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錫悅再獲一般利敵罪！追加逮捕，這位韓國前總統或把牢底坐穿

文︱孫玉良

如果不是法院白紙黑字地寫出來，很多人恐怕很難相信，“一般利敵罪”這種罪名，會落在一位韓國前總統頭上。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這一次沒有留情。以涉嫌一般利敵罪為由，對尹錫悅追加簽發逮捕令，理由只有一句，卻極重，擔心證據被銷毀。這意味著，在法官眼中，這已經不是政治爭議或責任認定的問題，而是刑事風險高度現實化的判斷。從總統府走到看守所，本身就已經足夠戲劇化，而現在，罪名還在不斷加碼。

回頭看尹錫悅的政治軌跡，會發現這并不是一場突然墜落，而是一條越走越偏、越走越險的路徑。他曾以“強硬”“不妥協”的形象上位，主打司法出身的鐵腕風格，靠對前政府的清算贏得掌聲。可諷刺的是，最終把他拖入司法深淵的，恰恰是他在權力巔峰時的一系列決定。

一般利敵罪，在韓國法律體系中并不常見。它不像外患罪那樣，需要明確的通敵證據，而是只要行為客觀上損害了國家軍事利益，或向敵對方提供了實質性軍事利益，即可成立。這一定義本身，就意味著司法機關已經認定，相關行為的危害性，遠遠超過一般濫權或程序違法。

特檢組的判斷很清楚，尹錫悅不具備通敵的主觀證據，但他的行為后果，已經觸及國家安全層面。這種定性，其實比“通敵”更刺耳，因為它指向的是決策本身的失控，而非簡單的個人背叛。

更關鍵的是，法院采信了“可能銷毀證據”的判斷。這在前總統案件中，是極其罕見的強烈信號。它意味著，司法系統不再相信當事人會配合調查，不再給政治身份留下任何緩沖空間。

尹錫悅方面當然不認。他的律師堅持認為，一般利敵罪不成立，強調這是政治報復，是法律被過度延伸。但問題在于，韓國司法向來以“對前總統不手軟”著稱，真正能扭轉局勢的，從來不是口頭抗辯，而是證據。

而從目前披露的信息看，特檢組的準備顯然不只是“試探性起訴”。從刪除秘密通話記錄，到阻止執行逮捕令，再到涉嫌損害軍事利益，這是一條逐步拼接起來的指控鏈條，而不是零散拼湊。

這起案件之所以引發巨大震動，還在于它再次撕開了韓國政治的一個老傷口。權力交替之后，前任總統幾乎難逃清算。這種循環，已經持續了幾十年，幾乎成了制度性宿命。

但尹錫悅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并非在卸任后被追責，而是在政治影響力尚未完全消散時，就被迅速剝離保護層。這說明，韓國體制內部對他的評價，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曾經的“強人”，如今成了被認定具有現實風險的對象。這種轉變，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

追加逮捕令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羈押期限可能再延長六個月，意味著案件調查將更加深入，也意味著尹錫悅政治生命的徹底終結，幾乎已經成為時間問題。

而更耐人尋味的是，一般利敵罪的適用范圍，本就帶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一旦進入司法程序，就不再是單純的個人案件，而是對整個決策體系的反思。

誰在當時拍板？信息是如何流轉的？風險評估是否被忽視？這些問題，都會隨著調查推進，被一層層翻出來。尹錫悅只是第一個站在聚光燈下的人，但未必是最后一個。

這也是為什么，這起案件在韓國國內引發的不只是陣營對立，而是普遍的不安。因為它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當權力高度集中，而決策機制缺乏制衡時，個人判斷失誤，是否足以讓國家安全承擔代價。

尹錫悅曾經以檢察官身份，站在審判席的另一側，強調法治、強調原則、強調不留情面。如今，這些話語原封不動地回到他自己身上，甚至更加冷酷。政治從來不會記得一個人說過多少漂亮話，只會記得他在關鍵時刻做了什么選擇。

首爾法院的這張追加逮捕令，并不是終點，而更像是一個拐點。它標志著案件性質的升級，也宣告了尹錫悅已經徹底失去政治緩沖區。從此之后，他面對的，不再是輿論戰，也不是歷史評價，而是逐條被拆解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