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94年，尼克松臨終前留下一句恐怖遺言：我們恐怕親手造出了一個“怪物”
一九九四年4月，就在那位曾經叱咤風云的美國前總統咽氣前沒幾天，他躺在病床上，對著這段風云激蕩的歷史，突然冒出一句讓人后背發涼的話：“我們恐怕是制造出了一個‘弗蘭肯斯坦’?！?/strong>
這話要是一般人說的也就算了，可偏偏出自尼克松之口。
要知道，這老爺子可是被西方媒體捧為“破冰者”的戰略家，當年那場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被他寫進回憶錄里吹了一輩子。
誰能想到，在人生最后的時刻，他竟然對自己最得意的外交杰作——中美關系正常化，感到后悔了。
這就值的玩味了，究竟是什么讓這位冷戰時期的反共老手，在時隔二十多年后狠狠打了自己的臉？
難道當年那場轟動世界的“破冰之旅”，從一開始就是個被嚴重誤判的巨大的坑？
這事兒吧，咱們得把日歷翻回20世紀60年代末。
別看現在的書上總說什么“中美關系正?；谴髣菟叀保谀莻€節骨眼上，尼克松看中國的眼神，那絕對不是看朋友，而是在看一張必須要打出去的“牌”。
這個時候的美國，日子過得那叫一個苦，簡直就是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
當時的局勢有多糟糕？
越戰那個無底洞，就像個貪得無厭的吸血鬼，每天都在把美國的美元和年輕人的性命往里填。
國內的反戰游行那是天天鬧，白宮外面就沒清靜過。
更要命的是，美國在美蘇爭霸的棋局里，第一次露出了敗相。
北邊的蘇聯可是咄咄逼人，勃列日涅夫手里握著的核彈頭數量正在瘋狂追趕美國，甚至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隨時準備動手。
尼克松是個絕頂聰明的現實主義者，他心里門兒清：單靠美國自己，想同時摁住蘇聯這頭熊和越南這只虎，根本沒戲。
他急需一個足夠分量的盟友來分擔火力，環顧全球，只有那個在東方屹立不倒、剛剛和蘇聯在珍寶島干了一仗的紅色中國。
但這事兒難就難在，兩個國家互相罵了二十多年，隔閡比太平洋還深。
美國這邊長期妖魔化中國，中國那邊也視美帝國主義為頭號敵人。
尼克松要是敢大搖大擺地說“我要去北京”，第二天國會就能把他彈劾了。
怎么辦？
這就得提到那場堪比諜戰大片的“波羅行動”。
1971年7月，尼克松派出了他的心腹、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對外宣稱是去南亞考察，實際上是演了一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這出戲演得那是相當逼真，奧斯卡都欠基辛格一座小金人。
基辛格到了巴基斯坦，突然在晚宴上捂著肚子叫喚，說是“水土不服”病倒了，要去山上的那提亞加利別墅靜養。
實際上呢？
他在凌晨戴著大墨鏡、裹著風衣，偷偷摸摸鉆進了一輛沒有任何標志的汽車，直奔機場。
在那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早就準備好了一架波音707。
為了保密，基辛格連那個標志性的黑框眼鏡都沒敢帶，活脫脫像個剛做完案的特工。
這一飛，就是飛越“世界屋脊”去見周恩來。
我剛查了一下當年的記錄，那一趟飛得可是驚心動魄。
中國這邊呢？
毛主席和周總理那是何等人物，早就看穿了美國人的那點小心思。
美國人急，我們不急。
當基辛格像做賊一樣落地北京南苑機場時，迎接他的是葉劍英元帥。
在隨后不到48小時的密談里，周總理展現出了驚人的外交藝術。
基辛格后來回憶說，他原本以為會遇到一群狂熱的革命者，結果遇到的是世界上最優雅、最犀利的談判對手。
周總理一方面堅持原則，臺灣問題沒得商量，美國必須撤軍、廢約、斷交；另一方面又給足了美國人面子，表示只要大方向一致，細節可以談。
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段，把基辛格這個哈佛教授折服得五體投地，甚至覺得自己以前讀的書都白讀了。
基辛格前腳剛走，尼克松后腳就迫不及待地要來“摘桃子”了。
1972年2月，尼克松的專機降落在北京。
接下來的這一幕，被無數歷史學家反復解讀：當尼克松走下舷梯，還離地面有幾級臺階時，他就遠遠地伸出了手，主動向周總理走去。
這可不是簡單的禮貌，這是精心設計的“贖罪”。
要知道，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傲慢地拒絕與周恩來握手，這個梁子結了快二十年。
尼克松這一握，不光是給中國面子，更是向全世界承認：美國人低頭了，這日子單靠自己過不下去了。
那一周，尼克松在北京過得像個明星。
他笨拙地學著用筷子夾菜，在長城上感嘆“不到長城非好漢”，和毛主席在中南海書房里談哲學。
雙方發表了《上海公報》，美國實際上承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并承諾逐步從臺灣撤軍。
表面上看，尼克松贏麻了：他成功拉攏了中國，狠狠地惡心了蘇聯一把，不僅順利從越南脫身，還憑借外交得分成功連任。
在那幾年的西方媒體眼里，這是“尼克松沖擊”，是西方外交的偉大勝利。
可是，歷史的劇本從來不會完全按照導演的意圖走。
尼克松當年的算盤打得很精：他想把中國變成對抗蘇聯的工具，變成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顆棋子。
按照他的設想，中國會因為需要美國的資金和技術，從而在這個體系里不僅依賴美國，甚至在制度上也會逐漸被美國“同化”。
他以為他打開的是一扇窗，能把美國的風吹進中國；但他沒料到，中國利用這扇窗，不僅呼吸到了新鮮空氣，還鍛煉出了強健的體魄。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并沒有像美國預想的那樣成為西方的附庸。
相反，中國借助中美關系緩和的契機，迅速打破了國際封鎖，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以此為跳板，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
中國引進了西方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但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
這只被尼克松視為“工具”的東方雄獅，在短短幾十年里，完成了西方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積累。
這就是尼克松晚年感到“后悔”的深層原因。
他是個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者，在他的認知里，要么你被我同化，要么你就是我的敵人。
他沒想到，這個世界上還有第三種可能：一個國家可以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時，依然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制度特色，并且發展得比老師還要快。
當他看到中國經濟騰飛，看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再是那個需要借力打力的配角，而是成為能夠制定規則的主角時，他心里的那種“霸權失落感”油然而生。
所謂的“弗蘭肯斯坦”，不過是西方政客對自己無法掌控事物的恐懼罷了。
尼克松后悔的不是訪華本身，而是后悔他低估了中華民族的韌性和智慧。
他以為自己在下棋，其實他只是歷史大潮中的一個推手。
當他為了美國的利益敲開中國大門時，他也釋放出了中國壓抑百年的發展潛力。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國與國之間哪有什么永恒的施舍或利用，只有實力的博弈。
尼克松的這聲嘆息，恰恰是對中國崛起最反諷、也最真實的注腳。
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走了，享年81歲。
不管他臨終前有多后悔，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去了，這車，是再也掛不上倒擋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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