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反女權的女權主義者

張愛玲的小說從來不只是愛情童話，更是一場沒有贏家的“生活戰爭”。去年是張愛玲逝世30周年，理想國聯合豆瓣讀書，邀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知名文學評論家許子東，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萬燕，資深文化記者潘文捷展開對談，回顧了張愛玲文學創作的多個面向。

對談從張愛玲的“潛文本”開始，她借鑒了舊世情小說傳統，再創造出“張愛玲體”。她的作品與五四文學主流相悖，這種“不合時宜”卻是凸顯其文學價值之所在。張愛玲獨特的歷史觀和政治觀散見在她的各種小說與散文中。以她的小說為藍本改編而成的影視劇褒貶不一，而這些評價本身也是她日漸受到讀者關注的側面印證。張愛玲在《金鎖記》結尾說：“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而關于她的閱讀與討論未來還會越來越多。

“18世紀小說的拾荒者”

萬燕：我這幾年重新讀《金瓶梅》，找到了《第一爐香》的這個周瘦鵑評價的“特殊情調”，我給它的一個說法就是經典的、青樓的、殖民的、邊緣的，很多很多這些元素在《第一爐香》里面全部出現。你看那個《金瓶梅》里面那個潘金蓮擊打孫雪娥，你就能聯想到《第一爐香》里面的葛薇龍打那個丫鬟，很有意思。

許子東：她看《海上花》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是在寫《第一爐香》之前嗎？

萬燕：在《第一爐香》之前。

許子東：對，你講的這個潛文本，就是她以前看過的一些文本會影響到這些作品的寫作。

萬燕：影響非常大。而且有的段落比如說梁太太跟那個盧兆麟的眼神，這些在《歇浦潮》里直接都能找到。在《讀解張愛玲》里面我專門談《第一爐香》與《金瓶梅》《海上花列傳》《歇浦潮》等作品段落的對應。比如說《歇浦潮》里面“圓光”的片段，在《怨女》里面也出現，那《紅樓夢》就更不用說了。因為我也是紅迷，所以我是從《紅樓夢》倒推過來看她的作品。潛文本這個方向的很有意思，但是張愛玲又不是僅僅局限于這些，她能夠進行再創造，做出“張愛玲體”。

我這次看許老師的《細讀張愛玲》，把她歸在“五四愛情小說”這個類別當中，但我個人認為她還是應該算“后五四愛情小說”，因為她 1920 年才出生，五四時期她太小了。我還曾經做過一個專門的講座，叫“張愛玲是 18 世紀小說的拾荒者”，她是越過了 19 世紀的小說，直接和 18 世紀的小說對話。

許子東：夏志清的看法是張愛玲的作品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為它跟五四文學潮流沒關系，是在上海孤島時期封閉的、跟五四新文化運動沒關系的情況下寫出來的。這個觀點我是有所保留的，我認為張愛玲作品的文學史價值恰恰是在和五四主流的一種對話甚至是挑戰當中才確定的。換句話說，如果五四不成為那么一個模式的話，張愛玲的故事憑空銜接《海上花》《金瓶梅》，本身意義并不是很大。正因為到了 20 世紀，中國文學的方向是沿著五四的方向在走，所以張愛玲的這種講回前朝的這種寫法跟她的故事才有它自己的意義。

《第一爐香》為什么那么難拍？王安憶參加這套文集在阿那亞舉辦的新書發布活動，提到《第一爐香》，說《第一爐香》里邊的人都是不大正常的，說我跟許鞍華我們都是正常人，我們所理解的愛情是五四以來、接受了西方文化和人道主義觀念的愛情，跟《海上花》《金瓶梅》里邊完全是兩回事。而張愛玲恰恰是要接上《海上花》《金瓶梅》的線索，所以那就是不正常的，就是有問題的。

按我的說法就是她把一個家庭寫得跟青樓一樣，里邊任何一個人跟周圍的三四個男女都有關系，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而且大家都知道。誰的家里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對于五四以后的中國文藝青年來說是不能理解的，這個太殘酷了。

