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政權能維持多久？

文︱陸棄

日本政壇最近有點躁動，而這種躁動不是經濟出了什么奇跡，也不是民生突然轉好，而是熟悉的老戲碼又被推到了前臺。高市早苗一句“臺灣有事就是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把本就脆弱的日中關系再次推向緊繃狀態，也順手把日本自己推到了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

這句話并不新鮮，但由一位現任首相在國會答辯中鄭重說出口，性質就完全不同了。它不是口誤，更不是外交辭令失當，而是一次清晰的政治表態。問題在于，這種表態究竟是出于現實判斷，還是刻意制造緊張氣氛，為某種既定路線鋪路。

高市隨后擺出的姿態，是“冷靜而堅決地應對”。這套說辭在日本國內或許還能糊弄一部分選民，但在中國聽來，更像是一種話說完就不認賬的政治技巧。嘴上說冷靜，手上卻在加速推進擴軍；嘴上說穩定，政策卻處處刺激對立。

防衛費提前兩年達到GDP的百分之二，不是一個技術性調整，而是一次方向性的轉彎。它意味著日本正在主動掙脫戰后安全框架的束縛，把自己重新推向“可戰之國”的位置。高市并沒有隱藏這一點，反而在聯合執政協議中，把相關主張寫得相當直白。

日本國內并非沒有清醒的聲音。金子勝等學者的擔憂并非情緒化反應，而是對歷史經驗的直接回望。當“反間諜法”被提上議程，當國家安全被無限放大，當模糊的外部威脅被當成立法依據，很多日本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戰前那段并不光彩的歷史。

問題恰恰在這里。高市政權似乎并不害怕這種聯想，甚至可能正是希望借此制造緊張感。對外不斷強調威脅，對內不斷渲染不安，最終把擴軍包裝成“不得不做”的選擇。這種邏輯在歷史上出現過不止一次，結局也從來不是什么好故事。

更諷刺的是，高市在自民黨內部的根基并不穩固。她并非那種掌控全局的強勢人物，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尤其是特朗普身上。在她的設想中，只要抱緊美國這條大腿，日本的強硬路線就能獲得外部背書。

現實卻很骨感。特朗普關注的從來不是日本的安全焦慮，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貿易、關稅、產業回流，這些才是他真正關心的議題。至于日中關系是否緊張，日本是否被推到前沿陣地，在他眼里都只是棋盤上的變量。

前島和弘的判斷一針見血。對特朗普而言，日本從來不是戰略主體，而是一張用來牽制中國的牌。牌好不好用，取決于成本和收益，而不是日本自身的處境。高市如果真的把這種關系當成“依靠”，那無異于把命運交到別人手里。

更尷尬的是，“臺灣有事”這套說法，在美國內部早已降溫。真正掌控局勢的美國決策圈，遠比東京冷靜得多。風險過高、成本過大、收益不確定，這些現實問題擺在那里，并不會因為日本喊得更響就消失。

于是出現了一種荒誕的局面。美國不再急著炒作，日本卻成了最賣力的鼓手。高市政權反復強調危機，卻拿不出任何不可回避的現實依據。所謂緊急事態，更像是一種政治敘事，而不是迫在眉睫的現實。

這種敘事的危險在于，它會慢慢侵蝕社會的理性判斷。當恐懼被不斷放大，當對立被反復強調，輿論就容易被引導到更激進的方向。等到回過神來，原本以和平為基礎的國家定位，可能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日本戰后八十年的和平道路，并不是憑空得來的。它是建立在深刻反思和制度約束之上的。如今，如果因為政權的不安和野心，就輕易把這條路改寫，代價很可能遠超當下的政治收益。

所以問題不只是高市政權能維持多久，而是日本社會是否愿意被這種邏輯繼續裹挾。是選擇在歷史的岔路口踩下剎車，還是任由情緒和算計把國家推向更危險的方向，這并非一個抽象的學術討論，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選擇。

2026年會成為什么樣的年份，現在還沒有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緊張被當成工具，擴軍被當成目標，那么所謂安全感，最終只會變成更大的不安。歷史不會因為換了說法，就忘記曾經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