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擺攤賣餛飩，女同學天天賒賬，她紅臉：想免費吃一輩子

1992年的夏天，熱浪裹著蟬鳴漫過小城的街巷。我推著父親留下的破舊三輪車，在城東夜市支起了餛飩攤。車轱轆轉動時“叮叮當當”的聲響，成了那個夏天最頻繁的背景音。那年我十九歲，高考落榜，母親久病纏身，還有個上初中的妹妹要養。父親病逝前把車鑰匙塞進我手里，說：“浩子，餿主意不如餛飩攤實在，這手藝傳你了，餓不著。”擺攤，成了我唯一的出路。

我的餛飩攤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三輪車架改造的灶臺上，架著一口永遠熱氣騰騰的大鍋，旁邊擺著幾張折疊桌和塑料凳。每天傍晚五點出攤，凌晨一點收工，日復一日。豬肉芹菜餡的餛飩，皮薄餡足，湯頭是用豬骨慢熬的，出鍋時撒上一把蝦皮、紫菜和蔥花，五毛錢一碗，靠著實在的味道，生意還算過得去。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我低頭飛快地包著餛飩，額頭的汗珠滴在雪白的餛飩皮上，暈開小小的濕痕。“老板，來碗餛飩。”清亮的女聲在攤前響起，帶著些許猶豫。我抬起頭，瞬間愣住了——站在眼前的女孩，穿著洗得發白的碎花裙子，兩條麻花辮垂在肩頭，眼睛亮得像夏夜的星星。

是李秀茹，我們高三時的校花。高考后聽說她考上了省城的師范學校，沒想到會在我的餛飩攤前遇見。“李秀茹？”我脫口而出，手忙腳亂地擦了擦手上的面粉，圍裙上的油漬格外顯眼，尷尬得不知該往哪兒放。她怔了怔，仔細打量我一番，忽然笑了，兩個淺淺的酒窩在臉上綻開：“劉浩？是你啊！我說怎么看著眼熟。”

她比高中時更明艷了，笑容卻依舊干凈。“坐吧，餛飩馬上好。”我簡短地應著，低頭加快了包餛飩的速度。那天晚上，她安安靜靜地吃了一碗餛飩，付錢時卻翻遍了全身的口袋，臉頰漸漸漲得通紅。“對不起，我錢包好像忘帶了……”她聲音細弱，帶著歉意。“沒事，算我請你的。”我揮揮手，沒當回事。可她卻堅持：“那怎么行，我明天一定還你。”

第二天晚上，她果然準時來了，遞上五毛錢，又要了一碗餛飩。吃完后，她再次翻找口袋，表情比昨天更窘迫：“劉浩，我……我能再賒賬嗎？”她低下頭，聲音輕得像蚊子叫。“當然可以。”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從那天起，她幾乎每晚都來，每次都賒賬。我總會悄悄多給她加幾個餛飩，她總是擺擺手說夠了，卻總能把碗吃得干干凈凈，連湯都不剩一滴。

夜市里的熟客開始打趣我：“浩子，那漂亮姑娘是不是對你有意思啊？天天來吃餛飩。”我只是笑著搖頭，繼續低頭包餛飩，心里卻泛起了漣漪。高中時，我和她不同班，她是文科班的尖子生，我是理科班的中游生。她是眾星捧月的校花，我是角落里的普通男生，唯一的交集是一次在圖書館，她問我借橡皮擦，我緊張得把整塊橡皮都塞給了她。如今，她成了我灰暗生活里唯一的一抹亮色。

七月中旬的一個雨夜，客人寥寥無幾。她吃完餛飩后沒有立即離開，坐在攤邊的雨棚下，看著淅淅瀝瀝的雨絲發呆。“今天雨大，等會兒再走吧。”我遞過一把塑料凳。她點點頭，沉默了許久才開口：“劉浩，你為什么不去復讀？你數學那么好，再考一年肯定能上大學的。”

我攪拌著鍋里的湯，苦笑著搖頭：“家里情況不允許。我媽身體不好，妹妹要上學，我得掙錢。”她沉默了片刻，輕聲說：“其實，我知道你家里的事。班主任說過，你父親去世后，你本來能上重點班的，是因為要照顧家里，成績才下滑的。”我驚訝地看著她，她卻避開我的目光，繼續說：“我考上師范，是因為學費全免還有補貼。我爸工傷癱瘓，我媽在紡織廠掙不了多少錢，還有兩個弟弟要養，我家的情況，可能比你還糟。”

我瞬間明白了她天天賒賬的原因。“所以你看，我們其實差不多。”她笑了笑，笑容里滿是苦澀。那一夜，我們聊了很多。她告訴我，她白天做家教，晚上幫人抄寫文件，每天忙得連軸轉。“那你為什么還天天來吃餛飩？”我問。她臉紅了，支吾道：“因為……因為好吃啊，而且這里離我家近。”我知道她在撒謊，卻沒有戳破，有些心意，心照不宣就好。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在記賬本上“李秀茹”的名字后面，畫滿了密密麻麻的正字。她偶爾會還一部分錢，卻很快又會欠更多。八月初，夜市管理處要收管理費，我手頭拮據，正愁眉不展時，她來了。“聽說要收管理費了？”她直接問。我點點頭，往鍋里下著餛飩。她默默吃完，從口袋里掏出一個手帕包，一層層打開，里面是一疊皺巴巴的零錢。

