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資，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費欲望和經濟活力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越來越長的勞動，而是生活越來越幸福。

這幾年，提振內需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國補目前來看也會繼續持續下去。當消費越來越重要的時候，提高最低工資也就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議題。

為什么提高最低工資，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費欲望和經濟活力？

它的核心邏輯就在于，通過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增強其消費能力，就可以拉動整體消費需求。

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居民消費支出主要取決于可支配收入水平，且邊際消費傾向（即收入每增加一單位所引發的消費增加量）隨收入不同而存在差異。

基于此，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反而是最高的，也就是說當提高最低工資后，低收入群體會將更多資金用于消費，而非儲蓄。

所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直接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在理論上就可以有效刺激其消費支出，形成“收入提升-消費增加-需求擴大-經濟活躍”的傳導鏈條。

從生命周期理論來看，低收入群體往往也面臨著更大的流動性約束，其消費決策也更依賴于當前收入而非長期的財富積累。因此，最低工資提高帶來的即時收入增長，對這類群體的消費拉動作用也更為顯著。

過去我們總擔心，如果太高的福利有可能會助長懶漢行徑，不利于人們奮斗；但如果我們只看最低工資標準，那些適配最低工資標準的群體，其實他們的每天工作時間并不低，有的甚至可能長達十個小時，如果能夠提高這部分群體的收入，不僅不會助長懶漢，反而還會提高他們的消費和生活質量。

通常來說，最低工資標準一旦提高，會直接關聯到餐飲、零售、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從業者收入。這類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他們的收入增加后，消費支出往往會優先投向食品、住房和醫療等基礎領域，帶動相關產業需求增長。

除此之外，最低工資的提高，還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公平消費。研究證實，過大的收入差距會抑制社會整體消費傾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以縮小與中高收入群體的差距，這也有助于構建更健康的消費結構。

當低收入者的購買力增強時，市場對大眾消費品的需求也會更均衡，這也能夠避免消費過度集中于中高端市場，從而激活中低端產業活力。

從理論來看，提高最低工資可以說是百利無害，具有很多好處，但在實踐層面上，盲目提高最低工資，也有可能帶來其他負面影響。

提高工資，對發工資的企業來說，工資剛性上漲肯定會擠壓利潤空間，這就可能導致部分企業面臨生存困境。如果企業無法通過技術或效率提升來消化成本，那么企業可能就會選擇人力優化或者減少招聘的方式，來把成本轉嫁到員工身上。

另外過高的最低工資標準，也有可能降低企業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導致越來越多人難以就業。尤其是在自動化替代加速的背景下，企業可能更傾向用機器替代人力。

但對我們來說，過高的最低工資標準這樣的擔憂并不存在，唯一的問題就是，一旦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擠壓企業的利潤空間，對企業造成難以挽回的影響。

在宏觀上，如果工資上漲幅度超過生產效率提升速度，也有可能推動物價全面上漲，形成“工資-物價螺旋”。此時，低收入群體名義收入增加，但由于物價上漲，其實際購買力可能被通脹抵消，這也會導致消費提升效果大打折扣。

不過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也不是問題，因為當下我們正愁物價太低，而不是物價提高，如果真的能夠出現一些通脹，那肯定是好事情。

在提高最低工資的問題上，其實最大的變數不是物價、也不是通脹，而是企業；畢竟企業才是承擔人力成本上漲的角色，因此企業才是提高工資最大的變數。

從國際經驗來看，談判可能是一個比較有效的策略。以瑞典為例，瑞典是通過“工資集體協商+靈活工時”，來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從而實現工資增長和就業穩定的共存。

在日本，每年也都會有“春斗”的傳統。也就是工人方和企業方雙方聚在一起談判，從而決定是否加薪，以及加薪多少。

企業賺不賺錢，在財報上能夠比較透明清晰的看到，對員工來說，就需要根據企業的財務狀況，來決定是加薪，還是選擇和企業共渡難關。

這種“協商制”，或許是提高薪資一個不錯的角度。

企業可以派出企業代表，員工可以派出員工代表，雙方坐在一起理性決策商議，或許是提高工資的最優解。

從趨勢來看，提高收入肯定會是未來越來越重要的一個方向。今年寧德時代、比亞迪包括國內一些互聯網大廠，都在決定給員工加薪，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但不足的地方當然也有。例如某企業財報利潤驚人，但給員工漲薪卻只有利潤的2個百分點，漲薪幅度和利潤比起來，還是遠遠不夠。

這仍然還是觸及到了那個所謂的核心問題，即如果決定加薪，那么誰來給員工決定加薪，以及加薪多少？如果在這件事上只有企業去做決策，那么加薪的幅度肯定就高不到哪里去。

如果薪資的漲幅比不上成本的漲幅，比不上人們對未來的期望的話，那么消費和活力，自然也就難上加難。

在提高最低工資上，我們當然不能忽視企業承受能力，但同樣也不能忽視員工的承受能力，如果企業賺了錢，也不愿意給基礎員工加薪，或者加薪太少，那么這種結構顯然也是不健康的。

要在保障勞動者權益和維護可持續性之間尋找最優解，這不是一件易事；也正因為不容易，我們才更需要提高最低工資，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提升居民消費欲望和經濟活力。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