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藥學前沿文摘丨第37期：活體腎臟捐獻后的高血壓與腎功能

編者按：“移植藥師主題（SOTP,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Pharmacy）月評”是由《藥學瞭望》編輯部聯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藥劑科崔向麗主任藥師共同發起的移植藥師相關學術月評專欄，每月以移植用藥為主題展開，旨在介紹國內外移植藥物治療熱點，幫助藥師快速了解有關領域的進展，提高移植藥學服務水平。我們期望本專欄能為醫藥領域的專家和研究人員提供深入了解相關熱點的平臺，并為尋求實用知識的一線移植藥師提供有益的參考和指導。

2024年3月，《JAMA》雜志刊登了一項由加拿大維多利亞醫院Amit X. Garg等人研究的活體腎臟捐獻后對高血壓與腎功能影響的文章。這是一項17個中心參與的前瞻性隊列研究，包括924名活體腎臟捐獻者和396名非捐獻者，在7.3年的中位隨訪期間，高血壓風險沒有顯著的組間差異，平均血壓和血壓年變化也沒有顯著差異。在考慮了基線風險的差異后，捐獻者和非捐獻者相比高血壓和蛋白尿的風險無顯著差異。在腎切除術后eGFR最初下降后，捐獻者的eGFR平均下降率低于非捐獻者，但在隨訪期間，至少一次eGFR處于30至60 mL/min/1.73 m2之間這一范圍內的比例高于非捐獻者。

原文鏈接：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819311

摘要

重要性：最近的指南呼吁提供更多關于活體腎臟捐獻后健康狀況的實證數據。

目的：確定與健康狀況相似的非腎捐獻者相比，腎捐獻者中血壓正常者患高血壓的風險。同時，還對估算的腎小球濾過率（eGFR）的下降率和蛋白尿風險進行了比較。

設計、環境和參與者：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納入了924名符合標準的活體腎臟捐獻者，同時還有396名非捐獻者作為對照樣本。招募工作于2004年至2014年期間在17個移植中心（加拿大12個，澳大利亞5個）進行；隨訪持續至2021年11月。捐獻者和非捐獻者遵循相同的年度隨訪評估計劃。通過傾向評分的逆概率治療加權法來平衡捐獻者和非捐獻者在基線特征方面的差異。

暴露：活體腎臟捐獻。

主要結果和措施：高血壓（收縮壓[SBP]≥140 mmHg，舒張壓[DBP]≥90 mmHg，或正在服用降壓藥物），腎小球濾過率的年變化（非捐獻者在捐獻/模擬捐獻日后12個月開始計算），以及蛋白尿（白蛋白/肌酐 ≥3 mg/mmoL[≥30 mg/g]）。

結果：924名捐獻者中，66%為女性；平均年齡為47歲，平均eGFR 100 mL/min/1.73 m2。捐獻者與非捐獻者相比更有可能有腎衰竭家族史（分別為464/922[50%] vs 89/394[23%]）。經過加權統計后，非捐獻者的樣本數量增加至928，兩組的基線特征相似。在中位隨訪期間7.3年（IQR，6.0-9.0）的加權分析中，924名捐獻者中有161人（17%）發生高血壓，928人非捐獻者中有158人（17%）發生高血壓，加權風險比，1.11[95%CI，0.75-1.66]）。捐獻者和非捐獻者的平均血壓縱向變化相似。在腎切除術后捐獻者eGFR最初下降（平均32 mL/min/1.73 m2）后，捐獻者eGFR年下降幅度（1.4mL/min/1.73 m2，[95%CI，1.2-1.5]）小于非捐獻者。然而，在隨訪中，捐獻者比非捐獻者eGFR至少一次在30-60 mL/min/1.73 m2之間（438/924[47%] vs 49/928[5%]）。905名捐獻者中有132人（15%）出現蛋白尿，904名非捐獻者中有95人（11%）出現蛋白尿（加權風險比，1.46[95%CI，0.97-2.21]）；白蛋白/肌酐比值的加權組間差異為1.02（95%CI，0.88-1.19）。

