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禁止在俄境內執行外國和國際刑事法院裁決：釋放了什么信號？

普京禁止在俄境內執行外國和國際刑事法院裁決：釋放了什么信號？

作者：黃埔少俠 總第：九百四十二期

克里姆林宮簽署的一項新法律文件，正將俄羅斯與國際司法體系的對抗從外交辭令升級為國內立法，國際刑事法院的通緝令在莫斯科成為一張法律意義上的廢紙。

普京簽署的這項法律明確規定：未經俄羅斯參與，由其他外國政府賦予刑事司法權限的外國法院裁決，以及管轄權不基于俄羅斯參與的國際條約或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國際司法機構裁決，不得在俄羅斯境內執行。

一、俄羅斯樹立保護國民的法律屏障。

2025年12月2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一項聯邦憲法法律修正案，為俄羅斯筑起了一道法律屏障。

這項名為《關于對〈俄羅斯聯邦司法體系聯邦憲法法律〉第6條進行修訂》的法律，明確禁止在俄羅斯境內執行特定類型的外國法院裁決。

俄法律條文精心劃定了兩個禁區：一是外國法院行使刑事管轄權的裁決，如果這種權力是由其他國家在俄羅斯未參與的情況下授予的；二是國際司法機構的裁決，如果其管轄權不是基于俄羅斯簽署的國際條約，也不是基于聯合國安理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通過的決議。

這意味著，俄羅斯將自己不承認的司法裁決徹底擋在了國門之外，從法律層面消除了這些裁決在俄境內產生任何效力的可能性。

二、直接回應：為俄羅斯建立保護盾牌。

這項法律的簽署時機和內容都顯示出極強的針對性。歐美媒體和觀察家普遍認為，這是俄羅斯對近期一系列國際法律行動的直接回應。

2023年3月，總部位于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出逮捕令，俄羅斯已于2016年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并稱ICC的決定“令人發指”，指控內容失實。

2025年6月，烏克蘭與歐洲委員會人權機構簽署協議，為設立特別法庭奠定基礎。同年12月，歐洲更是啟動了“烏克蘭國際索賠委員會”，旨在確保基輔獲得俄羅斯攻擊造成的數千億美元損失賠償。

普京簽署的法律正是在這一系列事件后迅速出臺的。它不僅針對ICC的通緝令，也預判并阻止了未來可能出現的類似法律行動在俄羅斯境內產生任何實際影響。

三、俄羅斯主權宣示：任何涉及內部決定，都需要俄羅斯參與。

從更深層次看，這項法律是俄羅斯在當前國際環境下的主權宣示。

俄烏沖突爆發后，俄羅斯面臨歐美國家的全方位制裁和孤立。在法律領域，俄羅斯認為這些行動標志著針對俄羅斯的“法律侵略”進一步升級。

俄羅斯試圖通過國內立法，重新定義自己與國際司法體系的關系。法律條文強調“未經俄羅斯參與”和“不基于俄羅斯參與的國際條約”這兩個前提條件，實際上是在主張一種基于明確同意的有限司法管轄權。

這種立場反映了俄羅斯對當前國際司法體系的不信任和抵制。

四、國際規則制定與大國博弈：俄羅斯不會接受其未同意的司法管轄。

普京簽署這項法律，不僅是為了應對眼前的ICC通緝令，更是大國博弈背景下的戰略選擇。

在國際刑事法院表示即使未來俄烏達成和平協議，也不會撤銷對普京的通緝令后，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復雜。ICC副檢察官明確表示，除非聯合國安理會正式出面叫停，否則不會撤案。

這一表態將司法追責與政治和談之間的矛盾直接擺上了臺面。ICC雖然發出通緝令，但本身缺乏執行機制，必須依賴成員國配合。而俄羅斯作為非成員國，本就無義務執行ICC的逮捕令。

普京簽署的法律，實際上是將這種“無義務執行”的狀態正式化和制度化。它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俄羅斯不會接受其未同意的司法管轄，也不會配合其認為非法的國際法律行動。

五、干涉與反干涉：俄羅斯面臨復雜局面。

歐美國家熱衷于推動境外法律機構和法律的行為，本質上是法律工具武器化的表現。

以美國為例，其“脅迫外交”手段包括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等機構，在其他國家推動符合美國利益的議程。在委內瑞拉，USAID被指利用援助活動干涉內政；在古巴，則被揭露創建類似推特的社交媒體網絡，暗中引入政治內容。

這種將國內法域外適用、通過國際組織和機構施加自己影響的做法，已成為一些國家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受影響國家面臨的爭議點主要集中在主權與管轄權的沖突上。

六、斗爭與抵制：面對外部的法律干涉，受影響國家采取了多種方式進行斗爭和抵制。

俄羅斯此次通過國內立法明確拒絕特定外國司法裁決的執行，是法律層面的直接對抗。類似地，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被引渡至ICC的案件也引發了關于國際司法機構與成員國關系的爭議。

菲律賓已于2019年退出ICC，但《羅馬規約》規定ICC對成員國在籍期間的犯罪行為具有管轄權。這種“延伸管轄權”與菲律賓的主權主張形成了直接沖突。

這些斗爭反映了當前國際秩序中的一個根本矛盾：全球治理需要國際合作與規則，但這些規則又往往被強國主導，引發主權國家對其公正性和合法性的質疑。

七、總結：俄羅斯與國際司法對話渠道的進一步收窄。

克里姆林宮表示，這項法律只是對現有司法體系的“技術性調整”，但歐洲委員會人權機構前官員私下承認：“這堵法律高墻的建立，標志著俄羅斯與國際司法對話渠道的進一步收窄。”

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在莫斯科成為廢紙的同時，杜特爾特被突然引渡至海牙的案例卻在提醒世界：當法律成為大國博弈的工具的時候，最終受損的是國際法治本身的權威。

2026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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