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深秋,北京西郊的夜風帶著寒意拂過解放軍總醫院大門,枯葉在臺階上打著旋兒。門診大廳燈火通明,一位頭發微卷、身著淺灰呢子大衣的女軍人獨自走向住院處,神情平靜,行李極少。她在表格“工作單位”一欄寫下“總參某部”,名字——李敏。
值班護士只注意到病歷上“38歲、女、上呼吸道感染并發支氣管炎”幾個字,沒再多問。李敏順利住進普通內科病房,床位在西走廊第三間。轉身掩上門那一刻,她略微松了口氣:沒有人把自己當成特殊對象,這正是她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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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出生于1936年秋,瑞金正處戰爭動蕩,母親賀子珍在蘇區醫院完成生產。不到幾個月,中央紅軍踏上長征,賀子珍抱著襁褓中的李敏跋涉雪山草地。途中疾病與流彈隨時奪命,李敏最終被安置在湘西農戶家,以免影響行軍。一別十年,1946年母女在蘇聯重聚;1949年2月,她才第一次凝望父親毛澤東的面龐。少年時期的輾轉,讓李敏尤其珍視“普通”二字。
入院第三天,氣溫驟降,加上霧氣,病區咳嗽聲此起彼伏。李敏午睡后自覺呼吸憋悶,護士長便將她的病房調往高干病區——那里設備好,含氧量監測更精準。床位調整不過十分鐘,卻像投下一顆小石子,瞬間激起漣漪:怎么有個普通上呼吸道病人直接住進17號病區?大家議論難免。
病區里有實習護士王嵐,今年22歲,湖南人,嗓音帶著鄉音。她第一次給李敏量體溫時,下意識多看了幾眼:額頭、眉骨、下巴線條、甚至抿唇的動作,與掛在禮堂正中的那幅巨幅畫像極其相似。她心里嘀咕,可又覺得“自己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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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言還是很快散開。有意思的是,李敏并未刻意避開議論,依舊按時霧化、拍背、配合檢查,只是在走廊遇見醫護總是微笑致意。大家越看越眼熟,卻苦于沒有確鑿憑據,也沒人直接開口詢問。
一周后,李敏病情好轉。那天上午十點,她靠在床頭讀《流體力學講義》——這是她在軍事氣象部門工作時的技術手冊。兩名護士低聲進屋更換被服,見她閉眼休息,以為沒聽見,輕聲聊起“像不像?”的話題。王嵐按捺不住疑問,小聲冒一句:“要不跟她確認一下?真像啊。”
李敏其實早已聽得一清二楚。她微微睜眼,沒有立即說破,反倒饒有興趣地等待下一句。另一位護士怕聲音吵醒病人,做了個噤聲手勢,悄聲回道:“別亂猜,萬一認錯,多尷尬。”兩人交換目光,最終沒勇氣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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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查時間,主治醫師蘇炳文走進病房。蘇醫師在延安時期就是軍醫,后來調入301,對李敏的身份心知肚明。他檢查聽診后叮囑繼續霧化氧療,離開前把兩名護士叫到門口,僅說了一句:“照顧好病人,注意保密,別讓小道消息滿天飛。”一句話等于半點名,護士們瞬間明白:猜測成真。
王嵐回到值班臺,激動又忐忑。“還真被我碰上了。”她忍不住小聲嘟囔。傍晚巡房,李敏從書頁中抬頭,看著仍在糾結的王嵐,忽而莞爾一笑,道:“聽說你們覺得我面熟?”聲音不高,語氣平和。王嵐點頭,一時語塞。
李敏輕輕合上書,對方才的小心思并不介懷,反倒幽默地遞了臺階:“這張臉是爸媽給的,可沒辦法換,認出來也怪不得你們。”她刻意把“爸媽”兩個字說得輕描淡寫,笑意里帶著調侃。王嵐松了口氣,心里懸著的石頭終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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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數日,病房恢復寧靜。李敏仍堅持自己刷牙洗臉、不讓護士打飯。她常坐在窗前做呼吸操,偶爾與隔壁老將軍聊戰地氣象的趣事。護士們逐漸明白,這位似乎擁有無限光環的女兒,最在意的恰恰是“不被特殊對待”。每到治療時間,她拿著病號服口袋里皺巴巴的治療卡準點報到,一絲不茍。舉手投足都在提醒周圍人:“軍人重在紀律,而不是身份。”
半個月后,復查肺部陰影基本吸收。出院手續辦得極快,李敏只留下一封簡短的感謝信給病區,言辭樸素:“同志們辛苦,我已痊愈,勿為我分心。”行業慣例,禮物還是一支簽字筆。她離開那天,北京城剛飄初雪,軍車在醫院門口停三分鐘即駛離,車窗后那張熟悉又平靜的面龐很快模糊在白色天幕中。
王嵐后來在日記里寫過一句話:同樣的五公里呼吸道,尊貴與平凡只隔一層態度。李敏用看似輕描淡寫的玩笑,讓人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低調,也讓年輕護士們見識了“身份隱在人群,責任嵌在骨子”是怎樣一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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