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北京一婦女臨終吐露皇妃身份

1953年9月18日，北京宣武門外的亂葬崗子上，凄凄涼涼地立起了一塊木板。

那時候天剛入秋，風吹在身上已經有了涼意。

幾個穿著粗布棉襖的清潔隊工人，一聲不吭地把土填平。

沒有花圈，沒有哭喪的隊伍，甚至連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就是四塊薄板釘在一起，稍微用力點都能聽見木頭"吱嘎"亂叫。

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老婆的葬禮，寒酸得讓人不愿意多看一眼。

可誰能想到，就在這堆不起眼的黃土底下，埋著的竟然是大清國皇冊上金印紅字冊封的“淑妃”。

這事兒要是放在幾十年前，哪怕是掉根頭發都是驚動內務府的大事，結果現在，曾經的皇妃就這么靜悄悄地變成了北京城的一捧土。

就在下葬的前一天晚上，那個平日里老實巴交的丈夫傅永祥，差點沒被嚇死。

他是清潔隊的工人，一輩子沒見過什么大世面。

那只手枯瘦得像樹枝，卻死死地攥著他，費了好大勁才吐出一句話：“老傅，我對不起你…

其實我是宣統皇帝的皇妃。”

這話一出，傅永祥腦子直接就懵了。

這就好比你那個天天為了幾分錢菜金都要算計半天、跟你一塊喝棒子面粥的枕邊人，突然說自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一樣離譜。

但看著妻子那雙不再有光彩的眼睛，傅永祥知道，這是實話。

這哪里是什么臨終遺言，分明是一個女人憋了一輩子的委屈和解脫。

這簡直太小看人了。

各位試想一下，那是1931年，天津衛亂得像鍋粥。

溥儀被趕出紫禁城住在張園，周圍圍著的一幫遺老遺少整天做著復辟的夢，日本人更是在旁邊虎視眈眈，想把這群人弄去東北當傀儡。

她不是簡單的離家出走，這根本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越獄”。

前腳剛邁出大門，后腳就直奔國民飯店。

在那兒，三位民國頂尖的大律師早就等著了。

緊接著，一封律師函直接拍在了天津地方法院的桌子上。

理由寫得特別直白：“事帝九年，未蒙一幸”。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跟了皇帝九年，連個兩口子該有的事兒都沒有。

事實證明，這女人的眼光毒辣得可怕。

咱們看看隔壁的婉容，那是正宮皇后，長得漂亮吧？

結果呢？

跟著去了偽滿洲國，被日本人控制，后來吸大煙吸得人不人鬼不鬼，還跟侍衛私通，最后瘋瘋癲癲死在延吉的監獄里，連個收尸的都沒有。

這場被稱為“刀妃革命”的離婚案，在當時炸開了鍋。

最后，她拿到了5.5萬元的贍養費。

這錢聽著不少，可實際上呢？

付了律師費，給了中間人好處費，再加上接濟那幫早就破落的娘家親戚，等到1932年她回到北平的時候，手里其實沒剩幾個子兒了。

那時候她穿著陰丹士林布的旗袍，站在講臺上聲音清亮。

學生們都特別喜歡這個字寫得好、說話有條理的女老師。

可惜啊，這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

沒過多久，好事的記者就把她的底細給扒了出來。

“皇妃教書”成了北平城的特大新聞，每天學校門口擠滿了看熱鬧的人，跟看猴兒似的。

這之后，日子就像坐滑梯一樣往下掉。

為了混口飯吃，她糊過紙盒，甚至去瓦工隊當過苦力，給人遞泥灰。

一個曾經十指不沾陽春水的皇妃，竟然干起了這種粗活。

特別是在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老百姓連混合面都吃不上。

這種硬骨頭，裝是裝不出來的。

直到1947年，經人介紹，她在華北日報社當校對，這才認識了也是窮苦出身的傅永祥。

兩人結婚的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唯一的裝飾品大概就是窗戶上貼的大紅喜字。

傅永祥是個大老粗，不懂什么琴棋書畫，但他知道疼人。

反倒是這個搬運工，給了她人生最后幾年的安穩。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城的風氣那是煥然一新。

傅永祥進了清潔隊，有了固定收入。

她在黑板上教大家寫“新中國”三個字的時候，心里指不定怎么想呢。

那個曾經禁錮她、還要把中國拖入深淵的舊王朝，終于徹底成了歷史書上的灰塵；而她，作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婦女，終于可以在陽光底下大口喘氣了。

一個是皇帝在局子里學怎么當人，一個是皇妃在胡同里硬是活出了人樣。

1953年她去世的時候，只有44歲。

傅永祥把她那幾件少得可憐的遺物整理好，那是她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痕跡。

當時，她的前夫溥儀還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接受改造，正在學習怎么系鞋帶、怎么自己刷牙。

命運跟這兩個人開了個巨大的玩笑，卻又無比公平。

如果當年她沒有那縱身一躍的勇氣，中國近代史上就少了一個敢對皇權說“不”的傳奇，多了一個在偽滿皇宮里凄慘死去的冤魂。

在那塊早已找不到蹤跡的墳頭前，我們似乎能看到一個瘦弱的身影，她剪掉了發髻，脫下了旗裝，穿過民國的硝煙，雖然兩手空空，卻走得昂首挺胸。

參考資料：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64年。

王慶祥，《末代皇后與皇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