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京記憶——孫輩之責與歷史之重

我來南京已近一月。最初的日子，總被一種奇特的錯位感包裹著——一邊是兒時記憶里那張印著南京長江大橋的、色彩鮮亮的年畫，一邊是抵達首日便聽聞的、沉郁警鐘在陰霾天空中拉長的回響。這城市的面目，于我而言，最初便在這份自豪與沉痛的交織里，顯得迷離而厚重。

我此行的緣由，簡單而具體。為了襁褓中的孫兒，從遙遠的洛寧老家來此，做個“后勤兵”。日子被奶粉、尿布和黃昏時等待兒女歸家的燈光填滿，南京的六朝煙水、秦淮風月，似乎都隔在一層透明的玻璃外。唯有星期天，玻璃才短暫移開一道縫隙。我去了長江大橋，為童年的畫找到了江風中的實物，了卻一樁心事。但心里總惦念著另一個地方，一個我認為來南京必須抵達的去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念頭，沉甸甸的，像一塊壓在心上的石頭。

預約，竟成了第一道關口。我總記掛著上午八點放票的時刻，笨拙地戳著手機屏幕，那票卻總在瞬息之間化為灰色。一次，兩次……我非但不惱，反而感到一種無聲的震動：原來有這么多顆心，和我一樣，執著地要走向那段記憶。終于，在一個冬雨飄灑的下午，我預約成功了。那半天，我手腳格外麻利，將家務活計早早收拾停當，仿佛要趕赴一個極其莊重的約。

從江北出發，路途周折。我選擇了公交，慢是慢些，三元錢，能讓我在顛簸中，一路看清這座濕漉漉的城市如何從窗外流過。換乘，步行，全靠手機地圖引路。天氣陰冷，細雨如絲，天空是那種壓得很低的鉛灰色。這天氣似乎恰到好處，預先為心境敷上了一層肅穆的底色。

紀念館的入口，人群靜默。這種靜默是有重量的，壓住了所有的竊竊私語。甫一踏入，視線便被那尊巨大的雕塑攫住：一位母親，仰面向天，懷中是已然死去的幼子。她的姿態不是哭泣，是一種連聲音都被絕望抽干了的、向蒼穹的終極質問。冰涼的雨水打在雕塑深褐色的肌理上，仿佛那是永不干涸的淚。我站在那里，挪不動腳步，只覺一股寒氣從腳底直漫上來，淹沒了周遭的一切聲響。

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靜默。那份靜默，鋪展在覆滿白色鵝卵石的悼念廣場上，它代表著“寸草不生”；鐫刻在“哭墻”那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盡頭的姓名里，它訴說著“有名有姓”；更凝結在“萬人坑”遺址那裸露于黃土之下、層層疊疊的骸骨之上，它宣告著“鐵證如山”。沿著黝黑的展墻徐行，燈光幽暗，只有一幅幅歷史照片、一件件實物檔案被照亮。逃難的人群、斷裂的城墻、焚燒的房屋……那些黑白影像，帶著隔了八十余年仍能刺破紙面的驚惶與痛楚。玻璃展柜里，銹蝕的刀槍、發黃的日記、幸存者口述的文字，冰冷而具體。沒有激昂的解說，只有事實本身，一字一句，一圖一物，如鈍器敲擊著胸膛。

最令我窒息的，是走入那片遺址現場。隔著玻璃俯視，坑道中，那些遇難者的遺骨保持著掙扎的姿態，相互枕藉。有的顱骨上有清晰的刃痕，有的肢體扭曲斷裂。它們不是博物館里清理整齊的標本，它們就那樣原樣沉寂在當年的泥土里，將最殘酷的一瞬凝固成永恒。那一刻，“三十萬”這個數字轟然倒塌，化作眼前這具體而微的、成千上萬個無聲的悲劇。我扶住冰涼的欄桿，感到一陣眩暈。空氣里，仿佛有一種無形的東西，讓呼吸都變得困難。

這條參觀的路徑，是一條被精心設計的、向地心沉落的路。直到最后，走出那片至暗，眼前豁然開朗，是開闊的和平廣場。一尊高大的“和平女神”雕像矗立在水池中央，手托孩童與鴿子，姿態寧靜。從入口處母親絕望的仰首，到此地女神慈愛的垂眸，這路徑仿佛一場漫長的心靈跋涉，從地獄的深處，一步步走回人間。站在細雨中，回望那狀如折斷軍刀、寓意“鑄劍為犁”的主體建筑，我忽然明白了“銘記”二字的全部重量。它不是為了咀嚼苦難，而是為了丈量我們從苦難中走出多遠，以及未來和平的道路，需要多么審慎而堅定地去守護。

歸程的公交車上，窗外的城市華燈初上，車流如織，行人匆匆。孩童在母親懷里嬉笑，情侶共撐一把傘。這些最尋常的市井景象，在那一個多小時之后，在我眼中有了截然不同的質感。它們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一種值得為之付出一切去捍衛的、脆弱而珍貴的“日常”。

夜深了，回到江北的家中，孫兒已經睡熟，臉蛋紅撲撲的。我輕輕摸了摸他溫熱的小手。那一刻，紀念館里的冰冷與眼前的溫熱，歷史河床下的骸骨與這嶄新生命的脈搏，以一種無比復雜的方式，在我心中碰撞、交織。

我知道，童年墻上那幅關于大橋的畫，所象征的“抵達”的喜悅，已經永遠地改變了。這一次南京之行，我抵達的不僅是一座橋，更是一段民族最深的傷口；而我肩上承擔的，也不僅是兒孫繞膝的當下，更是一份從歷史深處傳遞而來、關于“活著”與“記得”的、沉甸甸的囑咐。

南京的冬天很冷，但這段記憶，將是我余生里一塊不會冷卻的烙印。

作者簡介：鎖建軍，男，1970 年出生，洛寧縣風翼鎮在禮村的一位普通農民。從事地板磚鋪設工作15年。十分關注洛寧的建設與發展，對家鄉文化滿懷熱愛，同時，還熱衷于公益事業，始終以熱忱之心積極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