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岱 · 書評 | 誰解百年金融風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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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岱 資深媒體人 評論家

——評《朝天門上的銀行》

翻開申平之所著長篇小說《朝天門上的銀行》（重慶出版社2025年 9月版），沒想到竟打開了一部近現代重慶的金融風云史。

以往，在重慶城市化歷史進程的描述中，我們的敘述框架基本上將重慶定義于長江上游的商貿中心和中國的工業重鎮（實際上是抗戰全面爆發后逐漸崛起），而金融領域明顯受到忽視及遺忘；但事實上，重慶的近現代金融史早就“自己”在大筆書寫了。

1891年，重慶開埠。是年3月1日，重慶海關在朝天門設立。這意味著，重慶作為中國內地的通商口岸必須對世界開放。

之后，1899年，中國通商銀行西部第一家分行落戶于重慶；1904年，西南首家官辦銀行——浚川源銀行誕生于重慶；1908年，作為國家銀行的大清銀行也來重慶設立西南第一家分行。進入民國以后，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央銀行等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中精華“南四行”、“北四行”、“小四行”都紛紛將分行設在重慶，作為四川省或西南地區的管轄行。而從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并確立陪都后，處于抗戰大后方中心的重慶也隨之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巔峰時候，朝天門及周邊地區竟聚集了233家金融機構。小說題目的指向就在于此。

曾經分布在朝天門碼頭附近的金融機構

歷史紛繁復雜，頭緒眾多，小說的舞臺該如何搭呢？我以為，開筆從楊氏家族和聚興誠銀行切入是合適的。從城市發展中的金融史而言，聚興誠銀行的起點和終點可謂是一條具有代表性的“聚興誠曲線”。具體分析，這里至少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宗族式的楊氏大家庭是如何發生變化的，特別是家族“大家長”去世后是如何變化的：二是聚興成商號怎樣演變為聚興誠銀行，其中風云激蕩的歷史背景與內陸城市的銀行業興衰情況如何。當然，其中諸多銀行人性格和命運的展示和塑造則是艱巨的任務。

1915年3月16日，當時重慶出現了本土民族資本經營的第一家有影響的商業銀行——聚興誠銀行，它是由楊文光和楊希仲、楊粲三父子等創立的。由于聚興誠銀行相繼在萬縣、成都、昆明、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南京等設立分支機構，在全國也有重大影響，曾被譽為“川幫銀行之首”。

不少時候，一個家長對傳統大家族的興衰起著重要影響。曾經以教書謀生的楊文光開創了聚興成商號。從他對子女及后代的教育和培訓上可見開明和務實。兒子楊希仲與堂弟芷芬被送到日本留學；后楊希仲又攜手愛人陳擷芬赴美留學，而才女陳擷芬是著名的《蘇報》發起人陳范之女。而正是楊希仲的眼界、雄心和人脈資源為開辦銀行打下了基礎、解決了關鍵問題。

兒子楊粲三則被父親先后派到宜昌、漢口、上海的商號當學徒，做幫手，還當上了掌柜。這頗有點像安徽人從小培養男孩經商的做法——十一二歲，往外一丟。 楊粲三在商界的歷練使他見過世面，嗅覺靈敏，敢于承擔，并且跟他父親一樣在關鍵時候也敢于冒險。1911年，保路運動爆發，四川局勢混亂，商家人心惶惶，大多不敢正常進貨、發貨。楊文光征求楊粲三意見。楊粲三說：“要得富，險中做。人棄我取，還是父親十二年前發家的那招棋。至于收囤哪些貨品,就得父親親自把關了。”于是，他們逢低吃進，囤收布匹、皮料和山貨。雖局勢起伏令人忐忑，但待武昌起義后大清一倒，政局趨穩，聚興成商號賺得缽滿盆滿。名聲大噪不說，開辦銀行也有了雄厚的資本金。楊粲三臨機處理能力也特別強。小說寫到一筆，楊粲三在船上遇到軍閥李彪臣部移駐重慶，三言兩語之間，就知曉他們帶有不少軍餉。楊粲三沒費多少口舌就說動管錢軍官將死錢變活錢，一上碼頭就把百萬軍餉存進了聚興誠銀行吃利息。

