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一份極其隱秘的絕密電報,差點把那個名叫“少帥”的男人給嚇癱了。
電報是延安那邊發來的,字里行間透著一股決絕的味道,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兄弟,這地方我們是真待不下去了,咱們準備撤了。
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張學良整個人如五雷轟頂,抓著電報的手都在抖,回電的時候幾乎是用求爺爺告奶奶的語氣:“再堅持一兩個月!
算我求你們!
我再想想辦法!”
那時候沒人知道,這位風流倜儻的少帥已經被逼到了墻角:如果紅軍走了,誰幫他打回東北老家?
如果紅軍走了,他這一年來私下“通共”送錢送槍的事兒一旦曝光,蔣介石能把他皮給扒了。
正是這份被逼到絕境的恐慌,才催生了后來那個驚天動地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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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那聲著名的槍響之前,紅軍其實已經把手按在了一個代號為“新長征”的啟動鍵上,這一招,才是那年最驚心動魄的博弈。
咱們把時間軸往回撥一撥,回到1936年10月。
那會兒著名的會寧城樓上,鑼鼓喧天,紅旗招展,三大主力終于勝利會師。
這事兒在教科書里寫得那是相當輝煌,叫“勝利結束”。
可是吧,在當時的指揮員眼里,這四個字背后全是冷汗。
毛主席站在歡慶的人群后面,眉頭就沒舒展過。
為啥?
因為他心里門兒清:三支大軍幾萬人馬,突然全都擠在陜北這塊窮得掉渣的黃土坡上,這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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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方溝溝坎坎的,別說養活幾萬大軍了,就連當地老百姓自己都經常喝西北風。
更要命的是,蔣介石一看紅軍抱團了,立馬來了精神,調集了幾十萬精銳部隊,像鐵桶一樣圍了過來。
這時候的陜北,哪里是什么安樂窩,分明就是一個巨大的捕鼠籠子。
為了打破這個死局,中央最早的想法是“向西”。
那個很有名的“寧夏戰役”計劃,本來是想打通去蘇聯的路,拿點武器,要點援助。
誰知道歷史就是這么殘酷,一條黃河成了過不去的天塹。
紅四方面軍的一部分是渡河過去了,后來成了悲壯的西路軍,而后續的大部隊被敵人的重兵死死卡在河東。
黃河就像一把刀,把紅軍攔腰斬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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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的孤軍深入大漠,面對兇悍的馬家軍,那結局慘得讓人都不忍心細看;而河東的主力紅軍,被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一步步逼到了懸崖邊上。
這時候的蔣介石有多自信?
這哥們兒親自飛到西安督戰,甚至放出狂話:“剿匪之功,兩星期至一個月可竟全力。”
在他看來,把紅軍困死在餓死再陜北,也就是個時間問題。
但他顯然低估了對手的韌性。
就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毛主席并沒有坐以待斃。
一個膽大包天、甚至可以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絕密計劃,已經在最高層醞釀成熟了。
多年以后,徐向前元帥在他的回憶錄里才揭開了這個驚天秘密——那是一份發給西路軍的電報,日期是1936年11月8日。
在這份絕密電報里,中央把話說得很直白:主力紅軍準備放棄陜北。
這是一個什么概念?
這意味著長征好不容易到達陜北建立的根據地,可能又要變成游擊區了。
根據徐帥的回憶,這個新計劃的核心只有一個字:東!
既然西邊的路不通,北邊的地太窮,那就向東、向南殺個回馬槍!
紅軍主力準備東渡黃河,殺入山西。
如果閻錫山那個老滑頭識相,大家就聯合抗日;如果他不干,紅軍就順著同蒲鐵路一路南下,穿過河南、河北,直接插到安徽、山東,甚至轉戰鄂豫皖。
說白了,這就是要搞一次“長征2.0版”,計劃用一年到兩年的時間,在運動戰中把蔣介石的包圍圈給徹底扯得稀巴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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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計劃可不是拍腦門想出來的。
早在1936年初,紅軍就試過一次東征,不但擴充了八千多新兵,還搞到了大批銀元和物資,那日子過得是真香。
在毛主席看來,與其在陜北困死,不如跳到外線去,利用紅軍最擅長的運動戰,把中原大地攪個天翻地覆。
這既是軍事上的突圍,也是政治上的攻勢——打出去,離抗日前線更近,更能爭取全國老百姓的支持。
這原本是紅軍最后的“殺手锏”,如果真的執行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可能就會跑到華北、華中甚至南方去,而不是后來的延安。
但是,這個計劃一旦實施,有一個人就徹底慌了神,那就是張學良。
要知道,張學良之所以敢冒著掉腦袋的風險跟紅軍搞統戰,圖個啥?
不就是圖紅軍能幫他穩住西北,甚至將來帶他打回東北老家嘛。
少帥心里跟明鏡似的,指望蔣介石抗日?
那簡直是做夢,只有紅軍才是真心抗日的力量。
為了這個聯盟,他送錢、送槍、送被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現在紅軍突然說“我們要去山西、去安徽了”,那留在那里的幾十萬東北軍怎么辦?
那不就成了沒娘的孩子嗎?
立刻就會成為蔣介石案板上的魚肉,要么被中央軍一口吞了,要么被逼著去當炮灰。
張學良急了,是真的急眼了。
他找到周恩來,幾乎是掏心掏肺地說,再等等,哪怕再等一個月,西北局勢一定會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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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身他就飛去洛陽見蔣介石,那是聲淚俱下地請求停止內戰,讓東北軍去綏遠打鬼子。
結果呢?
蔣介石把他罵得狗血淋頭,讓他要么去剿共,要么就把東北軍調去福建喝西北風。
這一刻,張學良是被徹底逼上了絕路:前有蔣介石的死命令,后有紅軍要走的“最后通牒”。
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這位曾經的花花公子終于爆發了血性。
1936年12月12日,西安臨潼的一聲槍響,徹底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蔣介石在睡夢中成了階下囚,那個原本準備執行的“東進殺手锏”,也隨著事變的發生戛然而止。
徐向前元帥回憶錄里寫得明白:“事變發生后,全局改觀,中央遂決定放棄主力紅軍東出或者南出的戰略轉移計劃。”
緊接著,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飛赴西安。
紅軍不用走了,陜北保住了,那個原本要進行“第二次長征”的悲壯計劃,被永久地封存進了檔案袋。
我們現在回過頭看,如果沒有西安事變,紅軍會失敗嗎?
答案是否定的。
紅軍擁有當時中國最頑強的戰斗意志和最靈活的戰術指揮,那個“東進計劃”一旦實施,雖然會付出巨大的犧牲,紅軍極大概率會在中原腹地開辟出新的天地。
但是那樣的話,歷史的成本將極其高昂,全面抗戰的統一戰線可能要推遲好幾年才能形成,而那幾年,足以讓日本侵略者吞噬更多的中國領土。
張學良這驚天一舉,與其說是救了紅軍,不如說是救了那個岌岌可危的抗日大局,也救了他自己的良心。
那個被取消的“殺手锏”計劃,反過來證明了當年的紅軍絕不是待宰的羔羊,他們永遠手握底牌。
而西安事變,就像是歷史在懸崖邊上踩下的一腳急剎車,讓中國革命的車輪,雖然驚險,卻最終穩穩地駛向了延安。
所以說,毛主席后來評價張學良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這幾個字的分量,那是重如千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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