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當輕度皮疹被誘導接受萬元激光治療，當無手術指征卻被推上手術臺，故意為之的過度醫療早已超越診療過失，淪為損害患者權益的違法犯罪。現行醫療糾紛民事訴訟程序雖能提供事后救濟，但認定標準模糊、舉證門檻過高的困境，使其難以形成有效震懾。唯有將懲罰性賠償廣泛適用于醫療欺詐案件，才能刺破“過度醫療”的偽裝，守住醫療行業的底線。
醫療糾紛民事訴訟程序的遏制力先天不足。司法實踐中，過度醫療的認定依賴專業鑒定，而診療規范的模糊性讓“不必要檢查”“過度治療”難以界定，54%的相關判決書甚至未明確過度醫療的外延。患者面對專業壁壘和可能被篡改的病歷，舉證之路步履維艱，不少人因維權成本過高選擇放棄。更關鍵的是，補償性賠償僅能填補直接損失，對逐利性極強的醫療欺詐而言，違法成本遠低于收益，難以遏制其屢禁不止的沖動。
懲罰性賠償的廣泛適用是破解困局的關鍵。北京三中院的典型案例早已證明，對營利性醫療機構的欺詐行為適用“退一賠三”，能形成強力震懾——虛構三甲資質的醫美機構被判退賠24萬余元，隱瞞并發癥的機構支付三倍賠償金，這些判決讓不良機構付出了遠超收益的代價。湖北黃石首例過度醫療公益訴訟更明確，此類行為不僅侵害個體權益，更浪費公共資源，理應通過懲罰性賠償提高違法成本。
將懲罰性賠償納入醫療欺詐治理，需明確適用邊界：針對營利性機構、全自費項目中的故意欺詐行為，如虛構資質、隱瞞風險、實施無指征診療等，應直接適用；同時優化舉證規則，借鑒“醫法互動”鑒定模式，減輕患者舉證負擔。這并非否定醫療行業的專業性，而是通過法治手段剝離醫療行為的逐利異化，讓“救死扶傷”回歸本質。
醫療領域不應是法外之地，患者信任更不容肆意踐踏。完善醫療糾紛民事訴訟程序，讓懲罰性賠償成為醫療欺詐的“高懸利劍”，既保護患者權益，也凈化行業生態。唯有如此，才能讓醫療機構不敢越雷池，讓患者就醫更安心，重塑清朗互信的醫患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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