“這里是二十塊，我最近做家教掙的，先還你一部分。”她把錢遞過來。看著那些毛票和硬幣，我心里五味雜陳——這二十塊錢，對她來說不知要熬多少個夜晚。“不急，你先留著用。”我把錢推回去。她卻固執地塞進我的圍裙口袋：“我不能一直欠著。”我忍不住握住她的手，又立刻松開，她的手很涼，手指纖細。“劉浩，你人太好了。”她低下頭，聲音輕輕的。

那天收攤后，我輾轉難眠。凌晨三點，我找出高中畢業照，照片上的李秀茹站在第二排中間，笑容燦爛；而我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表情僵硬。兩個世界的人，竟因為一碗碗餛飩有了交集。八月十五日是我的生日，我沒告訴任何人。母親給我煮了長壽面，妹妹用零花錢買了塊小蛋糕。晚上出攤時，李秀茹比平時來得晚，手里提著個小袋子。“生日快樂。”她笑著說。

我愣住了：“你怎么知道？”“你妹妹告訴我的，前天去你家附近做家教碰見她了。”她遞過一個簡單的盒子，“不是什么貴重東西，別嫌棄。”我打開一看，是一條灰色的手織圍巾。八月的天氣送圍巾，看似不合時宜，我卻懂她的心意——這圍巾里，藏著她無數個夜晚的心血。“謝謝，我很喜歡。”我喉嚨發緊。那天她幫我收拾碗筷、擦桌子，客人們曖昧的目光讓我既尷尬又竊喜。臨走時，她輕聲說：“劉浩，九月我就要去省城上學了。”

我的心瞬間沉了下去。是啊，她是要去大城市的人，遲早會離開這個小城。“那很好啊，省城機會多。”我故作輕松。“我會想你的餛飩的。”她小聲說。“隨時歡迎回來，永遠免費。”我脫口而出。她抬頭看我，眼睛在燈光下閃閃發亮：“這可是你說的。”

八月的最后一周，她幾乎每晚都來。我們聊校園生活，聊未來打算。她說想當老師，幫家境困難的孩子；我說想把餛飩攤做大，開個小店。“到時候我來吃，給我打五折。”我開玩笑。“不是說好免費嗎？”她狡黠地笑。“對，免費，一輩子都免費。”我認真地說，她的臉瞬間紅了。

八月三十日，是她告別的最后一晚。她依舊穿著那條碎花裙子，領口已經有些磨損。“明天早上的火車。”她聲音帶著哽咽。我給她下了一碗餛飩，比平時多一倍，還悄悄在碗底藏了個荷包蛋。她吃得很慢，仿佛要把每一口都刻在記憶里。“我一共欠你多少錢？”“四十八碗，二十四塊。”她數出二十四塊錢放在桌上：“賬還清了。”

我沒有收錢，而是把記賬本推到她面前：“你看，這里除了正字，還有別的。”她疑惑地翻看，發現每一頁空白處都有我的涂鴉：小花、笑臉、短句。最后一頁，畫著一碗熱氣騰騰的餛飩，旁邊寫著：“李秀茹的專屬座位，永遠保留。”“劉浩……”她眼眶紅了。“錢你拿回去，賬還沒清。”我深吸一口氣，鼓足勇氣，“你欠我的是時間——四十八個晚上的陪伴、傾聽。這些，用錢還不了。”

夜市的嘈雜仿佛瞬間遠去。“那我怎么還？”她聲音發顫。“用更多的時間，一輩子，夠不夠？”我直視她的眼睛。她呆呆地看著我，眼淚滑落卻笑著說：“你這是在耍賴。”“對，我就是耍賴。”“那……同意還款計劃：用一輩子慢慢還。”她拿起筆，在最后一頁畫了個小愛心，紅著臉說：“想免費吃一輩子餛飩，這個理由夠不夠？”“夠，太夠了。”我笑了，感覺整個世界都亮了。

第二天，我去火車站送她。人潮擁擠中，她在檢票口回頭揮手：“我會寫信的！”“我等你！”我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之后，我們每周一封信，從未間斷。她寫大學生活的新奇，我寫夜市的趣事。1992年冬天，我攢錢去省城看她，給她帶了條紅圍巾，她圍上時，眼睛亮得像星星。

寒假她回來，成了餛飩攤的“老板娘”，招呼客人、收錢找零，熟練又自然。熟客們打趣要吃喜糖，我們相視而笑。1993年春節后，我用攢下的錢盤了個十平米的小店，取名“秀茹餛飩館”，她又哭又笑：“太土了。”“但真實，沒有你就沒有這家店。”

1995年夏天，她大學畢業回小城當老師，我們結婚了。婚禮簡單溫馨，夜市的老顧客都來了，說我們是“一碗餛飩定終身”。婚后，餛飩館生意越來越好，開了分店；她成了優秀教師，后來還當了校長。1998年，女兒劉思茹出生，我們教她包餛飩，哪怕她包得奇形怪狀。2002年，我們買了房，搬家時翻出那本泛黃的記賬本，字跡依舊清晰。

如今三十年過去，餛飩館已成全省連鎖品牌，她也退休了，女兒幫著打理生意。偶爾，我們會回到最初的小店，親自給老顧客包餛飩。他們還會打趣：“李校長，當年是不是早就看上浩子了？”她總笑著說：“我是看上他的餛飩了，想免費吃一輩子。”而我會補充：“結果把自己一輩子也搭進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故事，始于1992年夏夜的一碗五毛錢餛飩，延續至今，溫暖如初。原來愛情從不需要驚天動地的誓言，只需每晚為你留一碗熱湯，無論風雨貧富，相守一輩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