所以張愛玲的潛文本非常重要，她真的是 20 世紀中國作家里面銜接舊的世情小說的傳統比較有成就的一位，而這個傳統在過去的 100 多年里沒有消失，暗暗地存在，存在于《廢都》《繁花》《綠化樹》中，但是它不能明目張膽地作為一個文學潮流，更不能作為一種社會觀念。

張愛玲做的事情在她那個時代很特別，簡單來說就是在五四浪潮以后，再去講前朝的故事。所以柯靈他們都覺得她不合時宜，但是正因如此她才是有才的。今天我們有一個回顧中國文化的更遠一點的視野，不像五四的時候認為傳統禮教都是錯的，傳統小說是必然不如現代的，“三言二拍”、《金瓶梅》是必然不如《戰爭與和平》的，但張愛玲對五四是不滿意的，這些東西現在也“陰魂不滅”，這個也是值得研究。

黃心村也是這樣，她找出了張愛玲跟那個英國教授的關系，還找出一個張愛玲喜歡的英國女作家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這個人誰也沒讀過，張愛玲也就提了一句，黃心村真是有耐心去把她找出來。本森是一個中間趣味的女性作家，既不是弗吉尼亞沃爾夫，也不是《五十度灰》那種，把這些東西支起來，變成了張愛玲作品的背后的那張網。

Stella Benson

有沒有人覺得張愛玲在這么多的引用當中算抄襲啊？

萬燕：很奇怪，沒有人會這么覺得。雖然說傅雷不是很懂她，但是傅雷講的一句話還是有道理，就是說她文學遺產的記憶過于深（編注：出自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發表于 1944 年 4 月《萬象》雜志）。她看多了以后，也不是說抄襲，就是看得太熟，爛熟于心后就滑進去了，自然而然就這樣去寫了。她也不會說是整段那樣去寫，她自己也回答過，比如《怨女》當中“圓光”的段落跟《歇浦潮》很像，但她就是潛意識地寫進去了，她自己都可能都不記得在《歇浦潮》結尾里面，或者是哪里有這么一個段落。

您剛剛講到的那個就是她和五四的對話和挑戰，我特別認同。也正是因為認同，所以我更愿意說她有“后五四”這樣一個狀態。為什么呢？她曾經跟宋淇夫婦的信中講，大意就是說當她寫作沒有靈感的時候，她就去找《中國新文學大系》看，看了以后發現他們寫得這么糟，她就可以了，就下筆如泉涌。這里面就有一個對話和挑戰的關系，所以她真的不是隔空過來的，她是 18 世紀小說的拾荒者，但她又在“后五四”的背景里面。

小市民的代言人

萬燕：其實你會發現，張愛玲關注的很多人都是一些中等趣味的作家，比如斯黛拉·本森或者是毛姆，包括對中產階級的關注，其實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狀態，這個在她《太太萬歲》的電影里面也呈現出來了。

潘文捷：您覺得中產、小資和小市民趣味是一回事嗎？

萬燕：肯定不是一回事，小資、小市民和中產階級這三個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潘文捷：但為什么好像張愛玲身上同時有這幾個標簽？

萬燕：我覺得很多標簽是別人誤讀了她，其實她根本不是小資，她倒是更接近中產階級的趣味，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她在一篇《烏云蓋月》的影評里，通過講電影表達了她對中產階級的看法。她說當時中國電影的風格，要么是巨貧，要么是暴富，但是很少關注到中產階級。而當時她在上海的時候，那個時候的上海開始復刻中產階級的現代性，所以《太太萬歲》里陳思珍這個人物也是蠻有意思的。

許子東：我理解她是有意往身上貼小市民跟小資產階級（的標簽）。她有一篇文章，說她朝思暮想要買什么東西，想好了臨到柜臺了還在猶豫，她說有錢人是沒有這樣的煩惱的，窮的人也沒有這樣的痛苦，只有我們這些小市民才有這種拘拘束束的快樂。她說所以每次一看到小市民，就好像我的胸前別了一個紅標簽（編注：出自《錢》）。

