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浪潮中,斯大林與毛主席兩位領袖的互動,藏著兩種革命邏輯的碰撞。斯大林作為蘇聯的掌舵人,習慣了以蘇聯經驗為模板指導各國革命,卻始終沒能真正讀懂毛主席,這種“讀不懂”,貫穿了中國革命的多個關鍵階段。
土地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主導下,一直推崇“城市中心論”,認為革命必須依靠城市工人階級,通過武裝暴動奪取中心城市,才能最終取得勝利。他們把蘇聯的革命路徑當成唯一正確的模板,要求中國共產黨照抄照搬。可當時的中國,工業基礎薄弱,工人階級力量弱小,農村卻遍布著深受壓迫、渴望變革的農民群體。毛主席在秋收起義受挫后,毅然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帶領部隊轉向井岡山,開辟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走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這個選擇在斯大林看來完全不可理喻,他甚至直言“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覺得毛主席只是個“農民領袖”,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推行自己的路線,斯大林支持博古、李德等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領導人,讓他們在中共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博古、李德等人照搬蘇聯經驗,無視中國國情,下令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結果導致革命根據地損失慘重,“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區搞垮了百分之百”。而毛主席堅持的正確路線,卻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他本人也多次被剝奪領導權。需要說明的是,王明當時主要在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執委,并非直接在中央蘇區指揮作戰。直到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才開始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重新確立了毛主席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而中國共產黨完全擺脫共產國際的直接控制,要等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之后。
抗日戰爭爆發后,斯大林的關注點依然放在蘇聯的安全利益上。他擔心中國抗戰不力會讓日本北進威脅蘇聯,所以更信任國民黨的力量,認為只有國民黨才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對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并不看好,也不愿提供實質性援助。他還通過共產國際派王明回國,要求中共“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本質上就是讓中共放棄獨立自主,完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臨行前,季米特洛夫曾提醒王明“不要代表國際,要尊重中國實際”,但王明并未聽從。
可毛主席清醒地認識到,國共兩黨的階級立場不同,國民黨始終想削弱甚至消滅共產黨。在洛川會議上,毛主席明確提出紅軍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統一戰線中保持政治和組織上的獨立性。面對王明的右傾主張,毛主席反復強調“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堅決抵制放棄領導權的錯誤做法。這種堅持在斯大林看來,是破壞統一戰線的“左傾冒險”,卻恰恰讓中共在抗戰中保存并發展了力量,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據地,成為抗戰后期舉足輕重的力量。
解放戰爭后期,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即將渡過長江解放全中國。斯大林卻再次表現出他的顧慮,他擔心解放軍渡江會破壞雅爾塔會議劃定的勢力范圍,引發美國直接干涉,危及蘇聯利益。1949年1月,國民黨政府向蘇、美、英、法四國請求調停,斯大林多次致電毛主席,施壓要求中共同意和談,實質上是想讓中國停止內戰,維持南北分治的局面。
毛主席對這種干涉中國內政的做法極為憤怒,直接回電拒絕,明確表示“中國的內戰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的調停是“不可接受的”。他堅持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最終指揮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了全中國。就連后來米高揚到西柏坡會見中共領導人時,也證實了斯大林曾希望中共停止進軍長江的態度。而毛主席的堅決,在斯大林眼中,無疑是“不聽指揮”的表現,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后,他還懷疑毛主席是“半個鐵托”,擔心中國會像南斯拉夫一樣脫離蘇聯的控制。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親自前往莫斯科訪問,核心目的是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取代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簽訂的舊條約。可斯大林一開始根本不愿談及此事,他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不信任,想繼續保留舊條約所賦予蘇聯的特權,比如中長鐵路共管、旅順口作為蘇聯海軍基地等。毛主席1949年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簽訂條約,實際停留約兩個月,前期備受冷遇,他曾對柯瓦廖夫說:“我現在的任務是三個:吃飯、拉屎、睡覺。” 直白表達對談判進展緩慢的不滿。斯大林既不主動會見,也不提及條約問題,甚至婉拒了毛澤東希望蘇聯援助海軍空軍解放臺灣的請求,他擔心此舉會引發美蘇直接沖突。
直到國際上出現“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的謠言,斯大林才被迫改變態度。經過艱難談判,雙方最終簽訂了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同意逐步歸還中長鐵路和旅順口的主權。但談判過程中,蘇聯依然表現出的不信任,讓毛主席“一想起來就有氣”。斯大林始終無法理解,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不是蘇聯的附庸,而是要為中國人民爭取完全獨立和主權的政黨,這種獨立自主的立場,是他始終無法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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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讀不懂”,本質上是把蘇聯的國家利益和革命模式當成了唯一標準,無法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更無法理解毛主席“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核心思想。而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始終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迷信權威,不照搬教條,在一次次艱難抉擇中,走出了一條屬于中國的革命道路。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不禁要問:是斯大林的思維被蘇聯經驗束縛,還是毛主席的戰略眼光太過超前?或許,真正的領袖從來都不是追隨者,而是敢于根據本國國情開辟新道路的探索者。毛主席用中國革命的勝利,給了這個問題最有力的答案,也讓世界看到了一個堅持獨立自主、為人民謀解放的偉大領袖的真正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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