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寶利讀姜維群先生畫語有感：取法正、守正脈、悟己法、得正果

畫途瑣語| 取法正、守正脈、悟己法、得正果

——讀姜維群先生畫語有感

作者：王寶利

姜維群先生不僅在書畫創作上造詣深厚，亦于文學領域筆耕不輟，對藝術品的收藏更是傾注了極大熱情。歷經數載，先生以左手撰寫隸書，深諳古法神機，營造出別具一格的藝術風格。其將金石碑刻的立體傳拓技術巧妙融入繪畫，為國畫領域帶來了新的發展。先生曾擔任今晚報社高級編輯，其間采訪京津兩地書畫名家逾百人，并在眾多報刊發表千余篇評論文章。近期，先生以其豐厚的藝術實踐為基礎，結合中國歷代繪畫理論與現代實際，在“墨彩大同”山水畫技法研討會等多場重要學術論壇現場，系統闡述了中國繪畫創作必須歷經“取法正、守正脈、悟己法、得正果”四個階段的理論。本人亦通過長期的藝術實踐，對先生的理論體系有了初步的領會。

姜維群先生作為藝術領域的杰出學者，曾明確指出：在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進程中，堅持正宗傳統是防止迷失方向的根本原則。他強調，畫家應當深入探究古人筆法的精髓，這不僅是對技法的學習，更是對文化傳承的尊崇。在創作過程中，嚴格遵守繪畫法度，是每位畫家必須恪守的基本準則。以山水畫為例，它不僅包含人物、山石、樹木等元素，更是畫家對自然之美的深刻理解與情感表達的載體。其中，點苔技法尤為重要，猶如繪畫的點睛之筆，能為作品注入生命力，使畫中山石樹木栩栩如生。畫作的整體氣韻、靈動與完整，均與畫家在點苔技法上的修養密切相關。古代畫論家如宋代郭熙，在其《林泉高致》中便對點苔的大小、疏密及在不同山水情境中的運用作了詳盡論述。

創新無疑是推動藝術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歷史上，諸如徐渭、張大千等藝術大師，不滿足于既定技法，勇于在創作中探索新的構圖與筆墨。徐渭的潑墨山水、張大千的重彩工筆，皆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大膽創新。盡管創新初期或遭質疑，但時間證明了他們藝術成就的價值，使其風格獨樹一幟。然而，創新必須建立在正宗傳統的堅實基礎之上，否則便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當代藝術界，部分畫家在創新嘗試中未獲廣泛認可，主要是因為繪畫基礎不夠扎實，且方法選擇不當，導致作品在藝術表現與大眾審美之間產生偏差。這種情況猶如在京劇表演中突兀加入西洋樂器，破壞了藝術的和諧。藝術的創新應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逐步探索，而非單純追求新奇、忽視藝術本質。

對繪畫初學者，尤其是藝術院校學生而言，若在學習初期出現偏差，后續便難以回到正軌。因此，高校與藝術學院在教學中，應當繼承和運用傳統教學方法，以嚴謹端正的態度進行指導。教師應引導學生深入理解中國畫的傳統精神，學習古人的筆墨技法，并鼓勵他們在傳統基礎上進行適度創新。通過這樣的教學，方能確保學生沿正確道路前進，維護中國畫傳統的純正性，促進新一代畫家的健康成長。唯此，中國畫藝術才能在傳承與發展中生生不息。

學習正宗藝術的過程，猶如鑒賞京劇之美，必須牢固掌握其程式化的唱腔、動作與表演技巧，嚴格遵循傳統法度。缺乏這些基本程式，便無法真正步入藝術殿堂，只能被視為門外之人。追求正宗的同時，亦應追求高雅，深入研習古代先賢的智慧結晶與真正大家的杰作，細心觀察、潛心領會，直至洞察其中深遠意蘊。

堅持正宗的藝術追求，意味著深入理解并掌握古典繪畫的基礎技法，進而達到技藝精湛、游刃有余的境界。畫家技藝的高低，尤體現在對古畫的精確摹寫之中。若有畫家技藝高超，運用歷經百年的陳舊紙張、古墨、傳統印泥及世代相傳的工具，摹寫張大千、林風眠、李可染、鄭板橋等名家之作，幾可亂真，其市值甚至可逾千萬。齊白石先生一生作畫萬余幅，然市面上流通之作竟達十幾萬幅，其中九成以上為贗品，且多為技藝高超者所制高仿。盡管此類行為不為法律所容，卻從側面印證了那些秉持正宗追求者技藝之精湛。