她這段話什么意思呢？我們要理解一個背景，就是那個時候左翼雖然沒有取得政權，但是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占主流了，左翼用的方法可能是先鋒的、外來的，但是他們提倡的是無產階級文學，朝向窮人的。可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最大多數的人，就好像我們填成分，最多人填的是“職員”，誰來代表他們呢？我覺得張愛玲在這里是非常有意地來替小市民說話。記住，替小市民說話，肯定自己不是小市民。今天中國有通俗文藝，流量銷量個個都要，但是沒有一個作家跑出來說我是替小市民寫作，我是小市民作家。連張恨水，后來開會說他是“鴛鴦蝴蝶派”，他的家屬就不讓那個寫文章的人參加會，說張恨水是愛國作家，是抗日作家。

在中國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說我是小市民作家，也沒有一個人出來說我要描寫小市民，唯獨張愛玲是這樣。其實她有什么錯？五星紅旗上面四個小星星，我每次上課都問學生，你們知道那四個小星星是什么嗎？他們知道一個是工人，一個是農民，一個是解放軍。可是還有第四個，就叫城市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

張愛玲

她也描寫一些比較底層的人，比如《阿小悲秋》這樣的故事，寫得很動人，但同時她在散文、寫她自己的時候，她一點都不忌諱，很以小市民代言人這個標簽為榮。這背后她其實是有一個歷史觀的看法，最好的理解途徑就讀增訂版《傳奇》的最后一篇《中國的日夜》。“中國的日夜”是一個宏大敘事的題目。這篇講什么？講菜市場里邊買菜的人打了很多補丁，在討價還價。市場買菜的老百姓代表著中國的日夜，代表著中國的明天，所以不能說她是政治糊涂的，她是有她的眼光的。

萬燕：跟張愛玲同時代發表小說的李君維，筆名是東方蝃蝀，跟我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細節，他說很多人都不知道，張愛玲是一個真正的淑女。她在圣瑪利亞女校的同班同學顧淑琪，說話的腔調、面容，也是非常有教養。你想這樣的張愛玲，后來為什么會像許老師說的這樣，我覺得她真的就是故意的，就是表達這樣一種歷史觀、政治觀。那個時候顧淑琪的那些同學，包括她本人，都是燙卷發化妝，穿得非常洋派，只有張愛玲打扮得像一個小鎮姑娘，我覺得她也不僅僅是歷史觀，她像是從貴族里面出來，知道那里面存在很多問題，所以要反骨，很多很多復雜的東西在里頭，很有意思。

“婦人性”與反女權的女權

潘文捷：這是不是可以跟許子東老師提出的，張愛玲把對人生安穩的追求稱之為“婦人性”結合起來？比如說她對小市民的標簽的自我標榜，是不是就是跟這種開口就是階級斗爭的做法作對，她的這種“婦人性”跟當下的這種女性主義是不是很不一樣？

萬燕：我挺想知道許老師對“婦人性”的理解是什么？

許子東：那個，首先第一個我們要看清楚，張愛玲的小說跟散文是有不同的假想讀者，她的小說是寫給市民階層看的，主要是女性，所以他的小說是寫一些白日夢。女性怎么碰到有錢人家了，后來冒險了，最后沒好下場等等等等。但是她的散文都是發在男人的雜志上，都是發在周作人、林語堂他們的做主編的《古今》上面。所以張愛玲的一個特點就是說她在小說里講故事，但是她的散文是講道理的。所以我們很喜歡看張愛玲的散文，比方說她在寫香港的《燼余錄》等等，她的散文里邊有很深的一些人生的思考。

你剛才講到的“婦人性”這個觀點是一篇文章，就是《自己的文章》。起因是傅雷寫文章批評她，那么當時她并不知道這是傅雷，她只知道有個人叫迅雨，批評她說《金鎖記》是好的，《傾城之戀》很差，《第二爐香》完全不能看……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張愛玲講了一些重要的話，今天看來也是重要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說一般文學總是寫超人的，而我是比較寫常人的。一般的寫超人的文學常常是要斗爭的，是要救世的，那我呢？是追求日常生活的和諧。

