嗎？

在當時看來，一點都不冤。

這老頭名叫楊登瀛，化名鮑君甫。

在檔案里，他是國民黨中統的高級特務，當過臭名昭著的“反省院”院長，那可是專門對付共產黨人的地方。

這么一個滿身是“黑歷史”的人，拉出去槍斃五分鐘都值的。

法警走上前，冰冷的手銬剛碰到他的手腕，這個已經被嚇得半死的小販突然像觸電一樣，爆發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求生欲。

他死死扒住被告席的欄桿，手指節都發白了，扯著破鑼嗓子聲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句話：

“我不是特務！

別殺我！

我要見陳賡！

陳賡將軍能證明我是共產黨的人！”

這一嗓子，把全場人都喊懵了。

大家面面相覷，覺得這老頭是不是瘋了。

一個是人人喊打的國民黨老牌特務，一個是戰功赫赫的解放軍兵團司令員、赫赫有名的大將，這兩個名字放在一起，簡直就是笑話。

這就好比一只耗子說自己是貓的拜把子兄弟，誰信啊？

但審判長鞠華是個謹慎的人，他看著楊登瀛那雙絕望又篤定的眼睛，心里咯噔一下。

萬一呢？

就是這一念之差，不僅救下了一條命，更牽出了一段被塵封在上海灘十里洋場下的驚天秘聞。

幾個月后，一封加急公函從北京送達南京，落款赫然寫著：陳賡。

信里的內容，讓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涼氣。

陳賡不僅確認了楊登瀛的身份，更披露了一個令人咋舌的事實：這個國民黨大特務，不僅是我黨的“線人”，更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發展的中央特科“王牌臥底”。

這劇情，電視劇都不敢這么拍，但歷史往往比小說更狂野。

要把這事兒捋清楚，咱們得把時針撥回1928年的上海。

那時候的上海灘，那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特工的修羅場。

楊登瀛這人，履歷漂亮得不像話：早稻田大學畢業，精通日語，是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身邊的紅人，更是當時上海警備司令部和外國巡捕房之間的“超級聯絡員”。

這不就是妥妥的人生贏家嗎？

穿著西裝，喝著咖啡，出入名流宴會，手里還要權有權，要錢有錢。

可誰能想到，這樣一個“黨國精英”，骨子里卻是個對國民黨腐敗透頂感到絕望的憤青。

他看著國民黨內部的傾軋、對老百姓的盤剝，心里那叫一個憋屈。

就在楊登瀛迷茫得不知所措時，他的老鄉、也是我黨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陳養山，敏銳地嗅到了機會。

經過幾次徹夜長談，楊登瀛做出了改變一生的決定：跟共產黨走。

這消息傳到中央特科，周恩來當機立斷，派出了最著名的“特科紅隊”負責人陳賡與他對接。

有些人身在光明里，心卻爛透了；有些人身在黑暗里，卻死死守著那點光。

這里有個細節特別有意思，完全顛覆了大家對地下黨的認知。

通常我們覺得地下黨都是艱苦樸素，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

但在楊登瀛身上，組織上下了血本。

為了幫他坐穩國民黨“特務高層”的位置，陳賡不僅給他配了專門的保鏢（其實是地下黨聯絡員），甚至專門撥款給他買了一輛嶄新的小汽車。

各位，那是1928年啊，全上海也沒多少輛私家車。

這輛車一開，楊登瀛的“排面”立馬拉滿。

國民黨的高官們一看：嚯，這老楊混得可以啊，實力雄厚！

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最核心的情報，就這樣源源不斷地坐著共產黨買的車，送到了陳賡的手里。

這也算是那個年代最早的“帶資進組”了。

楊登瀛這個雙面間諜當得有多成功？

說個最經典的“騷操作”。

為了應付上面，陳賡和楊登瀛商量了一出“苦肉計”。

我黨專門在租界布置幾個無關緊要的假據點，放上幾本無關痛癢的宣傳冊，然后讓楊登瀛帶人去“破獲”。

每次楊登瀛一抓一個準，國民黨高層陳立夫、張道藩對他信任得五體投地，甚至覺得他是“黨國干城”，簡直就是特務界的楷模。

殊不知，每當國民黨真正要抓捕我黨核心人物時，楊登瀛總是第一時間把情報送出去。

這就像是在敵人心臟里安了個起搏器，跳不跳，全看我們心情。

但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楊登瀛最高光的時刻，也是最驚險的時刻，發生在1931年。

他利用自己在巡捕房的特殊關系，以“專家鑒定”為由，帶著另一位特工劉鼎（這可是后來的軍工泰斗），大搖大擺地進了巡捕房。

這波操作簡直神了。

等到國民黨特務興沖沖地來接收“罪證”時，打開箱子一看，傻眼了。

里面全是些晦澀難懂的社會學草稿，看都看不懂。

最終，關向應被當作“激進學者”給放了。

這一手“偷梁換柱”，簡直是特工史上的教科書級案例。

悲劇還是發生了。

1931年4月，那個改變了中共黨史的叛徒顧順章出現了。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無數同志犧牲。

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夜晚，陳賡冒死找到楊登瀛，對他說了一句掏心窩子的話：“你身份肯定暴露了，趕緊撤吧！

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這時候，楊登瀛做出了一個令現代人難以理解的選擇。

他看著陳賡，竟然拒絕了。

他說：“我有張道藩這層關系，他們不敢殺我。

如果我現在走了，這條線就徹底斷了?！?/p>

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一種近乎賭徒般的孤勇。

他想賭一把，賭自己還能為黨做點什么。

可惜，他低估了政治斗爭的殘酷。

兩天后，楊登瀛被捕。

雖然他在獄中受盡折磨，始終沒有吐露陳賡等人的去向，一口咬定自己是冤枉的。

靠著國民黨內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他確實保住了一條命，但從此被邊緣化，直到解放前夕徹底淪為一個在街頭擺攤維持生計的小販。

如果不是1951年那封充滿正義感的舉報信，如果不是他在刑場前的絕地呼喊，如果不是陳賡將軍重情重義的一紙證明，這個曾在上海灘呼風喚雨、實際上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雙面人”，恐怕早已化作雨花臺下的一縷冤魂，背負著“大特務”的罵名永世不得翻身。

楊登瀛的故事，其實是那個大時代無數隱蔽戰線英雄的縮影。

他們游走在黑白之間，承受著最大的誤解，用最奢華的偽裝，做著最危險的工作。

陳賡的回信救了他一命，這不僅僅是對一個老朋友的營救，更是共產黨人對歷史真相的尊重。

后來，楊登瀛雖然沒有恢復黨籍（因為他從未正式入黨），但政府一直按起義人員對待他，每個月給他發生活補貼，讓他安穩度過了晚年。

1969年，楊登瀛因病去世，終年76歲，走的時候很安詳，也算是善終了。

參考資料：

穆欣，《陳賡大將》，新華出版社，2008年。

楊威，《隱蔽戰線春秋書》，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

南京市檔案館，《鮑君甫（楊登瀛）歷史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