然而，這些高仿作品的創作者中，許多人年至花甲，卻常感慨：雖技藝高超，卻未能使自己的名字留在作品之上，終身默默無聞，隱于幕后。對一位投身繪畫一生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悲哀。他們雖渴望走出幕后、展現自我，但并非每個人都能在晚年如愿。不可否認的是，正因他們堅守正宗學習方法，打下了堅實基礎，其技藝才得以在社會廣泛傳播，隨處展現藝術魅力。

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真誠的情感表達不可或缺。對于中國畫而言，這種真誠更是其藝術創作的核心。無論是山水、花鳥還是人物畫，都必須源自內心深處的真實感受與情感流露。藝術作品之所以能跨越時空、打動人心，正是因它們承載了創作者的真摯情感與對生活的深刻洞察。

例如，能背誦成百上千首詩，并不等于能創作出真正具有詩意的中國畫。背誦或許只是文字的記憶與重復，而中國畫的創作則需要情感的投入與靈魂的參與。缺乏情感的畫作，猶如沒有靈魂的軀殼，無法與觀者產生共鳴。此類作品無論技巧多么嫻熟，皆難以動人，終將淪為平庸。有些畫家雖技法熟練，但畫作缺乏情感深度，畫面空洞乏味，難以引起觀者興趣。

反之，當中國畫能夠觸動人心，它便能深深打動觀者，甚至令人沉浸其中、久久難忘。這種情感的共鳴，往往發生在觀者在畫中尋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情感契合的瞬間。譬如，欣賞一幅山水畫時，若畫家在作品中融入了對自然的熱愛與敬畏，觀者亦能感受到此般情感的傳遞，從而產生共鳴。再如齊白石的蝦畫，栩栩如生的形象不僅展現了高超技巧，更傳遞出對生活的熱愛與對自然的敬畏，正是這種共鳴讓畫作深入人心。

同樣，真正的中國畫也需要情感的投入與激情的驅動。沒有情感的中國畫，猶如沒有生命的風景，即便技法再高，亦難引發共鳴。而那些能打動人的作品，往往因畫家傾注了自己的情感與激情。如徐悲鴻的馬畫，奔騰的駿馬不僅展現了對馬的深刻理解與熱愛，也傳達出其內心的激情與力量。正是這種情感的投入，使徐悲鴻的馬畫成為中國畫中的經典。

中國畫的價值在于它能感染人、觸動人心。若一件作品不能打動人心，那么無論形式多么完美，它已失去藝術的靈魂與存在的意義。中國畫不是冰冷的技巧展示，而是情感與思想的交流。只有那些能引起共鳴、激發情感的作品，才能真正觸動人心，成為不朽的經典。如八大山人的畫作，以其獨特的風格與深刻的情感內涵，成為畫史瑰寶。其作品不僅技藝高超，更傳達出內心的孤獨與掙扎，這種情感的共鳴令觀者產生深刻的敬仰。

“畫如其人”，深厚的學識可提升個人的高雅氣質。在繪畫創作中，必須嚴格遵循高水平的藝術規范，以確保作品呈現學術韻味，此為藝術創作的核心。中國畫表面看似簡潔，實則每一筆皆蘊含深思，皴法變化無窮。在干紙上描繪無形之物，同時營造濕潤之感，對技藝是極大挑戰。

畫家須精通運用云、山、林、木等自然元素的技法，以增強作品的生動性與表現力。同時，畫家還需全力以赴，堅定不移地沿襲正確的藝術方向，方能創作出氣韻生動、充滿學術靜美之作品。

中國畫追求寧靜之美，畫面須保持和諧與靜謐，切忌雜亂無章。

在評價畫作時，觀者常言：“此畫過于雜亂，令人目不暇接。”盡管這反映某種審美傾向，但藝術品的品質確有高下之分。表面的雜亂不能視為佳作，甚至可能被視為低劣。唯那些在寧靜中透出學術氣息的畫作，方被認定為藝術上乘。

中國畫嚴格承襲正統血脈，魏碑書法源于山西大同，在漢字書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其獨特筆法引領風騷。魏碑不僅為漢字在二王之外開辟新徑，更在書法長河中形成了與之并行的流派，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康有為在《藝舟雙楫》中指出，魏碑標志著中華書法的巔峰，甚至超越二王，隸書與楷書皆源出于魏碑，確立了其在書法中的正宗地位。本人所撰對聯“隸楷導原由此變，魏碑千古有奇功”，正是對魏碑精神內涵的揭示。

