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理信息化與圖情研究融合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以“數字歷史黃河”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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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義］歷史地理信息化的深入發展遭遇瓶頸，需探索突破方法，而圖情學科知識體系在提供數字學術支撐環境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能夠助力歷史地理信息化深入發展。本文即探討歷史地理信息化與圖情研究融合的意義與路徑。［研究設計／方法］在文獻調研、專家交流與工作實踐的基礎上，揭示了歷史地理信息化存在的三個困境，提出解決以上問題需引進圖書情報學的知識體系和技術方法，尤其是加強歷史文獻管理方案、歷史文獻文本結構分析和歷史地理數據標準三方面的建設，最后以“數字歷史黃河”為例介紹了融合的若干節點。［結論／發現］歷史地理信息化目前的困境已經嚴重影響到學科發展，歷史地理信息化與圖情的深度融合對推動歷史地理學適應大數據時代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創新／價值］提出了圖情研究與歷史地理信息化融合的重要意義，并在“數字歷史黃河”工作中首次指出了融合的可行性路徑，這一融合已經發揮了消滅“數據孤島”、建立數據關聯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歷史地理信息化；圖情研究；數字人文；語義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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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來，隨著歷史地理信息化和數字人文的不斷發展，新問題、新史料、新方法對既有研究范式的影響力度不斷增大，作為歷史地理學新興分支的歷史地理信息化已經初步具備了自身的理論體系和基本工作路徑。面對技術手段的日益豐富，一些學者對歷史地理信息化的發展方向產生了迷茫、疑惑等情緒，出現了少數觀點相對極端的學術見解，這緣于對歷史地理信息化（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HGI）、數字人文（Digital Huamnities，DH）、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大數據（Big Data）等技術和理念存在誤解和曲解，而根本問題在于忽略了技術“來源于人、服務于人”的常 理，人為設置了“技術”對立于“人性”這一前提。

新問題、新史料和新方法本身是有機整體，如果要真正評價量子計算機、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手段的意義，最好的做法是將這些技術手段與具體問題相聯系，在歷史地理學領域主要體現在歷史地理信息系統和歷史地理信息化兩個方面。歷史地理信息系統與歷史地理信息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歷史地理信息系統不必非要依托歷史地理學開展，只要滿足時空二維結構與明確的專題屬性即可；而歷史地理信息化則必須以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范式為基礎，同時，歷史地理信息化又會影響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論和成果表現。

目前，學界已有多篇成果介紹信息化手段對歷史學的價值，但信息化手段仍未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歷史地理信息化的發展仍“路漫漫其修遠兮”，本文基于筆者及諸位同仁在歷史地理信息化領域的一些工作體會，試圖澄清學界對歷史地理信息化的一些誤解，探索歷史地理信息化在數字人文背景下發展的可能路徑。近年來歷史地理學界強調與地理信息科學領域、地 理 信 息 系 統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GIS）業界加強交流與合作，希望歷史地理信息化能夠跟上地理學的腳步。同時，自2026年DH進入史學領域后，歷史地理學界反思歷史地理信息化的呼聲就開始出現，比如陳剛和潘威等都明確提出HGI工作者應主動了解、積極參與到DH研究和應用之中。而本文之目的則是進一步推進HGI與DH的深度融合，并明確提出HGI與圖情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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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信息化的當前困境

以GIS為骨干的HGI固然在展示、分析時空結構方面表現了巨大的優勢，但其不足之處也應受到正視，主要包括存在與歷史文獻本身有疏遠的傾向和存在嚴重的數據孤島現象。這兩個問題很大程度上源于歷史地理學界目前普遍使用的工作方法，也造成了當前歷史地理信息化的困境，具體如下。

