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已經到了兩邊都能理解的年紀”話題登上短視頻平臺熱搜,引網友們廣泛討論。不少網友感慨終于理解了那句:“當年的事彼此各有難處,我不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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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時的世界,往往清晰得像一張標準化的試卷:對錯分明,黑白定式。那時的我們,愛憎總是格外鮮明,帶著幾分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也有著懟天懟地的沖勁與棱角。
在年輕的視角下,周圍的世界充滿了“不完美”:父母迂腐固執、領導保守僵化、小輩幼稚無知、孩子天真任性。
尤其是面對長輩,年輕人常懷有一種天然的不耐煩:嫌棄他們思想陳舊、厭惡那無孔不入的掌控欲、反感那些充滿“爹味”的說教。最刺耳的,莫過于那幾句代代相傳的“緊箍咒”:
“爸媽都是為你好!”
“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要多!”
“等你到了我這個年紀就知道了。”
這種苛責的目光,也同樣延伸向周圍的人。人們習慣站在自我中心的孤島上,用理想化的尺子去丈量復雜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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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知從人生的哪個節點開始,這種尖銳的視角悄然發生了軟化:
·看懂父母所謂的“迂腐”背后,沉淀的是歲月賦予的生存經驗和對安全感的本能執著;
·體諒同齡人看似的“平庸”,或許只是他們選擇了另一種自洽的生活方式;
·理解朋友的“疏離”,可能源于彼此從未真正卸下心防;
·察覺伴侶的“忽略”,也許是因為他們正默默背負著不為人知的重壓;
·洞悉陌生人面具下的“冷漠”,往往只是生活透支后留下的疲憊。
我們開始明白,每一個看似不可理喻的“立場”背后,其實都藏著一個“不得不”的苦衷。于是,不再急著去批判誰的固執,也不再急著去嘲笑誰的天真。
看著孩子為了吃冰淇淋而哭得撕心裂肺,我們不再覺得那是任性妄為,因為我們讀懂了在那個小小的世界里,這就是天大的委屈與渴望。
看著父母一遍遍重復著那些過時的叮囑,我們不再覺得那是聒噪厭煩,因為我們讀懂了在那個漸行漸遠的背影里,這是他們唯一能抓住的、愛我們的方式。
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然步入了一個“兩頭都能理解”的年紀。曾經那些關于對與錯、好與壞、真與假、善與惡、得與失的界限,不再像兒時課桌上那道輕輕劃下的“三八線”般涇渭分明。
從“非黑即白”到“灰度認知”:
大腦的二次進化
回想二十出頭的時候,人的思維模式像極了一臺精密的計算機,運行著一套嚴格的邏輯代碼:符合邏輯的就是 True(真/對),不符合的就是 False(假/錯)。那個階段的我們,最無法容忍的就是“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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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父母吃剩菜,我們會憤怒地指責:“這不健康,必須倒掉!”因為在科學的鐵律里,亞硝酸鹽有害健康,這毋庸置疑;看到孩子或下屬不按流程辦事,我們會覺得不可理喻:“規則就是規則,怎么能亂來?”
