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我黨同志潛入無線電公司學習技術，成功試制首部電臺

1928年黨的“六大”后，籌建電臺擺上了議事日程。此時，黨中央無論與湘贛邊界等不斷壯大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還是與白區各地堅持斗爭的黨組織聯系，都需現代化的、快捷安全的無線電通訊。于是，地下電臺的籌建，必然選擇了最現代化的城市上海。

1928年10月的一天，時任中共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的張沈川，趕往三馬路（漢口路）上的惠中旅館。他接上級通知，中共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伍豪（周恩來）要找他談話。

走進一樓的一個房間，張沈川見到周恩來。后者剛開完“六大”，從莫斯科來到上海。屋里等待談話的，有何叔衡等五六個人，沒互相介紹，談完一個走一個。

張沈川回憶：“恩來同志和我談話時，對我的情況問得很詳細。問我過去在什么地方念書，參加過哪些政治運動。”

“你是什么時候入黨的？由誰介紹的？”周恩來問。

“1926年11月在南昌入黨，介紹人是朱雅林（曾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等職）。”

“最后，他代表組織決定讓我去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要我找到學習場所后，向組織上匯報。以后，李強就經常幫助我學習，每月的生活費也是他帶給我的。”

他說的李強，時為中央特科第四科無線電通訊科的科長，是籌建地下電臺的負責人。

不久，張沈川從報上看到上海無線電學校的招生廣告。學校在老西門的蓬萊路，門口掛著兩塊牌子，一塊校牌，另一塊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六軍用電臺”，并有衛兵站崗。這就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劉鶴年臺長兼校長，辦學校是利用軍方電臺的資源賺外快。

學校第一期學員50名，1928年11月開學，全是走讀，上課在夜晚。來自交大的兩位教授教無線電學基礎知識，軍用電臺的報務員則教收發報。

1929年5月結業后，經劉鶴年同意，張沈川留在電臺做實習生，并搬入電臺宿舍。同住的技工姓楊，張沈川向他學了換裝發射天線、充蓄電池和裝無線電收音機等技術。

晚上，有的報務員要出去玩，就叫張沈川代班收發報。剛開始，報務主任還在一旁監工，幾次下來沒差錯，就讓他獨自代班。中共培養的第一名報務員，在國民黨軍隊的電臺上起了班。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機，他偷偷抄了兩本軍用電臺的密電碼交給組織。

到了夏天，黃埔軍校電訓班畢業來實習的張健等3人來到這里。張沈川感到，自己被他們盯上了。果然，一天上班，見收報機上貼了張紙條：“昨天晚上誰值班？工作有錯誤。”

他想，昨晚是自己代班，值班本有記錄，明擺著是要找茬。于是，他向劉鶴年提出：現在實習人多，自己機會少，決定離開電臺，另謀職業。7月，張沈川走出了第六軍用電臺。

在張沈川進入上海無線電學校之前，在距上海七千多公里的莫斯科，中共開始在海外培訓無線電通信技術人員。

1928年暑假前，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勞大”）的上海嘉定人毛齊華，接過一份名單。給他名單的“勞大”秘書長阿勃拉姆莫索，要他這個“勞大”支部局組織委員通知方廷楨（方仲如）、陳昌浩、沈侃夫（陳寶禮）、李元杰、程祖怡與他自己一起去見他。

在秘書長辦公室。阿勃拉姆莫索對這6人說：“應中共代表團要求，由于中國革命的需要，并得到第三國際的支持；決定派你們去國際無線電訓練班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他提醒，“這是絕對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講。你們白天照常在學校上課，晚上去學習。”

一位蘇聯同志帶他們去報到。在路上，按事先約定是每人之間保持一段距離，不結伴而行，以免引人注目。走了約兩里多，到了國際無線電訓練班駐地，接待他們的也是蘇聯同志。從此，他們每周兩晚來學習，每次兩小時。平時，還是在“勞大”學習和工作，其他同學根本不知道他們有這項秘密學習任務。

不久，學校放暑假。毛齊華在參觀東方大學野營活動時，正逢周恩來到校向中國學生傳達“六大”會議精神。吃飯時，周恩來對他說：“你們要抓緊學習，國內急需無線電通訊。”

短短的兩句話，給毛齊華的印象至深。

訓練班由蘇聯老師教授，先學收發報技術，規定了每分鐘要完成的收抄數。暑假后，學習無線電基本原理、機器零件制作，還要去自動發射臺和小工廠實習。老師特別強調要學會用簡單工具制作電容器、變壓器和線圈等無線電元件，以適應國內斗爭環境的需要。

到1929年底，毛齊華等人離開“勞大”，搬進訓練班的宿舍。此時，陳昌浩中止學習，被調去做共青團工作，學員變為5人。

從1929年下半年起，訓練班課程增加了騎馬、開車、使用武器和掌握爆破技術等，還要學習英語，但無線電通訊仍是主業。

自1930年起，實際應用增多。毛齊華和伙伴常帶著自己制作的收發報機，乘火車到幾十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開練，與業余電臺CQ（CQ是業余電臺通信中沒特定聯絡對象的普遍呼叫，一般呼叫1到3次：CQ，CQ，CQ。聽到呼叫的任何臺都可回答）。毛齊華說：“順利時，一個晚上可和十幾個西歐國家業余愛好者電臺通報。”