2.1 弱化了史料的基礎地位

研究中提出HGI工作一定要緊密結合史料，但就目前情況而言，HGI工作中仍然不注意確立史料基礎性的地位。具體表現在：①不注意建立個人的或團隊的史料管理系統，僅僅對史料中的相關信息進行管理；②過度依賴數字型史料，即主要偏向具有數目記錄的史料，而這一類型的史料僅占已知史料的很少部分，且分布時間段集中在明代以降，導致HGI工作展現的時段和所能解決的問題受到很大限制；③史料文本分析能力低下，隨著近年來研究領域的史料邊界不斷擴大，史料的規模、類型和種類較2000年左右有了明顯的增長，特別是清代民國檔案類史料、民間史料、圖形類史料和口述材料等，完全依靠人力閱讀效率低、費時長，且易出現錯漏、誤讀等問題。解決上述問題需要建立適應于個人或團隊的系統性史料管理方案和計算機輔助下的史料文本分析方法，尤其是人一機協同讀史料工具，可以讓研究者快速、準確地了解史料的主要指向，進而有針對性地制訂工作計劃和實施步驟。

2.2 基礎數據制作中標準規范應用不足

基礎數據制作中標準規范應用不足，導致難以在數據之間建立聯系，產生"數據孤島"現象。數據孤島分為物理性和邏輯性兩種，物理性的數據孤島指數據在不同部門間相互獨立存儲、獨立維護，格式各異，彼此間相互孤立，形成了物理上的孤島；邏輯性的數據孤島指不同部門基于特別的目的對數據進行理解和定義，使得一些相同的數據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這無形中加大了跨學科、跨團隊的數據合作成本。物理性和邏輯性的數據孤島現象在歷史地理學界普遍存在，導致HGI數據在規模上處于無效增大狀態，也加劇了學科各分支之間的隔閡，影響到歷史地理學在研究深度和廣度的發展，最終限制了歷史地理學的問題體系跟上時代步伐。數據驅動型研究最根本的訴求是打破甚至消滅"數據孤島"現象，在歷史地理信息化中必須落實"數據驅動型研究"理念，而由于缺乏一致的語義與編碼規范、存儲與交換標準導致的數據孤島是最主要的障礙之一。

2.3數據互操作機制和技術應用不足

互操作可以實現異構資源整合。傳統上互操作指“不同平臺或編程語言之間交換和共享數據的能力”，為了達到該目的，需要包括硬件、網絡、操作系統、數據庫系統、應用軟件、數據格式、數據語義等不同層次的互操作。其中，萬維網聯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倡導的“語義互操作”制訂了多種句法標準和敘詞表編制國際標準，是實現異構歷史地理學信息整合的重要手段。國內 GIS 領域在2002年開始引入“語義互操作”，但歷史地理學界至今未重視“互操作”建設，HGI 領域內普遍缺乏不同平臺之間交換和共享數據的機制和技術，存在著比較嚴重的“數據隔離”情況。這一方面由于共享數據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數據互操作技術的掌握和應用是主要的技術障礙。以目前歷史地理學界內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CHGIS）%例，該平臺提供了目前國內外最完整的一套中國歷史政區數據，但CHGIS的數據由于缺乏互操作技術的應用，目前仍然是一個“數據孤島”，其他用戶必須適應其數據格式方能實現政區數據與自有專題數據的融合，而許多專題數據無法與CHGIS的地名數據體系對接。為解決這一不足，近年來，CHGIS項目組和哈佛大學合作開展了關聯開放數據工作，提供了將歷史地名信息與其他地名詞表實現融合的技術路徑，此項應用即是應用語義網的數據互操作技術實現異構數據資源整合的案例（參見：http://maps.cga.harvard. edu/tg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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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可能解決路徑

當前，HGI工作者面臨著日益繁重的資料、數據和復雜的信息管理環境，需要探索出一條能夠適應新環境的方法。在現有的學科體系中，圖情領域的做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和借鑒，例如夏翠娟提出了較為完善的歷史地名開放數據應用方案。將圖情方面的相關技術、理念移植到歷史地理學，發揮圖情學科在信息管理與分析方面的獨特優勢，可以幫助HGI突破目前的發展瓶頸，面向具體問題的解決路徑示例如下。

3.1 成熟的歷史文獻管理方案

歷史學者高度依賴史料，但對于史料的管理，特別是對大規模史料的有效管理缺乏思考和實踐。圖情學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將個人計算機用于文獻信息管理，進入網絡時代以來，該領域亦迅速將互聯網技術應用于圖書信息管理，對包括歷史文獻在內的圖書信息管理已經構建了非常成熟的軟件、方案和路徑，尤其是圖書館業界已經形成了具有規范結構的元數據以進行資源管理。例如：“資源描述結構”（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是W3C提出的用于描述知識圖譜實體及其關系的數據模型，2009年，“資源描述與檢索”方案（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依托該模型編制完成，次年網絡工具包發布，2013年開始在全球主要國家的國家圖書館中使用。這一技術標準體系在國外歷史地理學界已有廣泛應用，但尚未受到國內歷史地理學界的重視。