小說還著重從幾方面寫了楊粲三的“石匠”性格。所謂“石匠”，就是固執、堅硬，特別“犟拐拐”。

一是與哥哥楊希仲的關系上。楊希仲是聚興誠銀行的總經理，楊粲三是協理。哥哥管全面，包括航運、外貿，弟弟則牢牢把握并深耕銀行業務。哥哥管的航運、外貿業務，經營上一直從銀行調款，營收上只出不進；而弟弟并不言聽計從，后來對哥哥開的條子拒不支付，不愿承擔無原則的虧損，防止銀行被拖累。這并不能簡單理解為兄弟間的性格沖突，而其中包含著多元化與一元化經營戰略的分歧，也有如何進行日常管理、如何用人等不少分歧。根本上，楊粲三與父親一樣，為商之道堅持“強基固本”。小說中一處很有悲情意味，其中寫到兄弟倆長江乘船偶然在云陽張王廟相見，先是各自檢討，抱頭痛哭，然后一早卻悄悄離別，分道揚鑣。后來，鬧得楊希仲在武漢登報申明，聚興誠銀行業務一概與他無關。父親病死，哥哥楊希仲又吞鴉片而亡，楊粲三可以獨掌大權了，但矛盾卻如暗流存在。

二是與四川軍閥關系的處理上，可以說楊粲三完全是茅坑里的石頭，“死硬死硬”。他硬扛大軍閥劉湘攤派的軍費債券（之前川軍的不同部隊就以各種名義借款派捐數目巨大），因此他要求還舊債再買新債；口頭威脅也罷，持槍威脅、抓人也罷，聚興誠銀行以關門停業、職員上街“鬧事”抗爭。在康心如的斡旋下，劉湘有所妥協，楊粲三也順勢妥協，沖突才了。這在社會中充分坐實了他的“石匠”性格。

三是與銀行職員的關系上，楊粲三“一根筋”“犟拐拐”的性格得以充分展示。楊粲三原來答應，銀行及所屬公司盈利后要給職員分紅利。不過一旦盈利太多，他卻如貔貅，想只進不出。聚興成商號改銀行后由“成”改“誠”，其核心強調誠信。楊粲三在聚興誠銀行成都分行擠兌風波中，以誠信立世，得人幫助，也完成自救。可是在內部問題的處理上，卻敗于誠信二字。聚興誠銀行有明賬和暗賬，暗賬包含著的利潤應對內部適當分配，楊粲三卻固執己見，搪塞應付，導致眾叛親離。他幺弟楊季謙則利用暗賬問題挑起內部造反，又利用財政部次長徐堪介入，一舉扳倒楊粲三，使他不得不辭職，黯然退場。這也給企業中的股東代表和掌權者敲響了警鐘：一個企業初創時期，獨斷力在很多時候是必要的；但企業發展到較大規模，股份結構也發生變化，如果個人專斷超過一定的限度，違反基本的現代企業制度和核心精神，破壞了內部和諧，也可能被其他股東甚至“自己人”拋棄。同時，一個大家族在權力和利益面前也難免會出現裂痕，嚴重時將無情地導致大家族破碎。

《朝天門上的銀行》申平之 著

重慶出版社

小說中另一個重要角色是康心如。他被重慶金融界稱為“泥水匠”，意指他儒雅溫良，善于居中調和。他曾經還做到了國民政府臨時參議會議長的重要位置上。

1922年4月10日，重慶誕生了西部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四川美豐銀行，其操盤手就是在渝經商的陜西籍人士康心如。