張愛玲寫作的時候是一個戰爭年代，是一個革命年代，所以像她這樣的人，小資情調，一邊去！個別的男作家欣賞她，想要救她，還救不了，無可救藥。但過了幾十年以后，人家發現她寫的日常生活也還是有意思。這就從宏大敘事到日常生活。她說，寫日常的和諧的生活，你們斗爭不就是要和諧嗎？而這個和諧就是這是人性，是人的神性是人的婦人性，這個我印象非常深。（編注：原文為“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里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時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至于另外一個地方，更輕松一點的地方，她寫說動不動三言兩語就講斗爭，“這也是'男人病'的一種”。這個我也覺得也蠻對的。

《第一爐香》

那么你可以看出什么？可以看出她當時知道我寫的這個是小眾，是你們看不起的，因為你們要來的就是要喚醒大眾，要改天換地。對張愛玲來說，她也看不出你改天換地以后會怎么樣，未來怎么樣，她也看不出來，在這么一個語境下，她說了婦人性這一條，的確我們可以說她是很厲害的。

現在用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評論張愛玲的作品，我記得一個美國同學就說了一句，說她是一個“批評女人的女性主義”，哈哈，因為她對女的揭露批判的也非常厲害。張愛玲不是那種凡女的都好，凡男的都不好，她倒不是這樣，但是她的確有對女性命運的一個非常非常深的理解。

萬燕：我很多年前就用那個詞，就叫“反女權的女權”。張愛玲是反女權的女權，她看上去也在批評女人，批判女人，看上去好像是在批判女性主義，但她其實是另外的一個（想法）。

我最早接觸張愛玲就是從她的散文開始的，她真的是個大散文家，我覺得她的散文在現代文學里面也是可以排到很前的。她散文里面有一篇就講到奧涅爾《大神勃朗》里的地母，地母是一個妓女，很粗鄙的，為什么張愛玲這樣一個真正的淑女，她最喜歡的居然會是一個很粗鄙的妓女？她其實也是在想尋找那種非常原始的生命力，原始的創造性，這種婦人性某種意義上也代表著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為什么“張迷”這么多？

萬燕：有一次陳子善老師在跟我對談的時候，他就講到一句話，我才知道，他說看過一個統計說全球有3000萬張迷，這個數字是很嚇人的。但為什么會這樣？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張愛玲寫的很多的情感、人物，今天在我們每個人自己身上都能夠看到。包括剛剛許老師講的愛情戰爭，包括斗爭……我覺得，張愛玲雖然說追求和諧，但是你們發沒發現她在小說里一直在寫斗爭：男女之間的斗爭，阿小跟主人之間的斗爭，都是一種斗爭。所以我覺得它里面有反常愛情和日常愛情的這樣一個關系，很有意思的。

潘文捷：也是因為有張迷的原因，或者還有一些別的原因，好像不管張愛玲的小說被改編成什么樣的影視劇都會被批評，只有《色，戒》是個例外。老師們怎么看待這個情況？

許子東：我倒是喜歡《色，戒》這個電影。這個電影很特別，因為它小說很短，而且又思考了很久，發揮的余地比較大，所以它等于是像重寫一樣。首先劇本上改編得好，用了一個主題叫“入戲太深”。這個入戲太深既是講一個女人對愛情，又是講一個學生對革命，一箭雙雕，講了兩層的關系。一般讀者看熱鬧也很開心，入戲太深用來解構革命當中的教訓跟愛情當中的反思也都是非常深刻的。

除此以外，我們都能挑出一些不滿意，但是各有不同的原因。我最早看的是《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很簡單：范柳原一定要比白流蘇年紀大，滄桑，江湖混過，這個戲才成立。這個戲其他也挑剔不出什么，就是男主角年紀太輕。整個戲所應該有的張力就是一個漂亮女孩子怎樣把一個中年男人造成長期飯票，這個過程就不明顯。

萬燕：我記得您書里講到到，好像是誰說的，說白流蘇一定要非常的漂亮，繆騫人是完全達不到白流蘇的味道的。我最后發現《傾城之戀》里面，白流蘇的美不是低頭，而是她那雙嬌嬌滴滴的清水眼。她的眼睛非常的漂亮，以至于范柳原一直要盯著她的眼睛看的時候，不敢直視，就低著頭。