結論和相關性：在這項隨訪計劃相同的活體腎臟捐獻和非腎臟捐獻隊列研究中，高血壓和蛋白尿的風險無顯著差異。在腎切除術后eGFR最初下降后，捐獻者的eGFR平均下降率低于非捐獻者，但在隨訪中至少有一次eGFR在30至60 mL/min/1.73 m2之間的可能性更大。

1.前言

腎移植為腎功能衰竭患者帶來了更長的壽命。患者在獲得新的自由、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優質生活的同時，所需費用僅為透析的一小部分。來自活體捐獻的腎臟移植被認為是大多數腎功能衰竭患者的最佳治療方案，因為其移植存活率更高、等待時間更短，與來自死亡捐獻者的腎臟移植相比具有明顯優勢。全球每年有超過35000人成為活體腎臟捐獻者。

對于經過精心挑選的受捐者而言，捐獻腎臟被認為是安全的。盡管也存在一些固有的風險。腎切除術導致圍手術期嚴重并發癥（包括死亡）的可能性很低。雖然捐獻者在腎切除術后失去了一半的腎小球，但剩余的腎臟會經歷適應性超濾，一年內估計的腎小球濾過率（eGFR）會達到捐獻前水平的60%至75%。在隨后的幾十年隨訪里，大多數研究表明捐獻不會增加死亡風險。與非捐獻者相比，捐獻者出現腎衰竭的風險更高，盡管大多數捐獻者在捐獻后的15年內發生腎衰竭的幾率低于0.5%。腎切除術后十年內，捐獻者中高血壓和蛋白尿的情況可能更為普遍。然而，這一證據的質量被評估為較差，目前尚不清楚所觀察到的風險是否歸因于腎切除術、遺傳因素（捐獻者比非捐獻者更有可能有腎功能衰竭和/或高血壓的家族史）還是由于對捐獻者進行了更多的隨訪評估，從而在結果確定方面比非捐獻者具有更大的機會。最近的指南呼吁提供關于活體腎捐獻者結果的更優質證據，以指導和保障這一實踐。

這項針對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活體腎臟捐獻者和非捐獻者的前瞻性隊列研究旨在確定健康且血壓正常的腎臟成年捐獻者與基線健康指標相似的健康且血壓正常的非捐獻者相比，患高血壓的風險。此外，還比較了捐獻者和非捐獻者的eGFR下降率和蛋白尿風險，以及自我報告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的變化。

2. 方法

2.1研究設計

活體腎臟捐獻者安全性研究是一項在17個移植中心（加拿大12個，澳大利亞5個）進行的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參與者招募于2004年至2014年，其中包括2004年至2008年的試點階段，隨訪至2021年11月。該研究方案已發布（ClinicalTrials.gov NCT00936078）。獲得了安大略省西部健康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REB approval 6056）和所有其他招募中心的倫理批準。研究進行和報告遵循推薦的STROBE指南。所有參與者在入組時均簽署了書面知情同意。

2.2參與者

腎臟病學家或移植評估中心的協調員邀請有意向的捐獻者參加，研究助理進行聯系。非捐獻者包括潛在捐獻者的家人和朋友，一些盡管有資格但沒有進行進一步評估或捐獻的潛在捐獻者，以及一些根據診所廣告提出的捐獻者。非捐獻者必須通過與標準捐獻者相同的篩查標準，包括年齡在18至70歲之間，體重指數（BMI）小于35，收縮壓和舒張壓（SBP/DBP）小于140/90mmHg，男性血清肌酐水平小于115?mol/L，女性血清肌酐水平小于90?mol/L（換算為mg/dL，除以88.4），以及沒有禁忌捐獻的合并癥。這些資格標準反映了研究設計時的指導建議。