四川美豐銀行創立時，康心如并無一點資本。當時康心如一家老小住在北平，生活沒有著落。沒想到重慶的鹽商鄧芝如來拜訪他,希望他幫忙找家外商聯合開銀行。鄧和康的父親換過帖結拜過,他們算是世交。鄧知道康曾在上海當過浚川源銀行上海分行經理，熟悉銀行業務。康心如找到了上海美豐銀行的美國人雷文，游說他去重慶開辦合資銀行。雷文顧慮四川局勢太亂，康心如卻說恰好這是一個賺錢的機會——打著美國的旗號可以得到保護。雷文同意合資并出任總經理。銀行在美國注冊。鄧芝如借資讓康心如入股，占6%。康心如留過洋喝過洋墨水，與老外打交道自如而沉穩。美豐銀行創立初期，銀行虧損嚴重。與康心如同為協理的鄧芝如抱怨美方派駐人員薪酬等支出多致使成本過高，要求改變。雙方對立。“泥水匠”康心如充分發揮他“擱平撿順”的本事，與雷文談而不破，而雷文將內部人事作了調整，美方日常主理人換角。從此四川美豐銀行業務上有了很大的起色。

康心如深諳經營中的誠信之道。一次白象街火災，購買了四川美豐銀行債券的一個單位被燒，幾十張債券也被燒得殘破。康心如沒有賴賬，反而主動為對方調換新券，結果滿城都傳美豐債券，“燒成灰灰都認賬”。口碑一下子立了起來。

不論商場、官場，康心如縱橫捭闔、長袖善舞。四川美豐銀行歷經兩次退股，最重要的是雷文代表的美方退股。1926年9月5日，英國軍艦炮轟萬縣城區，造成重大傷亡。由此引起“打倒列強”的運動。迫于形勢，雷文安排關門停業。但康心如擔心發生擠兌風潮，遂心生一計，提議美方退股，讓劉湘的部下接盤（康保證能賺錢），結果三方皆大歡喜。另一次則是鄧芝如退股，也順利解決。可見，康心如臨危不亂，善于把危機轉變為良機。

康心如善于利用老鄉之情誼進行上下周旋。國民政府內遷重慶后,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中宣部部長、前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等陜籍名人都舉家搬進了康公館借宿。康公館也成了大的交際平臺，常有官方、軍方和商界人士來來往往。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1948年，國民政府加強管制經濟，推行幣制改革，特別是在銀行系統強推金圓券。而康心如習慣性地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問題，以致釀下大錯。與有的銀行將大量美元資本等抽逃到香港不同，康心如將多年積累的黃金美鈔連同即將出口換匯的物資悉數繳兌，兌換金圓券三百余萬。這是第一家將資本金換成金圓券的重慶銀行。不久金圓券崩潰，美豐銀行也難以為繼了。

小說中也寫到康心如的高光時刻。日本軍機對重慶進行無差別大轟炸之后，他積極活動，廣泛聯絡銀行界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為穩定金融、穩定市場、安撫百姓獻計獻策。康心如作為代議長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余深信重慶乃不可征服者，亦猶全中國其他地區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蓋為吾民族數千年文化之傳統教條，重慶市民正為此種精神之傳統的繼承者。”

小說中另一個角色是劉航琛。這是一個個子小、能量大的人。劉航琛是經濟奇才，能力猶如八爪魚，四面八方都會抓錢。

小說著重寫了劉航琛作為“能人”的一面，他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可說是得心應手。僅舉幾例：

一是重慶銅元局嚴重虧損問題。軍閥王陵基兼銅元局局長請劉航琛整治。劉航琛改鑄銅元（改大為合適）,讓聚興誠銀行代發銀元銅元，不過9個月，就將四十五萬欠賬全部沖平，還賺了九萬元利潤。