心理學家讓·皮亞杰(Jean Piaget)將這種思維模式定義為“形式運算階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這一階段始于青春期。此時的我們信奉“唯一解”,熱衷于辯論,試圖用無懈可擊的邏輯去改造父母、規訓孩子,堅信真理具有唯一性。然而,這種對“絕對正確”的執著,往往讓我們在現實的關系網中撞得頭破血流:贏了道理,輸了感情。[1]
好在,大腦的發育并沒有止步于青春期。心理學家發現,成年之后,特別是人到中年,我們的思維模式會進化至一種更為成熟的形態——“后形式思維”。
“后形式思維”(Postformal Thinking)是一種超越了單純邏輯推演的高級智慧。它不再將世界視為一道只有唯一解的數學題,而是承認現實的模糊性與復雜性。如果說之前的思維是死磕邏輯的“直男”,那么“后形式思維”就是懂變通的“智者”。它不再執著于非黑即白的標準答案,而是開始接納現實的矛盾與混沌。在這個階段,我們解決問題時不再只看理論,而是更看重實用性;不再盲目自信,而是多了幾分反思與包容。[1]
這種成熟的思維模式具備五個核心特征:[2]
1.真理的情境化:
從“絕對正確”到“相對合理”
年輕時,我們尋找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后形式思維”者明白,所謂的“正確答案”往往取決于情境。在公司講究的是效率和規則,但回家講究的是愛與包容。他們不再糾結于理論上的“絕對正確”,而是追求在特定條件下解決方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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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納復雜與模糊:與矛盾共存
現實世界充滿了悖論。一個人既可以是嚴厲的領導,也可以是溫柔的父親;一個決策既可能帶來短期陣痛,又蘊含長期紅利。“后形式思維”者不再試圖消除所有的模糊性,也不強求邏輯上的完美閉環,而是學會了整合矛盾,在不確定性中保持內心的平衡。
3.整合情緒與邏輯:讓理智更有溫度
在“形式運算階段”,我們往往視情緒為干擾理智的“噪音”。但成熟的思維意識到,情緒和主觀感受也是重要的信息來源。“后形式思維”者懂得將邏輯推演與情感價值相結合,做出的判斷不僅合乎邏輯,更合乎人性。
4.思維的彈性與適應:像水一樣思考
如果說年輕的思維像堅硬的冰,那么成熟的思維則像流動的水。面對問題,“后形式思維”者展現出極高的靈活性。當環境變化時,他們不會固守舊有的推理模式,而是能迅速調整策略,展現出開放的心態和強大的適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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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邏輯與直覺共舞:經驗的升華
以前只講邏輯,現在學會了結合直覺和經驗。這并非放棄邏輯,而是超越邏輯。經過歲月的沉淀,許多邏輯規則已經內化為直覺(Intuition)。在處理棘手問題時,“后形式思維”者既能運用嚴密的邏輯分析,又能參考直覺判斷,這種“邏輯+直覺”的雙核驅動,往往能更高效地直擊問題本質。
心智的拐點:為什么是“中年”?
“后形式思維”通常在青少年后期(約 17-20 歲)開始萌芽,在成年早期(約 20-30 歲)顯著發展,并在成年中期(約 40 歲以后)趨于穩定甚至在辯證維度上繼續上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智慧并非歲月的“贈品”。研究發現,并非人人都能形成“后形式思維”,有的人即便年歲漸長,思維卻依然被卡在非黑即白的“形式運算階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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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研究表明,這種從“非黑即白”向“灰度認知”的跨越,雖然呈現了明顯的年齡發展趨勢,但并非隨著年齡增長自然發生的生理結果,而是一場認知與環境劇烈碰撞后的“化學反應”。換句話說,心智的這個拐點,往往出現在人生成熟與社會復雜性交織的時刻。它之所以多發于成年早期,主要源于以下三個維度的催化、沖擊與刺激:[2]
1.教育的催化:知識不是答案,
是思考的起點
心理學家杰弗瑞·簡森·阿內特(Jeffrey Jensen Arnett)指出,成年早期的一個核心認知進步就是“反思判斷”的發展。但這并非自然成熟的結果,而是主要由教育驅動的。[1]
所謂“反思判斷”(reflective judgment),是指個體評估論據與論點的準確性和邏輯一致性的能力。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通過整合現有證據、承認認知的局限性,并愿意根據新證據修正自己觀點的成熟決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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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學階段,我們習慣了“二元對立”思維:世界是對立的,問題總有一個標準答案,老師和課本就是真理的持有者。但進入高等教育環境后,我們開始接觸到相互沖突的理論,發現即便是權威專家之間也存在分歧,同一個問題可能有多種合理的解釋時,心智便被迫進行升級。我們不再單純地尋找“唯一的正確答案”,而是開始學習像法官一樣審視信息:
準確性評估:這個觀點引用的證據真實可靠嗎?
邏輯一致性評估:推導過程是否自洽?結論是否合理?