目前，歷史地理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團隊都未充分意識到個性化的歷史文獻管理方案的重要性，也未開發資源描述工具。近10年來，歷史文獻的形式已經由紙本文書轉為電子文本；同時，研究團隊中跨校、跨國、跨專業合作的現象日益明顯，團隊的公共資料管理平臺不僅是凝聚成員的有效途徑，更是開展工作的基礎性設施，歷史地理學界必須在團隊層面建設自己的歷史文獻管理方案，包括個性史料的電子化、局域網的信息管理系統建設以及管理規則的制定等，而其基礎是具有資源描述框架，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有效的資料積存和管理，提升團隊工作的持續性和管理大規模史料的能力。

3.2 歷史文獻文本結構分析方案

進入網絡時代后，圖情領域文獻電子化和文本化的處理技術非常成熟，并依托互聯網向結構化和語義化邁進。信息化技術的發展深刻改變了文本的處理方式，也改變了包括歷史學在內的許多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方式。在歷史地理研究中，近20年來的信息化主流是GIS技術的應用，但在強化時空過程可視化的同時，卻忽視了史料結構分析的信息化手段，導致歷史地理信息化在史料處理環節缺乏必要的技術手段，與歷史文獻（特別是大規模歷史文獻）日益脫節。

文本結構分析技術的重要基礎之一是采用TOM、Voyant等軟件對史料文本進行“機讀”，其中“主題模型”是比較主流的方法。“主題模型”本質是一種文本聚類方法，通過“詞群”（bag of words）來描述文本特征，單個詞群組可以被設想為1個主題。主題模型中的LDA算法通過“隱含狄利克雷分布”算法（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確定主題數目（topic-K)，依據“詞為中心的穩定性分析”（Term-centric Stability Analysis）策略確定文獻主題數量。TOM工具提供了文本聚類的實踐環境，由使用者自主設置主題數目后經過多次迭代，可自動擬合出設定數量的主題，每個主題包含若干組詞群。

3.3 數據標準規范建設方案

要構建系統性的歷史地理信息化研究，統一數據標準才能形成規范化的工作流程和術語體系。歷史地理信息化建設中，數據標準化問題被多次提及，例如胡迪、陳剛、潘威等強調建立統一數據標準的重要性。但對于如何達成這一目標的討論則不多。借鑒和引進其他學科較為成熟的方法并在實踐中不斷調整，最終達成統一數據標準的目的，也許是行之有效的路徑。圖情學界在標準元數據處理方面已經具備了非常成熟的技術體系，對于HGI構建堅實的數據標準方案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例如，夏翠娟提出的“本體（Ontology）時空模型”具有歷史地理數據的開放性、可擴展性，具備形成數據標準的良好基礎，可嘗試將該模型引入歷史地理信息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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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路徑探索

上文已經在學理上揭示了圖情領域對歷史地理信息化發展的重要價值，下一步需要通過具體研究工作落實這一理念。“數字歷史河流”（Digital Historical River，DHR）是“歷史時期地表水文過程及人文因素影響機制模擬方法"”的簡稱。河流，是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交匯的界面，水利體系中的河流與人的關系更為全面、復雜且多變，對人—水關系的研究需要歷史學、歷史自然地理、水利史、測繪學、水文學等多方面的知識，而信息化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技術和工具。在該項目中本團隊探索了圖情學科與歷史地理信息化融合的路徑。

4.1 數字歷史河流"理念

DHR項目旨在借由不同地區的案例從不同角度去理解現代水利體系的形成過程，探討國家力量、氣候因素借由水利途徑作用到人類社會的機制。包含六方面的工作：①歷史上的三維微地貌重建；②歷史水利工程與地形模型的融合方案；③河道三維形態的復原；④地表水歷史時期的運動過程模擬與展示；⑤歷史時期的降雨特征重建；⑥歷史時期河流—水利管理方式。

