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學術評價回歸以人為本

近年來，終身教職和科研職業(yè)生涯路徑成為全球學術界的熱議話題。愛爾蘭利莫瑞克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帕特·奧康納（Pat O'Connor）等人的研究表明，雖然博士生和博士后人數快速增長，但是具有長期穩(wěn)定就業(yè)前景的崗位數量并不充足，這讓年輕學者在職業(yè)早期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和不確定性。終身教職制度為學者帶來穩(wěn)定與保障的同時，也增加了青年學者的競爭壓力。因此，如何在評估學者研究成果的同時，保障長期創(chuàng)新和良好的科研生態(tài)，成為全球學術界的關注焦點。終身教職制度起源于美國，歷經多年完善，如今已經較為標準化。在歐洲，高等院校的終身教職獲取路徑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制度安排。為了解歐洲國家終身教職制度的設置情況以及學者的相關看法，本報記者采訪了意大利墨西拿大學中世紀哲學副教授濮若一（Nicola Polloni）。

終身教職競爭激烈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結合自身經歷介紹一下意大利的終身教職制度。

濮若一：從目前來看，終身教職制度在歐洲日益普及。在意大利，研究人員的任期為六年，任期結束時若通過考核，評審委員會可推薦其晉升為副教授，即獲得終身教職。

與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意大利終身教職稀缺、競爭激烈。如果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研究人員需要連續(xù)擔任博士后職位。博士后研究崗位通常為期兩至三年，由各國研究機構資助。因此，從博士畢業(yè)到獲得終身教職期間，研究人員往往需要頻繁跨國流動，可能剛剛適應新環(huán)境，就又要啟程前往下一個機構。

另一條獲得終身教職的途徑是獲得歐洲研究委員會（ERC）的資助。獲得資助的學者能夠組建研究團隊，且?guī)缀跄芰⒓传@得終身教職任命。不過，近年來，出于財政考慮，越來越多的高校不再聘用ERC資助獲得者，而且獲得ERC資助的競爭也異常激烈。

我頗為幸運地繞開了這些流程。在獲得終身教職前，我主要在其他國家從事科研工作，并借助英國、德國、比利時和葡萄牙的博士后獎學金開展研究。機緣之下，我得以直接以副教授身份回到意大利，但我的許多同事卻并未如此幸運。

《中國社會科學報》：終身教職制度對學術生態(tài)和學者產生了哪些積極與消極影響？是益處更多還是壓力更大？

濮若一：終身教職制度必然有其優(yōu)勢。在我看來，雖然獲得終身教職非常困難，但是該制度至少為學者提供了通往終身教職的明確路徑和可能性，即在奔波和動蕩后可以獲得穩(wěn)定和保障。但是，其帶來的巨大壓力也不容忽視，依然超出許多研究人員的承受范圍。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爭取終身教職的過程中，您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是什么？

濮若一：獲得終身教職非常不易，要將自己的個人生活擱置數年。我注意到，多數未獲終身教職的同事大都尚未生育子女，目前也暫無生育計劃。與我過去的境遇類似，許多人被迫每兩三年就要更換國家與研究機構，如今中國也開始成為目的地之一。

這種持續(xù)的流動性帶來了深深的不確定感，研究人員無法預知等待自己的是下一個博士后職位抑或終身教職，還是失業(yè)。可以說，人們隨時面臨著失業(yè)的風險，且自己所擁有的高度專業(yè)化的知識很難在學術界以外得以應用，因此轉行難度較高，綜合這些因素，研究人員組建家庭的意愿普遍較低。此外，我們必須在高水平期刊上發(fā)表論文，要參加學術會議拓展人脈，需建立扎實的教學檔案，要開展創(chuàng)新研究、提出突破性構想，還要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申請職位與獎學金，稍有差池就會被淘汰。

所有這些要求最終都指向一個結果：犧牲自我。我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可能整天都在工作，假期也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會議差旅。學術界之外的朋友漸行漸遠，愛好與激情也消失殆盡。不到最終宣布的那一刻，我們都無法確切知曉自己能否獲得終身教職，隨時都可能被淘汰出局。可是面對多年來的犧牲和對知識的全然奉獻，我們怎么會輕易離開學術界？若是要離開，又能去往何處？

我想強調的是，學術界的心理健康危機日益嚴峻，這并非什么新鮮事，只是近年才逐漸得以公開討論。我在給學生上學術生涯導論課程時總是告誡學生：選擇學術道路前務必深思，它要求你做出極大的犧牲。這種叮囑或許會讓十分聰慧的學生離開學術道路，對于學術界而言也是一種損失。我認為，優(yōu)勝劣汰的原則不適用于學術界。

可能扼殺長期創(chuàng)新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通過評估的壓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您的研究決策？您是否曾放棄有趣或有意義但可能進展緩慢的研究課題，轉而追逐更容易發(fā)表的熱點議題？

濮若一：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直指當前學術體系的主要問題。我堅信，當今歐洲的終身教職制度可能正在扼殺富有前景的創(chuàng)新研究方向，其后果將在未來數年日益顯現(xiàn)。

