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學術評價回歸以人為本

近年來，終身教職和科研職業生涯路徑成為全球學術界的熱議話題。愛爾蘭利莫瑞克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帕特·奧康納（Pat O'Connor）等人的研究表明，雖然博士生和博士后人數快速增長，但是具有長期穩定就業前景的崗位數量并不充足，這讓年輕學者在職業早期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和不確定性。終身教職制度為學者帶來穩定與保障的同時，也增加了青年學者的競爭壓力。因此，如何在評估學者研究成果的同時，保障長期創新和良好的科研生態，成為全球學術界的關注焦點。終身教職制度起源于美國，歷經多年完善，如今已經較為標準化。在歐洲，高等院校的終身教職獲取路徑呈現出多樣化的制度安排。為了解歐洲國家終身教職制度的設置情況以及學者的相關看法，本報記者采訪了意大利墨西拿大學中世紀哲學副教授濮若一（Nicola Polloni）。

終身教職競爭激烈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結合自身經歷介紹一下意大利的終身教職制度。

濮若一：從目前來看，終身教職制度在歐洲日益普及。在意大利，研究人員的任期為六年，任期結束時若通過考核，評審委員會可推薦其晉升為副教授，即獲得終身教職。

與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意大利終身教職稀缺、競爭激烈。如果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研究人員需要連續擔任博士后職位。博士后研究崗位通常為期兩至三年，由各國研究機構資助。因此，從博士畢業到獲得終身教職期間，研究人員往往需要頻繁跨國流動，可能剛剛適應新環境，就又要啟程前往下一個機構。

另一條獲得終身教職的途徑是獲得歐洲研究委員會（ERC）的資助。獲得資助的學者能夠組建研究團隊，且幾乎能立即獲得終身教職任命。不過，近年來，出于財政考慮，越來越多的高校不再聘用ERC資助獲得者，而且獲得ERC資助的競爭也異常激烈。

我頗為幸運地繞開了這些流程。在獲得終身教職前，我主要在其他國家從事科研工作，并借助英國、德國、比利時和葡萄牙的博士后獎學金開展研究。機緣之下，我得以直接以副教授身份回到意大利，但我的許多同事卻并未如此幸運。

《中國社會科學報》：終身教職制度對學術生態和學者產生了哪些積極與消極影響？是益處更多還是壓力更大？

濮若一：終身教職制度必然有其優勢。在我看來，雖然獲得終身教職非常困難，但是該制度至少為學者提供了通往終身教職的明確路徑和可能性，即在奔波和動蕩后可以獲得穩定和保障。但是，其帶來的巨大壓力也不容忽視，依然超出許多研究人員的承受范圍。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爭取終身教職的過程中，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濮若一：獲得終身教職非常不易，要將自己的個人生活擱置數年。我注意到，多數未獲終身教職的同事大都尚未生育子女，目前也暫無生育計劃。與我過去的境遇類似，許多人被迫每兩三年就要更換國家與研究機構，如今中國也開始成為目的地之一。

這種持續的流動性帶來了深深的不確定感，研究人員無法預知等待自己的是下一個博士后職位抑或終身教職，還是失業。可以說，人們隨時面臨著失業的風險，且自己所擁有的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很難在學術界以外得以應用，因此轉行難度較高，綜合這些因素，研究人員組建家庭的意愿普遍較低。此外，我們必須在高水平期刊上發表論文，要參加學術會議拓展人脈，需建立扎實的教學檔案，要開展創新研究、提出突破性構想，還要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申請職位與獎學金，稍有差池就會被淘汰。

所有這些要求最終都指向一個結果：犧牲自我。我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可能整天都在工作，假期也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會議差旅。學術界之外的朋友漸行漸遠，愛好與激情也消失殆盡。不到最終宣布的那一刻，我們都無法確切知曉自己能否獲得終身教職，隨時都可能被淘汰出局。可是面對多年來的犧牲和對知識的全然奉獻，我們怎么會輕易離開學術界？若是要離開，又能去往何處？

我想強調的是，學術界的心理健康危機日益嚴峻，這并非什么新鮮事，只是近年才逐漸得以公開討論。我在給學生上學術生涯導論課程時總是告誡學生：選擇學術道路前務必深思，它要求你做出極大的犧牲。這種叮囑或許會讓十分聰慧的學生離開學術道路，對于學術界而言也是一種損失。我認為，優勝劣汰的原則不適用于學術界。

可能扼殺長期創新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通過評估的壓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您的研究決策？您是否曾放棄有趣或有意義但可能進展緩慢的研究課題，轉而追逐更容易發表的熱點議題？

濮若一：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直指當前學術體系的主要問題。我堅信，當今歐洲的終身教職制度可能正在扼殺富有前景的創新研究方向，其后果將在未來數年日益顯現。