4.2 數字歷史河流"中的融合方案示例

4.2.1 渠道結構的社會網絡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基于信息學、數學、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為理解人類各種社交關系的形成、行為特點以及信息傳播的規律提供一種可計算的分析方法。“網絡”現象大量存在于歷史地理學研究中，例如道路網、機構組織、天然或人工水系等。在GIS軟件環境下，研究者可以重建此類地理實體或現象的空間數據，但重建結果往往結構龐雜，需對結果進行進一步概括，才能揭示出其空間結構的變化。在這一工作中，社交網絡成為概括渠系空間現象的理想手段，將此類現象抽象為“點軸”結構，幫助研究者觀察這一復雜體系的基本結構。

例如，清代以來新疆渠系的空間關系產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表現了當地農業開發中水資源使用方式的變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生產生活關系。圖1為新疆渭干河流域 1900 年代的渠系結構，在社交網絡技術支持下，概括區域渠系結構就較為便捷，使得研究者能夠從龐雜的數據中迅速把握研究對象的變化骨干。

4.2.2 清代河工檔案文本結構分析

主題，是介于文本與段落之間的一個語言單位，一個主題表達或闡述一個相對獨立的意義或話題，形式上由文章的若干相鄰自然段組成，各個主題構成整體性文本。文本結構分析的內容包括：文本的主題數、各段落所屬主題及與全文主題的相關程度、主題與段落間的相關程度等。主題劃分及各段落主題間的聯系是文本分析的主要構成。史料文本結構分析即是將這一技術方法用來對各類史料文本進行一定程度的“機讀”，使研究者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掌握史料的大致內容，進而有針對性地制訂研究計劃。

在歷史地理研究實際中，明清民國檔案類史料和多種民間文獻日益成為骨干史料，此類史料規模大、內容雜、形式多樣，中小型研究團隊在閱讀、整理此類史料時，往往面臨人手不足的窘境，史料閱讀效率偏低。在文本結構分析方法的協助下，“機讀”可以迅速呈現史料文本的主題特征，有助于縮短史料閱讀的時間。

以清代黃河河工檔案的處理為例，河工檔案規模巨大，依靠傳統方法進行閱讀耗時過長，文本結構分析方法可以輔助研究者迅速抓住歷史文獻的記錄總體特征。具體過程是：將黃河水利委員會所藏《河道錢糧》類檔案進行手工錄入，得到近100萬字的河工銀資料長編；將這些文本輸入VOYANT軟件，以"銀兩"為中心詞，分析其與其他文本中高頻詞（重現次數超過30次的詞匯）的位置關系。如圖2所示，這一分析結果雖然不能完全揭示白銀在河務中的中心地位，但至少能夠反映出奏折文本中，銀兩與其他事務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系。根據圖2所示，相較于康熙時期，道光時期的河務檔案中"銀兩"一詞明顯與其他河務事項結合更為頻繁和緊密，顯示出白銀在康熙至道光時期的河務運作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顯。

4.2.3 古舊河工圖地名信息自動化提取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在古舊地圖地名信息提取工作中的應用已經有不少成功案例。我們訓練計算機習得針對不同大小漢字的檢測模型—U-Net 算法進行字符級文本檢測，因此文本識別模型也采用了字符級的識別模型。在文本識別領域，主流的光學字符識別系統（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采用的是行（列）級別的識別模型，主要采用 CTC（Connectionist Temporal Classification）算法搭配卷積神經網絡（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疊加循環神經網絡（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對圖片中包含的文本序列進行建模，一般而言文檔中的行和列相較于單個字符更為容易檢測。然而，古舊地圖中的地名文本排列往往不如普通文獻中的那樣規則，而且部分地名的字符間距較大，所以行列級別的識別在地圖文本識別中可能并不如在一般文獻識別中那么有效，因此我們使用卷積神經網絡進行字符級別的檢測和識別。

