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深秋的一個午后,北京復興門外的那間病房里,窗外梧桐葉飄落。七十八歲的丁玲握著陳明的手,抬眼對來探望的老友舒群說:“你當年怕我們走不到白頭,現(xiàn)在看,該放心了吧?”一句輕笑,把在場的人都帶回四十年前的延安。
時間撥回到1942年3月。延河水尚寒,窯洞里卻彌漫著喜氣。三十八歲的丁玲嫁給了小她十三歲的陳明。一個是成名已久的女作家,一個是剛到延安求學的青澀青年,按尋常眼光,這對“姐弟戀”不大靠譜。很多朋友私下議論,舒群也曾皺眉低聲提醒:“年齡差這么大,你們以后扛得住嗎?”丁玲笑答:“過日子又不是看戶口本。”那份直率,正是她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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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丁玲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赴莫斯科。歸來當晚,她連大衣都沒來得及脫就抓起電話:“小陳,我回來了!”電話那端傳來他的笑聲,被秋風吹得沙啞,卻擋不住喜悅。那種互有關(guān)切,比榮譽更讓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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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風云突變。反右運動席卷知識分子群體,丁玲與陳明相繼被劃“右派”。年底,陳明被押往黑龍江密山東北大荒。丁玲留在北京多福巷,院子里幾株月季仍舊開花,可她說那是“啞花”,因為缺了回應(yīng)。地圖攤在書桌,她的指尖反復落在同一個北方坐標,仿佛越摸就能把距離抹短。
北大荒歲月極苦。修鐵路、挖灌渠,風一刮,雪粉鉆進棉襖。陳明常在星期六夜晚回到宿舍,瘦削的身影推門進來。丁玲把那一刻畫成素描,取名《農(nóng)工回來了!》。她寫過一句話:“燈光下的面孔,猶勝春訊。”正是這種溫度,讓囚徒般的日子有了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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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至1970年,兩人在秦城監(jiān)獄隔墻相望,卻互不知對方生死。丁玲寫《牛棚小品》,字里行間藏著暗語,希望有一天陳明能讀懂。她相信對面那堵高墻后,仍有人像自己一樣數(shù)著日子。傳言說陳明把思念寫在煙盒鋁紙上,利用打掃間隙塞進夾墻,雖多半被風刮走,但只要一次成功,便值千金。
1979年春,政策撥云見日,夫妻二人獲準回京。北太平莊一棟九層小樓成了新家,丁玲自嘲“搬上九重天”。當年她已年近古稀,腰痛、右臂麻木,長篇《杜鵑山》寫到中途便握不住筆。陳明動手做了一塊木板,一條帆布帶從背后繞過,木板平端在胸前,隨時可寫。有人惋惜陳明的才華被埋沒,他笑說:“能護住她的筆,我值。”
1983年11月,陳明胃病手術(shù)。醫(yī)院暖氣微涼,丁玲每日下午準時出現(xiàn)。那天探視結(jié)束,她俯身在陳明額頭輕輕一吻,白發(fā)垂到病床藍單上。護士低頭整理藥車,不忍驚擾。臨別時,陳明的手還握著她,摩挲片刻才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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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猜測、北大的冷眼、北大荒的風雪、秦城的黑夜……一道道關(guān)口都沒拆散這對“老妻少夫”。回到1982年的那個秋日,舒群聽丁玲玩笑,心頭一酸,啞聲應(yīng)道:“算我多慮。”窗外枯葉旋落,正好停在窗臺,像極了延河岸邊那片老棵棗林——歲月磨平了枝椏,卻讓根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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