以我的研究領域——哲學史研究為例，古代文本的校勘不可或缺，能為學者提供較為可靠的參考。校勘通過比對多部中世紀手稿，以文獻學方法重建文本。然而，文本校勘需耗費數年艱苦工作，最終成果往往僅是一部出版物，甚至算不上專著，一般被視為“次于”專著的成果。許多同行坦言，他們不再考慮文本校勘，花費數年心血最終只換來一部出版物，相當于“職業自殺”。終身教職的評審標準之一就是“多產”，那些能實現快速產出的小型獨立成果對于完成考核要求較為有利。若無人再愿意進行文本校勘，不再產出嚴謹、可靠的文本，那么學術研究的基礎便會崩塌。

歐洲學術界有種說法：填補過往研究的空白不足以獲得資助，研究那些被忽視數十年的課題也不再能保證獲得科研支持。而那些具有跨學科性、跨文化性，能對社會產生顯著影響的創新項目則更容易獲得資助。為此，研究人員會追逐熱點，選擇更容易發表的議題，這可能會導致研究缺少連貫性，產生的學術價值也十分有限。

在我看來，真正的學術進步依賴自下而上的研究，因為最了解研究前沿方向的應當是學者本人，而非研究機構，也不是評審委員會。然而，現在卻是由機構自上而下地影響著學術研究，即便機構沒有直接表達指令，但其選擇資助對象的偏好對研究人員造成了實際的影響。

完善以人為本的評價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也在推行終身教職制度，作為親歷該制度的學者，您對中國的政策實施有何建議？

濮若一：我對中國現狀了解有限。我接觸過許多非常聰慧的中國學生和研究者，毫不猶豫地說，我教過的最優秀的學生大多來自中國。我也在北京大學講課，北大學生們卓越的學術素養和對學術的極致投入令我深感震撼。中國學術文化中對工作與學習的奉獻精神確實令人驚嘆，這在歐洲并不常見。這也意味著，某些在中國習以為常的從事學術研究的方式，在歐洲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要給出建議實屬不易，我認為至關重要、某種程度上也是全球學術界都應深思的要點有三個。

第一，對想要獲得終身教職的學者提出成果要求是合理的，但要找到更合適的評估方式。我們絕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學者是人，而非機器。終身教職的評審標準應當合理、細致且針對不同學科及子學科量身定制。研究價值既不能僅憑能否爭取到資金來衡量，畢竟資金分配涉及諸多非科學因素；也不能僅憑是否在頂尖期刊發表論文來判斷，因為其中許多期刊往往高度精英化，偏袒本土學者及母語者。我還想強調的是，每個學科都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核心問題和成果傳播模式，評價標準必須體現這種多樣性，不能要求自然科學學者與人文學者發表同類型的論文或產生同等影響。雖然許多人都知道這一點，但在實際操作中，大多數評價標準并未根據學科特性作出區分，這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給學術工作和研究人員帶來困難。

第二，必須努力消除懸在研究人員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于歐洲學者來說，最大的壓力來源之一是，如果無法獲得終身教職，就沒有了事業和未來，這種擔憂普遍存在。當然，這種看法并不完全正確，但對那些獲得終身教職前在合同期中艱難前行的人們來說，很難逃離這一陰影。我認為，當前的學術體系必須加強培養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員在學術界之外施展才華的能力，這項工作既微妙又至關重要。假設一個系每年招收50名博士生，顯然不可能有50個終身教職崗位等著他們。既然并非所有博士畢業生都能獲得終身教職，那么他們未來的職業生涯要通往何方？對此，我不贊成設置門檻限制博士招生，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不僅要讓博士生認識到可能面臨的挑戰，更要支持他們規劃學術生涯以及預見離開學術界后的可能性。

第三，公開討論學術界研究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至關重要。無論是否獲得終身教職，研究人員每日承受的各種壓力不僅深刻影響著自身的心理健康，更波及家庭生活。這在歐洲似乎是羞于啟齒的事，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應該被正視的問題。作為學術共同體，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關注每個成員的福祉。

要實施這三項措施并不容易。我們需要信任政策制定者會進行持續投入，營造更優質高效的學術環境，同時每位研究人員也能帶來改變。我想呼吁大家在評議資金申請書或投稿論文時謹記：文字的背后都是一個鮮活且具體的人，我們的反饋可能深刻影響著這些人的生活和未來。

我想對眾多正在努力平衡工作與生活，在爭取終身教職過程中承受巨大壓力的學界同仁說幾句話：我能夠深切體會你們此刻的心情，也曾無數次以為自己已到極限，該徹底離開學術界了。我能堅持至今，多虧家人朋友的支持以及與同事的交流。同時，也請你主動支持你的同事，提高群體歸屬感。這雖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能營造更良性的工作環境，幫助緩解部分壓力。最后我想說，請保持韌性，若事與愿違，切勿自責。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練志閑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俊美

新媒體編輯：宗敏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