另一聯“翰墨長河千丈險，大同世界一燈明”，則闡述了書畫藝術之路的艱難險阻，猶如長江驚濤。即便沿著正路循序前行，亦有人迷失方向，難以抵達藝術殿堂。我尤為青睞“大同”之名，因其象征著北魏時期的文化巔峰，令人敬仰。如今，我們正致力于復興理想社會的終極境界——世界大同。“大千世界一燈明”寓意大同世界如明燈，指引藝術道路。守正脈，即于藝術長河中追尋正宗之源，盡管流派紛繁，只要把握正脈，便能沿正確路徑走向藝術成功之途。

藝術創作須有獨樹一幟的個人風格，此乃確立個人藝術身份的關鍵。若無此，即便終身摹仿他人，亦難找到自身特色。王石谷、唐伯虎之所以名垂青史，正因其畫風獨一無二。藝術家的終極目標是找到真正的自我，但這并非易事。

明代畫家陳洪綬（陳老蓮）曾在杭州72賢祠閉關摹寫72賢像，十日后，眾人對其作品贊不絕口，認為與原作無異。然而三月后，他展示的新作卻與原作大相徑庭，令人困惑。陳洪綬直言：“此即吾所求。”其作品雖似摹仿，實已融入個人理解，方為藝術本質。

陳洪綬評唐代周昉人物畫：“有實力而不張揚。”周昉技藝高超，卻給人以平淡之感，此為難得之境。今人往往追求形似而忽視藝術內在價值。周昉之作表面平常，實則內涵深厚，展現出藝術的高境。宋人評岑子洲：“畫技雖佳，然少生動之趣。”岑子洲悟后，以白紙覆土墻，從中窺見山水村落之意境，自此畫作愈發鮮活。

藝術之路，非僅靠勤奮練習與臨摹可達完美。書法需臨帖，然不可一味模仿。熟練之后，當廣涉他帖，開闊眼界。田蘊章先生曾言：“吾臨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雖未臻至境，然已逾常人。”田先生憑此獨到之處，攀登至他人未及之高度，終成一代大家。

堅守正宗、保持傳統、追求個人藝術法則，旨在藝術上取得成就。一旦在創作中打下堅實基礎并保持傳統純粹，便須創造獨特的藝術語言。若止步于無休止的模仿，只會陷入循環，難以突破。唯有停止模仿，方有望攀上藝術高峰。

姜維群先生提出的“取法正、守正脈、悟己法、得正果”四階段書畫學習理念，引人深思。藝術揭示民族的歷史、哲學與審美，作為國畫者，我們必須汲取中國繪畫精華，以傳統技法展現國畫特色，而非草率援引西法。

畫家生涯中的臨摹，是為尋正宗、溯脈絡的唯一途徑。即便今日臨摹宋四家、明四家等先賢之作，或被人指責為復古，然臨摹的真正意義在于繼承歷代藝術思想精髓——即繪畫的根本技法，而非追逐表面潮流。

學習先賢作品，首重形似，通過精細臨摹其筆法與構圖，方能深入理解古人的創作心態與歷程，奠定堅實基礎。再經由精神層面的領悟，逐漸塑造個人風格。正如八大山人師法董其昌，鄭板橋取徑石濤，黃賓虹汲取髡殘精華，王原祁等人皆最終自成一家。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乃藝術成就之必由之路。先賢將臨摹與寫生等量齊觀，中國寫生的核心在于“格物致知”，強調探究事物本質，而非西方之簡單寫實。正如王陽明通過“格物”以求“正果”，中國寫生要求畫家深入自然，通過觀察與思考研究事物原理，吸收萬物精華，提升書畫內在修養。

多年繪畫實踐使我堅信，“取法正、守正脈、悟己法”是回歸心靈本質的正途。唯有凈化心靈，方能最終達至“知行合一”之境，取得藝術上的成就。（附圖為王寶利山水畫作品）

王寶利，字子久，1972年生于北京，祖籍山東聊城高唐縣，現居天津市濱海新區。自幼得遇恩師曾昭國先生，黃玉金先生，后又遇良師姜維群先生。諸位先生以其獨特的藝術見解與教學方法，使其系統掌握中國歷代山水、書法、花鳥等流派的技法精髓，領悟中國繪畫藝術背后的哲學與人文精神，開啟了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藝術理論與根本技法的深入探索，為其的藝術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其將畢生秉持對藝術的敬畏與熱愛，在繼承傳統繪畫語言的基礎上，結合現代審美特點，開拓符合當代審美的繪畫作品，是其終身奮斗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