《傾城之戀》

我曾經做過一個專門的電影講座，把張愛玲所有改編成電影的作品講一講，的確《色，戒》在這些里面真的算是成功的了。但是它也是同樣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可以說張愛玲的所有小說幾乎都是心理分析小說，當然這種心理分析小說跟波蘭斯基《水中刀》的那種心理分析又不一樣。這里面有兩個細節是很難拍的。

一個細節是小說開頭的時候，易先生站在麻將桌的這個位置的時候，寫到王佳芝背后有一塊掛毯。那個毯子是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方面是說易先生家的身份，一方面可以確定下來誰在哪個位置，還有一個方面就是王佳芝在那個毯子前面就像一個襯托的背景一樣。到小說的結尾的時候，你們記得嗎？易先生死活要他們把那個毯子給撤掉，不然他看到毯子就感覺有個人在后面要暗殺他一樣。所以這個毯子在這里起到這種道具作用，非常巧妙。

還有一個細節就是為什么王佳芝會在那一剎那放掉易先生？小說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片段，就是寫到易先生的表情和這個表情被王佳芝誤讀了。那個表情是什么呢——張愛玲我覺得真的是，為什么這個小說她反反復復改了三十多年——那個表情里其實是想呈現說，原來我到了中年，終于有一個女人不會為了錢，也不會為了我的權，真心地愛我，他是一個自憐自愛的表情。這個表情傳遞在燈下面，而且是在有第三者的，不能說的情況下，讓王佳芝誤讀了，她覺得這個男人是真愛我的，她被打動了，說“快走”。

《色，戒》

許子東：西方的電影為了觀眾舒服，最后總要讓愛情戰勝殘酷的戰爭，做間諜就算被拆穿，這個男人也會放過她。所以當他們看到《色，戒》里這個男人雖然很得意女人愛他，但他也不放過她，我相信一定很震驚。而這一條恰恰是李安聽了張愛玲的，對不對？他把全劇改暖了，但是這條線索他不敢放掉，最后沒有讓梁朝偉放過（王佳芝）。

對我來說最震驚的是，當他最后是要被槍斃還是怎么樣，他旁邊坐了王力宏等等一群人都被抓起來了，這個時候才叫人震驚，才發現他是做了叛徒，你害了你的很多同志，但這個害的過程又是合理的，所以這到最后是非常令人震驚的。所以《色，戒》能把小說10分的好保留到8分，但是它又把篇幅擴大做了很多電影改編，所以這是一個很難超越的（改編）。

張愛玲的作品現在這么紅，它是有幾個背后的原因的。一個大原因，剛才講了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從宏大敘事走向日常生活，從強調革命斗爭到建設和諧社會，這是一個。你可以說她寫作的時候不湊巧，也可以說她晚年去世以后碰巧了，這個是一個大背景。

還有一個，隨著中國人口城市化越來越多，張迷會越來越多。所以你看張愛玲的文學現象，比較多人喜歡她的是在臺北、香港、上海，以及新加坡，對不對？那現在全中國的農村人口已經少過一半，一半以上都在城里，這是出版張愛玲書的人的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三個就是剛才講的女性主義這個角度，還有的可以討論。第四個我還想到一條，就是到今天為止，中國的文學，純文學跟通俗文學已經出現混淆跟矛盾，大家是在回避。在香港、在臺灣是壁壘分明，你到天地書局，這邊是亦舒、李碧華、張小嫻，對吧？那邊是西西、劉以鬯、魯迅、張愛玲。但是內地的作家，純文學跟通俗文學的關系在我們文學評論界是一個很尖銳的話題，而這個張愛玲早就解決了。她從來沒有這個概念，她的書就交給皇冠去出，照樣大學里寫她論文的人最多。所以她是一個，你說她俗就俗，你說她小市民就小市民。

從這么來看，宏大敘事、城市化、女性主義和雅俗的界限這四個方面，都決定了張迷的增加只會越來越多。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雖然他們不一定怎么狂熱，臺灣現在的年輕人讀張愛玲的熱情就沒那么高了，相比之前那些年。但是對于內地，因為城鎮化過渡正在前進，小鎮青年越來越多，所以張愛玲的故事從電影的不管是好評還是差評，都會越來越受關注。我覺得他們將來也許應該考慮拍電視劇，慢慢拍，壓力沒那么大，對吧？