以清代道光時期的《六省黃河埽壩全圖》為例展示U-Net算法在河工圖處理中的應用。《六省黃河埽壩全圖》所標注的文本絕大多數都是地名，包括村落名稱和基層河防機構名稱（如圖3)。處理過程是：根據每個字符的定界框（Bounding Box）將檢測到的字符按尺寸進行分層；將檢測到的文本合并成候選地名，將排名最靠前的地名列表在原始地圖上進行可視化展示；解析文本中包含的地名（Geo-parsing)，即使用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技術從無結構文本中識別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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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信息化與圖情研究融合路徑指導下的實踐——“數字歷史黃河”

前文介紹了三種可以在歷史地理信息化中發揮融合作用的技術手段，展示了如何在具體問題研究中引入圖情知識體系和DH方法，提供了局部融合的可能性；而體系化的 HGI 工作需要融合路徑指導下的體系性成果范式，本文以"數字歷史黃河"項目為例，試驗體系化HGI與圖情研究融合路徑的可行性，并展示體系化的HGI工作實踐。

5.1 基本情況

黃河自歷史時期以來就不是一條純粹的自然河流，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都會對黃河產生影響。“數字歷史黃河”、（Digital Historical Yellow River，DHYR）作為"數字歷史河流"理念的實踐，是河南大學經濟學院和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共同建設的專題信息平臺。平臺包括專業歷史資料管理系統、專題數據集并具有一系列歷史信息分析和展示功能。

相較于目前已有的歷史地理信息化產品，本平臺具有以下特點：①具有自帶的電子資料庫系統，將歷史文獻的搜集、管理與分析嵌入到整個DHYR體系中，并成為各模塊的基礎；②將GIS與DH進行深度融合，強調時空過程與專題屬性的平衡性；③實現河流自然層面與人文層面信息的融合，為多種學科領域的學者提供服務；④采用模塊化建設理念，資料庫、數據集以及分析功能模塊可拆分使用，滿足學者的個性化需求

5.2 相關實踐與成果展示

5.2.1 資料庫

有關黃河的歷史文獻數量龐大、種類多樣，其中比較重要的文獻包括以下種類：①七部正史河渠志；②正史中的黃河水災記錄；③治河類書；④清代河務檔案；⑤民國河務檔案等。“資料庫”針對管理以上五大類史料的管理而設置，是DHYR的基礎，具有查詢、下載、在線瀏覽、標注和資料關聯等功能（如圖4)。

結合史料情況和本系統的基本情況，在資料管理平臺中，本團隊采取“突出特色、便利研究”的策略，現階段重點建設5類史料，即①清代河工檔案；②民國檔案，包括黃河流域近代的水土保持、農業、科考調查等；③治河類書；④西文史料；⑤河工圖。這批史料是近年來學界深耕的資料體系，相較于之前水利史、災害史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材料，此類史料具有更加翔實、細節更為突出、涉及面更為廣泛等諸多優勢。基于這些研究材料和數據，學者不僅能夠探索治河技術、黃河災害等傳統研究問題，更能將觀察視角擴展到河務用銀、修河用夫、治河機構網絡等以往研究著力不夠的領域。

5.2.2 專題數據庫

黃河是自然與人文相結合的一個界面，要充分展示、深入研究歷史時期以來黃河的“人—水關系”“河—地關系”就必須基于環境與人文的數據。由于有關黃河的歷史文獻記錄規模龐大，此處以清代河務運作為例介紹DHYR的數據庫設計思想。

采用Voyant對42136份清代河務檔案進行“機讀”，結果發現約85％清代河務檔案內容涉及工程修建、水文過程、人員管理、經費和勞動力管理中的至少一項。由此，我們順應史料記錄的特點制訂專題數據庫框架，包括：①時空專題數據庫，記錄清代河廳—汛—堡—報汛點—河營等機構和組織的沿革、水患事件的時空過程等信息；②水文專題數據庫，包括報汛點名稱、漲水時間、漲水尺寸等信息；③工程專題數據庫，包括工程名稱、類型、功用、建造／廢棄時間、用夫用銀規模等；④管理專題數據庫，包括河務官員的姓名、職稱、晉升路徑等（如圖5)。正是在"機讀"工具的輔助下，團隊得以快速地把握大量文獻的指向，進而建設專題數據集。

