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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有特別重視歷史的傳統。在文學形式中,也有相應的體現。詠史詩、歷史小說等,都有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古代戲劇大部分取材于歷史,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談到戲劇和歷史的關系,自然會想起史學大師顧頡剛先生發起以《古史辨》為旗幟的“疑古”運動時,曾經因戲劇而受到重要的啟示。他在《 <古史辨> 第一冊自序》中回憶了自己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特別迷戀京劇的情形。他寫道:“我變成了一個‘戲迷’了!別人看戲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幾個極愛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無論哪一種腔調,哪一個班子,都要去聽上幾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自從到了北京,成了戲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讀書人的高傲去和民眾思想接近,戲劇中的許多基本故事也須隨時留意了。但一經留意之后,自然地生出許多問題來。”“深思的結果,忽然認識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例如諸葛亮不斬馬謖而小說中有揮淚斬謖的事,楊繼業絕食而死而小說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點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來面目如何,或者當時有沒有這件事實,我們已不能知道了;我們只能知道在后人想像中的這件故事是如此的分歧的。推原編戲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實遷就于他們的想像的緣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滿足,使得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預期的步驟和結果相符合。”顧頡剛后來做“辨證偽古史”的工作,并且取得了舉世驚駭的成就,原因之一,竟然是因為思考戲劇和歷史的關系而得到了啟迪。可以說,顧頡剛有幸通過看戲而得到了對歷史的新認識,戲劇則有幸通過顧頡剛的深思為歷史學的進步提供了文化素材,而歷史也有幸通過顧頡剛和戲劇的文化機緣而取得了時代的突破。
和顧頡剛同一年出生,對歷史也懷有同樣的特殊關心的另一位名人,曾經也在看戲的時候發現了戲劇和歷史真實的距離。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曾經回憶他在少年時讀舊小說舊故事的時候的感想:“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里面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他后來實際上沿襲了這種認識,曾經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是歷史的顛倒”,應當“再顛倒過來”。晚年毛澤東還提出,文化工作方面,特別是戲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東西,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寫史的戲和史本身,總是有距離的。關于歷史題材的戲劇和歷史本身之間的距離,曾經有過長期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劇作的虛構限度問題。
歷史學家郭沫若在歷史劇的創作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對于歷史劇創作中存在的把握歷史精神為歷史事實束縛的問題,在《歷史·史劇·現實》一文中主張應當采取“失事求似”的具體手法。他還在《談歷史劇》一文中指出:“寫歷史劇可用《詩經》的賦、比、興來代表。準確的歷史劇是賦的體裁,用古代的歷史來反映今天的事實是比的體裁,并不完全根據事實,而是我們在對某一段的歷史的事跡或某一個歷史人物,感到可愛而加以同情,便隨興之所至寫成的戲劇,就是興。”文學家茅盾也有歷史學的深厚根底,他關于神話的研究,就表現出史家的學養。茅盾在《關于歷史和歷史劇》中指出:“歷史家不能要求歷史劇處處都有歷史根據,正如藝術家(劇作家)不能以藝術創作的特征為借口而完全不顧歷史事實、任意捏造。”“任何藝術虛構都不應當是憑空捏造,主觀杜撰,而必須是在現實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換言之,人與事雖非真有,但在作品所反映的時代歷史條件下,這些人和事的發生是合理的,是有最大的可能性的。”吳晗身為歷史學家同時也曾經有歷史劇作的成功嘗試,他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醒目的地位。吳晗在《談歷史劇》中表達了自己的主張:“歷史劇必須有歷史根據,人物、事實都要有根據。”“人物、事實都是虛構的,絕對不能算歷史劇。人物確有其人,但是事實沒有或不可能發生的,也不能算歷史劇。”“歷史劇作家在不違反時代的真實性的原則下,不去寫這個時代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而寫的是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完全可能發生的事情,在這個原則下,劇作家有充分的虛構的自由,創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張、突出、集中,使之達到藝術上的完整的要求。”文學史研究大家王瑤對于歷史劇作的虛構,認為應當按照歷史“可能怎樣”進行虛構,按照歷史“應該怎樣”進行虛構。雖然認識各有不同,但是都主張歷史真實和藝術形式的統一,只是對于這種“統一”的理解有所不同,對于如何“統一”,也有不同的見解。
我們看到,論者都不否認歷史劇作中虛構的合理性,只是對于這種虛構的合理度,認識未必一致。在影視作品充斥“戲說”歷史現象的今天,也許討論這種“合理度”是必要的。一些歷史題材影視作品中虛構的成分超過了這種合理度,使得其內容偏離了歷史。如果只是純粹的“戲說”倒并不要緊,但是有的作品卻是以“正說”的名義來“戲說”,或者是因為對歷史的無知或少知,本來是要“正說”,說著說著就成了“戲說”,成了“歪說”。而編創者又借助媒體非要宣傳自己的作品是“歷史正劇”,甚至是根據正史改編的。廣大觀眾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問題。歷史學者其實并無心苛求藝術家,也絕不希望歷史題材影視作品成為“歷史教科書”。但是歷史學者出于學術責任,又不能坐視腐朽歷史觀的抬頭,坐視錯誤的歷史認識的泛濫,坐視青少年誤以為屏幕上荒唐無聊的搞笑游戲就是歷史真實。面對污染歷史、敗壞歷史、強暴歷史的表演,維護歷史真實的“見義勇為”,是值得肯定的。
也許對“歷史正劇”的真心期望是共同的。也許歷史學者和影視創作者的相互溝通是必要的。也許歷史學者對影視編創工作的早期介入是有益的。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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