問答環節

問：老師們好，我最近正在讀《雷峰塔》，很好奇張愛玲會在晚期書寫這些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是否意味著她更渴望袒露自我或者意圖重塑生命經驗呢？在更為私人化的作品中，為什么張愛玲依然使用第三人稱視角敘述？我感覺她好像在投射自我的同時，又有意將自我從作品中抽離。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她為什么經常用第三人稱的視角？

許子東：我想糾正一下，《雷峰塔》是在 50 年代，并不能算她晚年的作品，這個時候她其實也就是三十多四十多。《雷峰塔》跟《易經》都是后來才翻譯成中文的，它們的情節其實后來也反復出現在《小團圓》里。

還有一點特別要注意，它這個英文出來以后，并沒有在華文圈有什么影響。現在你看到的中文的譯本，是在《小團圓》出版以后，在臺灣有人翻譯的。而這個翻譯的稿子文筆很大一部分很像《小團圓》。所以《小團圓》寫作比《雷鋒塔》《易經》要晚，但是這兩本的翻譯確實比《小團圓》要晚。

萬燕：第三人稱肯定比第一人稱要更加方便，它跳躍方便。如果僅僅局限于第一人稱的話，就是只有“我”這個視角。張愛玲她借助第三人稱，她是來回跳的。它里面有的時候會有“我”，有的時候甚至是一個什么別人的視角，我說她是蒙太奇思維，就是這種。

許子東：張愛玲為什么 50 年代在美國重新想到寫自己的？這中間有一個很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張愛玲有一度覺得她可以用英文寫作。她用英文重寫了《金鎖記》，還寫了一個《上海閑人》，寫了好幾部，但是都被退稿。被退稿以后，美國的編輯就告訴她說，你把過去的傳統的中國寫的這么糟糕，還是后來的紅色中國更好嗎？意思是叫張愛玲寫符合美國政治需求的文章。而張愛玲不愿意。張愛玲的政治觀點不一定都正確，但是她的藝術觀有一條是正確的，就是我要寫我看到的，我要寫我相信的。所以那個時候她跟賴雅已經結婚了，她不需要為了謀生來寫作，所以她能夠有這份力量，還是寫我原來自己的故事。這是一個創作出軌以后的回歸，這就是《雷鋒塔》《易經》創作的背景。

萬燕：對，因為張愛玲她很早的時候就說過，說一個作家就是一棵種在那里的樹，就算種子飛得再遠，你還是種在那里的那棵樹。她又跟很多人不一樣，她的所有的小說都是有原型的，一定要找到她熟悉的那個。

潘文捷：最后請許子東老師跟萬燕老師各自對屏幕前的張迷們說一些話。

萬燕：可能還是回到前面講的那句話：一個人一輩子有一個可以迷的，其實也是個幸福。我當時和張愛玲相遇就是因為幾個迷：我和張愛玲都是《紅樓夢》迷；然后我們兩個人還居然都是嘉寶迷，她非常迷戀葛麗泰·嘉寶，我也是；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都是電影迷。我覺得一生當中有這樣可以迷戀的，雖然用許老師的話說是非理性的感情用事，但是也真的是一種幸福。所以我個人來說，我希望我將來能夠從張愛玲研究里面完成我欠的這些債，然后去把我做“紅迷”的《紅樓夢》的那些東西寫完。這就是我想說的話。謝謝大家今天在直播間聽。

許子東：你看這個就是研究者當中的張迷，這一番深情！我對大家的勸告功利得多，簡單得多。《細讀張愛玲》只是我現在出的許子東文集的第二卷，一共有十卷，希望你們可以讀另外的一些卷。我今天還在校對我幾十年前寫的郁達夫與外國文學的舊文章，一邊校對一邊感慨：我當初怎么寫的這么好啊！而且我非常誠懇地跟各位張迷說，我的第三卷叫《重讀魯迅》。我寫完了郁達夫跟張愛玲之后，我覺得我不寫一本魯迅的書，對不起現代文學。所以我勸各位張迷抽空看我的《重讀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