目前已經完成了4個主要的數據庫：①清代水位數據庫，主要信息包括站點名稱、漲水日期（年／月／日）、漲水高度；②黃河流域主要河防工程數據集，包括工程類型、主持人、工程修建目的、建設時間（年／月／日）、管理機構、建設成本等信息；③河務官僚數據庫，基于《縉紳錄》和《清實錄》整理出的各級河務官員，包括姓名、籍貫、出身、任職、所屬機構等信息；④民國時期黃河上中游水利工程數據集，包括工程名稱、工程類型、建設時間（年／月／日）、管理機構、建設目的、建設成本等信息。

5.3 圖情知識體系對DHYR的重要性

圖情領域在信息管理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多樣化手段能夠支持DHYR今后的發展，這也是學者應積極嘗試圖情與HGI深度融合的主要動力。筆者認為，圖情領域可以在以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1）營造更好的平臺使用體驗：圖情領域的數字人文技術能夠觀察各類文獻中的記錄特點，輔助研究者快速在大量史料中摸索出記載主線◇進而挖掘出史料中潛在的信息。在本系統中，團隊嘗試融合了文本結構分析、社交網絡分析等方法，為使用者提供一個便于使用數字人文方法的工作環境。

（2）解決資料庫的“孤島”現象：2016年，DHYR資料庫在最初被提出時僅僅作為開發團隊管理自身史料體系的一種工具，并沒有充分意識到該資料庫的傳播價值，因而僅規定了一套文獻命名方案。隨著DHYR工作的深入開展，資料庫收錄的史料種類和規模顯著增加，同時，研究員對資料庫的理解也發生了重大改變。自2021年1月開始，團隊開始使用RDA描述資料庫中的所有記錄，RDA不僅提升了系統文獻檢索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元數據編碼的改變將DHYR資料庫接入網絡數據環境中，使得其從一個封閉的"數據孤島"變為規范的圖情知識體系的一部分。

（3）建立各專題數據庫的有機聯系：2016年至今，各專題數據庫依靠“Palace”字段（管理地名的字段）建立鏈接，這一做法從實際效果來看已經越發不適應日益擴張的平臺數據種類和維度。“Palace”字段只能表示一種空間格局，在"敘事"方面具有很大局限性。比如圖5展示的基層河務官員晉升路徑，我們能發現官員的晉升空間軌跡和職務軌跡，但無法從中揭示官員晉升與其他要素（比如工程修建、水患）之間的聯系。若將目前的數據可視化轉向支持“歷史敘事”，就必須學習圖情領域的多維信息管理方案，在技術上實現不同專題數據庫之間信息的有效篩選、檢索和呈現，以揭示人—水關系的多重面相。為實現這一目的，圖情管理中的RDF方案應該被引入DHYR的專題信息管理實踐中。目前，團隊正在積極探索RDF與傳統專題數據表的結合方式，計劃編訂一套針對清代民國黃河河工圖的RDF 編目方案，以此作為試驗RDF與專題數據表結合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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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當前，歷史地理信息化（HGI）存在著弱化史料地位、數據標準雜亂、缺乏數據互操作等不足，嚴重制約了HGI的進一步發展。圖情領域的信息管理方法以及近年來重點建設的"數字人文"范式，成為HGI解決以上問題的重要途徑。

“數字歷史河流”與“數字歷史黃河”的相關實踐表明，HGI不能僅僅強調GIS的作用，還要實現圖情、GIS、歷史地理學等多個學科的平衡與深度融合，這樣才能將歷史地理學的信息化水平推上新的臺階。同時，歷史地理學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也可以助推圖情領域在時空信息管理方面的發展，實現學科“共建、共享、共贏”的良性局面。

數字人文強調“跨界與融合”，實際上，近年來的學術發展已經證明"獨行俠"式的研究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當前及未來的學術發展，真正意義上的團隊協作才是今后主流的學術工作模式。“跨界與融合”是數字人文的手段而非目的，數字人文的終極目標應當是推進更廣闊的視角，使用更多的工具剖析世界、社會和人群，這才是“跨界、融合”“團隊協作”的意義。

作者：潘威、夏翠娟、張光偉、孫濤

來源：《圖書情報知識》2021年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歐陽莉艷

校對：宋柄燃

審訂：汪依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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