我們開始明白,知識不是靜態的真理,而是需要通過證據去構建和驗證的觀點。這種“沒有標準答案,只有更合理的論證”的訓練,是打破僵化思維的第一把錘子。
2.現實的沖擊:當“標準試卷”被生活收走
如果說高等教育打破了對“標準答案”的迷信,那么步入社會后的現實沖擊,則徹底粉碎了對“絕對邏輯”的執念。心理學者周麗清在研究中指出,推動“后形式思維”發展的關鍵動力之一,是“對不確定性的意識”。[2]
在 20 多歲的年紀,當我們離開校園的溫室,獨自面對社會的驚濤駭浪時,最先感受到的往往是認知的失調。我們驚訝地發現,現實世界并不像數學題那樣擁有完美的邏輯閉環:
·努力工作的人未必能升職,因為還有人際關系、機遇甚至運氣的變量;
·相愛的人未必能走到最后,因為還有原生家庭、價值觀差異以及現實條件的阻隔;
·原本在此時此地正確的決策,未必能在彼時彼地帶來好結果,因為外部環境隨時在變。
這種“社會復雜性”的強烈刺激,迫使我們承認形式邏輯的局限性。我們開始痛苦地意識到,生活充滿了悖論、模糊與不可控,單純靠線性的邏輯推演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為了生存與發展,我們被迫學會了在不確定中尋找平衡,在矛盾中尋求共存。這種轉變,正是“后形式思維”中“實用性”與“辯證性”的來源,是打破僵化二元思維的第二把重錘。
3.角色的刺激:多元視角讓認知松動
如果說現實的沖擊是被動的接受,那么角色的豐富則是主動的重塑。多樣性是最好的認知拉伸訓練。當一個人長期暴露于復雜的社會關系、模糊的角色界限與激烈的價值沖突之中,那些原本單一、封閉的邏輯容器,便會被迫“擴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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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知的松動始于視角的轉換。你不再執著于問“誰對誰錯”,而是開始思考:“在他的立場和局限下,為什么他會做出這樣的選擇?”理解的出現,本身就是認知邊界被撕開、二元對立土崩瓦解的跡象。
尤其是當你從單一角色(僅僅是子女或學生)成長為肩負多重身份的成年人(同時是父母、子女、伴侶、下屬、上司)時,你不得不直面深層的價值沖突:
“做一個隨叫隨到的好員工”和“做一個陪伴孩子的好父母”,在時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往往無法同時成立;
“做一個業務能力強的骨干”不一定就能自然轉化為“做一個善于管理的上司”,單一維度的優秀不再通用;
“深愛孩子”并不意味著“不能生孩子的氣,不能對育兒的瑣碎感到厭煩”,愛與疲憊可以同時存在。
在這些沖突中,如果繼續沿用“二元對立思維”,人就會陷入精神分裂般的痛苦,因為無論怎么選,似乎都是錯的。
為了停止這種內耗,我們被迫進化。隨著認知的成熟,你開始明白:矛盾的兩端往往都重要,真正的智慧不是消滅其中一方,而是整合矛盾。我們不再追求一個靜態的完美解,而是學會在不同的場域和時間維度中,找到那個“動態的可承受平衡”。
這就是從“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的思維躍遷,也是打破僵化思維的第三把錘子:它敲碎了我們對“完美人設”和“單一真理”的最后幻想,讓我們在復雜的角色網絡中,重塑了一個更具韌性的自我。
“后形式思維”不是一個被動到達的階段,而是個體與世界持續碰撞的結果。每一次理解,都是心智的一次“重新編程”;每一次共情,都是情緒的一次“算法更新”。心智的“拐點”發生第一次不急著辯解、第一次選擇沉默、第一次意識到:生活沒有唯一解,但我們仍要帶著溫柔去解題。
參考文獻
[1]杰弗瑞·簡森·阿內特.(2021).阿內特青少年心理學(第6版).人民郵電出版社.ISBN:9787115569622
[2]周麗清.(2017).后形式思維發展機制.浙江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8167796
策劃制作
作者丨蘇靜 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
審核丨樊春雷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心理學會會員
策劃丨符思佳
責編丨符思佳
審校丨徐來 張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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