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日本女人有多“惡”？她們做的壞事，一點也不少于男兵

如果你以為二戰(zhàn)時的日本女性只是躲在后方的無辜者，歷史可能會給你一個殘酷的答案——軍國主義的毒素從不挑性別，它曾將無數普通女性變成了戰(zhàn)爭機器的推動者和執(zhí)行者。她們所做的惡，一點也不少于日本男兵。

1931年日本侵華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日本國內掀起狂熱的戰(zhàn)爭動員。許多女性并非被迫參與，而是主動投身于這場不義之戰(zhàn)。

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或許是“大日本國防婦人會”，這個號稱擁有1000萬會員的組織，其成員身穿統一白色圍裙，不僅為前線士兵縫制“千人針”護身符，更在街頭巷尾積極宣傳戰(zhàn)爭，壓制任何反戰(zhàn)聲音。她們用溫柔的母親、妻子形象，為侵略戰(zhàn)爭披上了“神圣”外衣。

更極端的行為出現在家庭內部。眾所周知的“井上千代子事件”中，這位新婚女子為讓丈夫安心出征中國，在丈夫出發(fā)前夜自殺身亡，留下遺書稱“絕不成為丈夫的后顧之憂”。

這一事件被軍國政府大肆宣傳，樹立為“婦道楷模”，導致類似的悲劇不斷重演。在扭曲的愛國教育下，母親們爭相將兒子送上戰(zhàn)場，甚至有女性公開表示：“如果我有五個兒子，我會讓他們全部為天皇獻身。”

在生產領域，女性同樣成為戰(zhàn)爭的重要支撐。隨著男性大量參軍，女性進入軍工廠、軍需車間，生產子彈、武器和軍用物資。

東京中島飛機工廠的女工們，日夜不停地制造著零式戰(zhàn)斗機的部件——這些飛機正被用于轟炸中國城市和東南亞平民區(qū)。她們的工作效率，直接關系到前線日軍的殺戮能力。

最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女性直接參與了侵略行為。在日軍設立的“慰安所”系統中，不僅有被強征的朝鮮、中國女性，也有部分日本女性作為管理者、協助者。她們中有人負責登記、監(jiān)視、管理這些被強迫的性奴隸，成為壓迫鏈條中的一環(huán)。

而在中國東北的“滿洲開拓團”中，許多日本女性跟隨家庭移居，享受著殖民特權，占據當地農民的土地和房屋，成為殖民體系中的既得利益者。

戰(zhàn)爭末期，當日本面臨敗局，女性甚至被組織成“女子挺身隊”，準備進行本土決戰(zhàn)。官方文件顯示，政府計劃讓她們用竹槍、刀具進行自殺式攻擊。若非原子彈爆炸促使日本投降，這些女性很可能成為軍國主義最后的犧牲品。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發(fā)現：軍國主義的可怕之處，在于它能腐蝕一個社會的所有階層和性別。這些日本女性既是加害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害者——她們被精心構建的國家神話和軍國教育所蒙蔽，將侵略視為愛國，將暴行理解為奉獻。

東京審判中，唯一的女性戰(zhàn)犯是“東京玫瑰”（實為多名對美軍進行心理戰(zhàn)的女播音員），但更多普通女性的戰(zhàn)爭責任從未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