二是劉湘請他整頓財務。他建議提高全體官兵薪餉，但今后不能隨意支借；歸并三十五家稅務機關,成立稅捐總局,由劉湘親兼總辦,委托財政處管理,并著手裁員六千人。他估算六千人一人舞弊每月一百元，數目可達六十萬元之多（最后結果遠超此數）。一增一減，劉湘所部軍餉缺口和日常拖欠得以解決，還堵住了稅務漏洞。另外，收益很大。

三是煙款風波。由于禁煙總局囤積煙土而不按時付出煙款，致使川鹽銀行開出了七百萬元期票不能按期兌現，引發危機。劉航琛深知癥結在禁煙總局，經他組織磋商,采取所有持票人以七成期票、三成現金向禁煙總局贖回煙土自行銷售的方式解決了問題。

四是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后遇到的糧食危機。蔣介石點名劉航琛想法解決問題。劉航琛提出兩點：“第一要全部準備現鈔,取消原糧食局付定金征糧的方法。因為糧食一直在漲,農民收了定金也不會痛快交糧;第二,請委員長派一名身邊的侍從官與我同行,我管采購他管錢,萬一今后有說我貪污的謠言,我脫得了身。”他深入收糧一線，結果，“一天之后,有六萬石上船起運；七天之內,各種輪船運至重慶的糧食達到九萬石；一個月之內,四十八萬石糧食堆進了全重慶的糧倉”。這為解決抗戰大后方重慶百姓的吃飯問題立了大功。

如果要研究民國重慶經濟史，劉航琛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他在政界、軍界都擔任過不少要職，還兼任過川殖銀行董事長、四川省銀行總經理。他在官場混得風生水起是否就出自他的本心呢？小說寫出了他的復雜性。

首先，他父親的遺訓是叫他不當官。起初，他也謹記。然后，他從瀘州跑到重慶，是為“躲官”。他在重慶開了一個店鋪賣酒被無端查封，經理被押到巴縣大牢。他去找北大同學何北衡幫忙——當時川軍及政經文化界中有一幫畢業于北京大學的人，他們相互提攜。何很快幫了，但以此為條件，將他推薦給了王陵基當顧問，這才有了整治銅元局的事。這當官多少有點“被逼無奈”。

關于當官，劉航琛向母親與妻子解釋過：“我沒有完全聽從他老人家的遺訓,但我相信我做的官,不是奴顏婢膝一類的。”

確實，他性格耿介，不阿諛奉承。他給王陵基當顧問談了三個條件，第三個就是一旦整治好銅元局，讓他馬上辭去銅元局長的職務。劉湘請他整頓財務，他直接問：是幫忙還是幫辦。掌管財務后，他可以擋住劉湘按老習慣批的支付條子。他的意思是，你可以槍斃我、開除我，但不能亂了財務。這些做法，在官場上頗為另類。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進入了“歷史的最后時刻”。蔣介石啟用著名報人王云五關起門來搞幣制改革，其做法看似“中立”“開明”，以避免盡用“自己人”的指責，實則幼稚、荒謬。因為非經濟專業人士實則連大賬也算不清楚。王云五幾人搞的幣制改革很快失敗，其維持的時間正如劉航琛所算——但即或算得非常清楚，又能改變歷史的趨勢嗎？而且，在急劇變動的大時代面前，他怎么也算不出自己的官場悲劇和人生晚景……

這是一本相當真實的金融小說，信息量也相當大。除以上外，小說還用不少筆墨寫到潘昌猷（潘文華的弟弟）、吳受彤、寧芷邨、吳晉航、湯子敬、張公權、陳光甫等銀行家和企業家，其中涉及眾多銀行的競爭，還有民生輪船公司為買船發債的事等。當然，還有重慶在西部金融史上創造了許多第一的記錄。如創立第一個銀行同業組織——重慶銀行業公會，第一家銀錢業票據交換所，第一個證券交易所等。

金融小說不好寫，但申平之寫了。

2025年9月21日

米芾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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