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虛構的合理度

中國文化有特別重視歷史的傳統。在文學形式中，也有相應的體現。詠史詩、歷史小說等，都有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古代戲劇大部分取材于歷史，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談到戲劇和歷史的關系，自然會想起史學大師顧頡剛先生發起以《古史辨》為旗幟的“疑古”運動時，曾經因戲劇而受到重要的啟示。他在《 <古史辨> 第一冊自序》中回憶了自己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特別迷戀京劇的情形。他寫道：“我變成了一個‘戲迷’了!別人看戲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幾個極愛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無論哪一種腔調，哪一個班子，都要去聽上幾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自從到了北京，成了戲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讀書人的高傲去和民眾思想接近，戲劇中的許多基本故事也須隨時留意了。但一經留意之后，自然地生出許多問題來。”“深思的結果，忽然認識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例如諸葛亮不斬馬謖而小說中有揮淚斬謖的事，楊繼業絕食而死而小說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點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來面目如何，或者當時有沒有這件事實，我們已不能知道了；我們只能知道在后人想像中的這件故事是如此的分歧的。推原編戲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實遷就于他們的想像的緣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滿足，使得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預期的步驟和結果相符合。”顧頡剛后來做“辨證偽古史”的工作，并且取得了舉世驚駭的成就，原因之一，竟然是因為思考戲劇和歷史的關系而得到了啟迪。可以說，顧頡剛有幸通過看戲而得到了對歷史的新認識，戲劇則有幸通過顧頡剛的深思為歷史學的進步提供了文化素材，而歷史也有幸通過顧頡剛和戲劇的文化機緣而取得了時代的突破。

和顧頡剛同一年出生，對歷史也懷有同樣的特殊關心的另一位名人，曾經也在看戲的時候發現了戲劇和歷史真實的距離。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曾經回憶他在少年時讀舊小說舊故事的時候的感想：“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里面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他后來實際上沿襲了這種認識，曾經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是歷史的顛倒”,應當“再顛倒過來”。晚年毛澤東還提出，文化工作方面，特別是戲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東西，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寫史的戲和史本身，總是有距離的。關于歷史題材的戲劇和歷史本身之間的距離，曾經有過長期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劇作的虛構限度問題。

歷史學家郭沫若在歷史劇的創作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對于歷史劇創作中存在的把握歷史精神為歷史事實束縛的問題，在《歷史·史劇·現實》一文中主張應當采取“失事求似”的具體手法。他還在《談歷史劇》一文中指出：“寫歷史劇可用《詩經》的賦、比、興來代表。準確的歷史劇是賦的體裁，用古代的歷史來反映今天的事實是比的體裁，并不完全根據事實，而是我們在對某一段的歷史的事跡或某一個歷史人物，感到可愛而加以同情，便隨興之所至寫成的戲劇，就是興。”文學家茅盾也有歷史學的深厚根底，他關于神話的研究，就表現出史家的學養。茅盾在《關于歷史和歷史劇》中指出：“歷史家不能要求歷史劇處處都有歷史根據，正如藝術家(劇作家)不能以藝術創作的特征為借口而完全不顧歷史事實、任意捏造。”“任何藝術虛構都不應當是憑空捏造，主觀杜撰，而必須是在現實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換言之，人與事雖非真有，但在作品所反映的時代歷史條件下，這些人和事的發生是合理的，是有最大的可能性的。”吳晗身為歷史學家同時也曾經有歷史劇作的成功嘗試，他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醒目的地位。吳晗在《談歷史劇》中表達了自己的主張：“歷史劇必須有歷史根據，人物、事實都要有根據。”“人物、事實都是虛構的，絕對不能算歷史劇。人物確有其人，但是事實沒有或不可能發生的，也不能算歷史劇。”“歷史劇作家在不違反時代的真實性的原則下，不去寫這個時代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而寫的是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完全可能發生的事情，在這個原則下，劇作家有充分的虛構的自由，創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張、突出、集中，使之達到藝術上的完整的要求。”文學史研究大家王瑤對于歷史劇作的虛構，認為應當按照歷史“可能怎樣”進行虛構，按照歷史“應該怎樣”進行虛構。雖然認識各有不同，但是都主張歷史真實和藝術形式的統一，只是對于這種“統一”的理解有所不同，對于如何“統一”,也有不同的見解。

我們看到，論者都不否認歷史劇作中虛構的合理性，只是對于這種虛構的合理度，認識未必一致。在影視作品充斥“戲說”歷史現象的今天，也許討論這種“合理度”是必要的。一些歷史題材影視作品中虛構的成分超過了這種合理度，使得其內容偏離了歷史。如果只是純粹的“戲說”倒并不要緊，但是有的作品卻是以“正說”的名義來“戲說”,或者是因為對歷史的無知或少知，本來是要“正說”,說著說著就成了“戲說”,成了“歪說”。而編創者又借助媒體非要宣傳自己的作品是“歷史正劇”,甚至是根據正史改編的。廣大觀眾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問題。歷史學者其實并無心苛求藝術家，也絕不希望歷史題材影視作品成為“歷史教科書”。但是歷史學者出于學術責任，又不能坐視腐朽歷史觀的抬頭，坐視錯誤的歷史認識的泛濫，坐視青少年誤以為屏幕上荒唐無聊的搞笑游戲就是歷史真實。面對污染歷史、敗壞歷史、強暴歷史的表演，維護歷史真實的“見義勇為”,是值得肯定的。

也許對“歷史正劇”的真心期望是共同的。也許歷史學者和影視創作者的相互溝通是必要的。也許歷史學者對影視編創工作的早期介入是有益的。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