1930年初冬，毛齊華、方廷楨、沈侃夫、李元杰4人畢業回國來到上海，按規定住進三馬路一家旅館。第二天，李強來了，與在蘇學習無線電通訊的同志會師。

就在毛齊華等人在莫斯科學得熱火朝天時，1929年的上海，離開第六軍用電臺后的張沈川租了房，由組織購置了無線電器材。他經過一番努力，按照李強繪制的線路圖備樣，制成了一臺收報機。

留法海歸的賀果（賀培真）與張沈川同住，學習報務（后患耳病中止學習）。這時，發生一件事。8月25日上午7點，兩人聽到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沉重的腳步聲，透過板壁縫隙，只見三四個偵探在向房東要亭子間的鑰匙，那里住的是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

房東說，只有一把鑰匙，在房客那里。偵探就搭起梯子，從窗戶爬進亭子間，搜查了一個小時，一無所獲。下樓后，這些人邊走邊回望前樓。兩人頓時緊張起來，因為那里有收報機和無線電器材，屋頂上還裝著天線。

第二天，李強來了。說因叛徒白鑫出賣，顏昌頤與彭湃等人已于24日被捕 ，他們需要立刻搬家。

此時，中央從各地選調青年黨員近10名到滬學習報務，由李強和張沈川負責教。第一位學員是十八九歲的黃尚英，他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夜校學過無線電，但缺乏實踐。到1929年下半年，來學習的已有王子綱、伍云甫、曾三、曾華倫等，還有劉光慧、趙蔭祥和蒲秋潮3位女同志。

他們采取分散居住、單線聯系、登門教學的辦法。在當時的上海，上門做家教司空見慣，不會引起敵人的懷疑。

曾三曾說，“李強和張沈川是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母機’，他們為黨培訓了很多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他還記得，當時李強化名張振聲，張沈川化名沈哲。

這時，廣西形勢大變。李宗仁等下臺，李明瑞當了廣西的綏靖司令，與張沈川熟悉的李部政治部主任姜丕仁要他去桂，先接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四軍用電臺，再去省政府工作。周恩來同意了，第二天又通知他不去。因為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無線電臺。從這時起，李強和張沈川就著手籌建我黨的第一座地下無線電臺。

張沈川回憶：“在1929年下半年，我們在極司菲爾路（萬航渡路）福康里9號，租了一幢三層樓的石庫門房子，作為電臺的秘密臺址。”

周恩來介紹北京女師大學生、從蘇聯學習回來的蒲秋潮住機關。張沈川說：“我們扮作假夫妻，衣著都比較講究。樓下客廳陳設闊綽，儼然一個富裕家庭的樣子。”10月，又有黃尚英搬來。

為盡快掌握報務技術，張沈川安裝了一個簡易裝置練習：一人在樓上，一人在樓下。天線架在三樓曬臺和屋脊上，電線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夜深人靜時，用氣象預報作為收報練習，天亮后撤下來。

在加緊培訓報務員的同時，他們還在研制收、發報機。這種敏感器材無處可買。李強以業余無線電愛好者的身份，到蘇氏兄弟無線電器材公司買零件和參考書，該公司專營美國RCA無線電器材，然后參照《無線電雜志》上的線路圖樣，進行安裝。

李強之子李延明回憶：父親“設法混進上海亞美無線電公司，若無其事地在車間閑逛，眼睛卻盯著工人的操作，就這樣偷到了不少技術。當他試圖進入專門生產發報機的大華無線電公司時，被拒之門外。于是，他在公司找了個內線，借到了一臺發報機，連夜將發報機的零件一個個拆下，然后畫出草圖”。

經過半年多研制，終于在1929年冬，成功自制了一臺發報機。張沈川倍感自豪：“機器雖然笨重，靈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這畢竟是靠我們自己摸索出來的黨的第一臺無線電通訊設備，建立了我黨的第一座地下無線電臺。”

張沈川用業余無線電臺呼號呼叫CQ，CQ，CQ。得到了其他業余電臺的回復，幾次試下來，證明自造的機器能夠通報。張沈川說：“我們是何等的高興呀！”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座地下電臺運行了，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管報務。伴隨著輕微的“嘀嘀嗒嗒”聲，紅色電波發向上海的夜空，聯系著祖國的四面八方。

從1928年11月張沈川學報務，到李強試成收發報機，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他們就在一張白紙上，留下了一串紅色的電波。這年，李強24歲，張沈川29歲。

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報務人員中，日后不少人成為黨和軍隊無線電通信事業的骨干，成為新中國的棟梁。可惜的是，黃尚英于1930年不幸病故，時年20歲。

記住這些輝煌的名字吧：

李強，曾任外貿部副部長、中科院學部委員 （后改稱院士），1996年逝世，享年91歲；

張沈川，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安全部特約咨詢委員，1991年逝世，享年92歲；

毛齊華，曾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部黨組副書記，1997年逝世，享年95歲；

曾三，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90年逝世，享年85歲；

方仲如，曾任陜西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1983年病逝，享年82歲；

王子綱，曾任四機部副部長、郵電部部長，1994年逝世，享年85歲；

伍云甫，曾任衛生部副部長，1969年逝世，享年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