以我的研究領域——哲學史研究為例，古代文本的校勘不可或缺，能為學者提供較為可靠的參考。校勘通過比對多部中世紀手稿，以文獻學方法重建文本。然而，文本校勘需耗費數年艱苦工作，最終成果往往僅是一部出版物，甚至算不上專著，一般被視為“次于”專著的成果。許多同行坦言，他們不再考慮文本校勘，花費數年心血最終只換來一部出版物，相當于“職業(yè)自殺”。終身教職的評審標準之一就是“多產”，那些能實現(xiàn)快速產出的小型獨立成果對于完成考核要求較為有利。若無人再愿意進行文本校勘，不再產出嚴謹、可靠的文本，那么學術研究的基礎便會崩塌。

歐洲學術界有種說法：填補過往研究的空白不足以獲得資助，研究那些被忽視數十年的課題也不再能保證獲得科研支持。而那些具有跨學科性、跨文化性，能對社會產生顯著影響的創(chuàng)新項目則更容易獲得資助。為此，研究人員會追逐熱點，選擇更容易發(fā)表的議題，這可能會導致研究缺少連貫性，產生的學術價值也十分有限。

在我看來，真正的學術進步依賴自下而上的研究，因為最了解研究前沿方向的應當是學者本人，而非研究機構，也不是評審委員會。然而，現(xiàn)在卻是由機構自上而下地影響著學術研究，即便機構沒有直接表達指令，但其選擇資助對象的偏好對研究人員造成了實際的影響。

完善以人為本的評價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也在推行終身教職制度，作為親歷該制度的學者，您對中國的政策實施有何建議？

濮若一：我對中國現(xiàn)狀了解有限。我接觸過許多非常聰慧的中國學生和研究者，毫不猶豫地說，我教過的最優(yōu)秀的學生大多來自中國。我也在北京大學講課，北大學生們卓越的學術素養(yǎng)和對學術的極致投入令我深感震撼。中國學術文化中對工作與學習的奉獻精神確實令人驚嘆，這在歐洲并不常見。這也意味著，某些在中國習以為常的從事學術研究的方式，在歐洲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要給出建議實屬不易，我認為至關重要、某種程度上也是全球學術界都應深思的要點有三個。

第一，對想要獲得終身教職的學者提出成果要求是合理的，但要找到更合適的評估方式。我們絕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學者是人，而非機器。終身教職的評審標準應當合理、細致且針對不同學科及子學科量身定制。研究價值既不能僅憑能否爭取到資金來衡量，畢竟資金分配涉及諸多非科學因素；也不能僅憑是否在頂尖期刊發(fā)表論文來判斷，因為其中許多期刊往往高度精英化，偏袒本土學者及母語者。我還想強調的是，每個學科都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核心問題和成果傳播模式，評價標準必須體現(xiàn)這種多樣性，不能要求自然科學學者與人文學者發(fā)表同類型的論文或產生同等影響。雖然許多人都知道這一點，但在實際操作中，大多數評價標準并未根據學科特性作出區(qū)分，這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給學術工作和研究人員帶來困難。

第二，必須努力消除懸在研究人員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于歐洲學者來說，最大的壓力來源之一是，如果無法獲得終身教職，就沒有了事業(yè)和未來，這種擔憂普遍存在。當然，這種看法并不完全正確，但對那些獲得終身教職前在合同期中艱難前行的人們來說，很難逃離這一陰影。我認為，當前的學術體系必須加強培養(yǎng)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員在學術界之外施展才華的能力，這項工作既微妙又至關重要。假設一個系每年招收50名博士生，顯然不可能有50個終身教職崗位等著他們。既然并非所有博士畢業(yè)生都能獲得終身教職，那么他們未來的職業(yè)生涯要通往何方？對此，我不贊成設置門檻限制博士招生，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不僅要讓博士生認識到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更要支持他們規(guī)劃學術生涯以及預見離開學術界后的可能性。

第三，公開討論學術界研究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至關重要。無論是否獲得終身教職，研究人員每日承受的各種壓力不僅深刻影響著自身的心理健康，更波及家庭生活。這在歐洲似乎是羞于啟齒的事，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應該被正視的問題。作為學術共同體，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關注每個成員的福祉。

要實施這三項措施并不容易。我們需要信任政策制定者會進行持續(xù)投入，營造更優(yōu)質高效的學術環(huán)境，同時每位研究人員也能帶來改變。我想呼吁大家在評議資金申請書或投稿論文時謹記：文字的背后都是一個鮮活且具體的人，我們的反饋可能深刻影響著這些人的生活和未來。

我想對眾多正在努力平衡工作與生活，在爭取終身教職過程中承受巨大壓力的學界同仁說幾句話：我能夠深切體會你們此刻的心情，也曾無數次以為自己已到極限，該徹底離開學術界了。我能堅持至今，多虧家人朋友的支持以及與同事的交流。同時，也請你主動支持你的同事，提高群體歸屬感。這雖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能營造更良性的工作環(huán)境，幫助緩解部分壓力。最后我想說，請保持韌性，若事與愿違，切勿自責。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練志閑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俊美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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