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針鋒相對兩股力量究竟是在何處、以何種方式被培育出來的？

朋友們，如今我們總能刷到這樣的視頻：精英階層的子女宣稱自己不會回國，理由無外乎是某個熱帶國家的明媚風光，或是某座海外大都市的繁華景象。

看到這類內容，觀者的反應不外乎兩種 —— 要么心生羨慕，要么滿腔憤慨。

不久之后，我們又在網絡上看到一則消息：一位英國王子出版了回憶錄，書中描述了英國私立精英學校里一套嚴苛到近乎殘忍的教育體系。

想必大家都能發現，這兩幅圖景截然不同。而我們也由此意識到：是時候該認真思考下一代的成長與發展問題了。

要讓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知步入正軌，就必須弄明白當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并回顧歷史。

于是，一連串的問題接踵而至：

為了搞清楚我們如今究竟得到了些什么 “實質性的東西”，不妨拼湊起我們觀察世界所得的一些零散片段。

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不同力量的交融，不如說是它們之間的對立。

盡管我國不少精英階層的子女，早已在海外落地生根。

這些孩子，大多就讀于私立寄宿學校。

需要事先說明的是，以下所述僅為我的客觀見聞，是基于事實的陳述，純屬旁觀者的視角。

曾幾何時，我在盧布廖夫卡的一戶富裕人家工作，有機會接觸到不同年齡段的孩子。這戶人家共有三個孩子。

大女兒當時正在國外的一所私立學校就讀，在我任職期間，她幾乎已經讀到了畢業。這個女孩過得十分煎熬。要知道，在我們這里，富裕家庭的教育方式往往 “與常態有所不同”。

為了能在這所精英學校站穩腳跟，這個女孩必須去拉攏一個出身普通、家境不算優渥，但卻十分能干的男孩 —— 沒人知道他是通過什么門路被送進這所英國學校的。

要知道，進入這類學校的學費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很多人都會選擇以情侶的名義結伴去海外求學：一個家庭支付費用，兩個孩子一起入學，相當于一人 “帶” 兩人讀書。

從這戶家長在電話里的嘶吼聲中，就能聽出他們內心的焦慮 —— 電話那頭滿是哄勸，甚至夾雜著威脅，只為讓女兒乖乖聽話。但這一切，收效甚微。

為了培養女兒，為了這個 “教育項目”，這戶人家投入了多少資金？

答案是：不計其數。

家里還有兩個年紀更小的孩子。

我當時負責輔導家里的男孩備考羅蒙諾索夫中學 —— 他的姐姐已經從這所學校畢業，二姐則正在該校就讀。

班里很多孩子都一心想擠進精英學校，可真的到了那里，不出一周就哭著鬧著要回家。

大人們先是好言相勸，接著又懇求他們體諒父母的不易，最后便提醒他們想想家里為此投入的巨額資金……

有些孩子最終被送回了國，回國后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學校，在家里，傭人更是對他們有求必應，想方設法滿足他們的一切任性要求。

從當下孩子們的抱怨來看，我聽到了不少對這類學校的不滿：

我們第一反應往往是：這孩子太可憐了。

可若是在家里，他們大可以賴在床上，隨口一句 “給學校打個電話，就說我不舒服，今天不去上學了” 就行。

一個女孩回國后，就說出了這樣的話。她的生活，又回到了從前的軌道。

她確實是個聰明伶俐的好姑娘，可在那種眾星捧月、傭人隨叫隨到的環境里，人很容易變得消沉頹廢。一代又一代，就這樣催生出了一個全然不同的群體。

富裕家庭的傭人，其實見過、聽過不少遠比這更離譜、卻又看似無傷大雅的事情。

但換個角度想，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有可能陷入這樣的境地，漸漸偏離正常的人生軌道。

這里所說的 “正常軌道”，指的是什么？

是讓我們認清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的基本準則。

這個世界上，針鋒相對的兩股力量究竟是在何處、以何種方式被培育出來的？

翻看那位英國王子的回憶錄我們會發現，在俄羅斯，也曾有過類似的封閉式教育機構。這種教育模式，在我國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 40 年代。

從王子的回憶錄中我們還能得知，在這些 “上流社會專屬” 的學校里，霸凌現象屢見不鮮，體罰更是家常便飯；老師們對此視而不見，不會主動介入調解學生間的矛盾，而是將成長的權利交還給青少年，讓他們在親身體驗中摸索認識世界的方式。

這類學校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 —— 橄欖球是必修課，這項運動在學校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橄欖球的球，必須是橢圓形的。

它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球，更被視作 “龍蛋”—— 這個圖案，還出現在了某些國家的國徽之上。

青少年們在這項對抗激烈的運動中，學會了團結協作，錘煉了團隊作戰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也成為了他們日后步入社會、打拼事業的重要基石。他們正是以這樣一個團隊的姿態，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的。

在蘇聯時期，斯大林也曾下令建立過類似的學校。

這便是以А.С. 馬卡連柯的名字命名的教育機構，我們都讀過他的鴻篇巨著《教育詩》。

馬卡連柯創辦的學校曾多次被關停，他的教育理念也飽受抨擊，他本人更是屢遭排擠，輾轉多地。

我們所處的世界，遠非盡善盡美。如今有觀點認為，А.С. 馬卡連柯研究借鑒了國外的教育方法，并將其與本國的教育實踐相結合，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教育體系。

（配圖：А.С. 馬卡連柯與他的學生們）

或許，這種教育模式并非為我國所獨有？

如今有說法稱，在 20 世紀 40 年代以前，蘇聯的這類學校被稱作 “內務人民委員部學校”。

而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正是我們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我們的教育體系，為最終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可如今的情況，又如何呢？

這樣的教育機構，如今是否依然存在？在這個時代轉型的關口，我們究竟應該教給孩子們些什么？

我們是否有必要對比不同國家的教育模式？

做這種對比的意義又何在？

這些問題，正是當下亟待探討和解決的。

（配圖：馬卡連柯與學生們，出自《教育詩》一書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