2.3數據收集

基線評估包括標準化的健康問卷和血壓（BP）、身高和體重的測量，以及蛋白尿和血清肌酐的實驗室檢測（后者使用同位素稀釋質譜法）。參與者自我報告他們的種族和民族，收集此信息以評估研究樣本的代表性。

參與者使用Omron自動血壓計（HEM-705CP或HEM-711ACCAN）按照標準化方案完成血壓測量。參與者在注冊期間學習了如何使用該設備。捐獻候選者被要求在腎切除術前至少1周進行讀數，以盡量減少因焦慮而可能出現的任何升高。捐獻者的腎切除術日期從醫院記錄中獲得，非捐獻者在完成基線評估后被分配一個模擬腎切除術日期（基于供體腎切除術日期的分布）。

捐獻者和非捐獻者被分配了相同的基線和隨訪測量時間表。捐獻后12個月，捐獻者和非捐獻者被要求完成如上所述的12至18次家庭血壓測量以及血液和尿液樣本的實驗室檢測。這些測量每年重復一次，直到2019年。參與者在基線后3個月和12個月完成郵寄的健康問卷，然后每年完成一次。在2021年11月之前，通過電話、郵件和/或電子郵件聯系了專家，詢問缺失或不一致的數據。

2.4結果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結果都是預先指定的。

高血壓

高血壓是指參與者根據任何隨訪時的平均血壓測量值，報告了醫生對高血壓的診斷和高血壓藥物的使用，或收縮壓≥140 mmHg，舒張壓≥90 mmHg。這一結果由一位對參與者的捐獻狀態不知情的醫生裁定。隨著時間的推移，檢查了收縮壓、舒張壓和平均動脈壓（MAP，定義為舒張壓+1/3[SBP-DBP]）的平均變化，考慮了任何抗高血壓藥物的使用和1級或更高的高血壓事件（定義為收縮壓/舒張壓≥130/80 mmHg），不包括在用藥前基線評估時收縮壓為130至139 mmHg或舒張壓為80至89 mmHg的參與者。

腎功能

使用所有eGFR測量值，從基線后1年、基線后2年和4年開始評估eGFR的年化變化。低eGFR定義為在任何隨訪時eGFR小于60mL/min/1.73 m2、小于45mL/min/1.73 m2和小于30 mL/min/1.73 m2。GFR是使用2021年慢性腎臟病流行病學合作方程（CKD-EPI）估算。

蛋白尿

蛋白尿被定義為在任何隨訪時從現場尿樣中獲得的3 mg/mmoL或更高（≥30 mg/g）的白蛋白與肌酐比值（ACR）（表1）。還評估了ACR從基線到隨訪終點的變化。

高血壓，eGFR低于60 mL/min/1.73 m2，和/或蛋白尿

評估了高血壓事件、eGFR低于60 mL/min/1.73 m2和/或蛋白尿的復合情況，檢查了1、2或所有3種的發生情況。

死亡、腎功能衰竭和重大心血管事件

死亡、腎功能衰竭（持續eGFR<15 mL/min/1.73 m2或接受透析或腎移植）和重大心血管事件（心肌梗死、中風或重大心血管手術）的評估來自年度調查和醫療記錄，由不了解捐獻狀態的醫生進行裁決。這些結果是單獨評估的，也是綜合評估的。

健康相關生活質量

使用36項簡表調查評估了過去4周的自我報告生活質量。使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規范數據對回答進行評分，并將其匯總形成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總結得分。得分越高，表明與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越好。

抑郁和焦慮

Beck抑郁量表和Beck焦慮量表分別用于評估過去一周和一個月的抑郁和焦慮癥狀。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或焦慮越嚴重。

自我報告的健康行為

對2008年后納入的參與者進行了自我報告的健康行為檢查，包括低鹽飲食、吸煙狀況和體育活動。

自我報告偏倚

自我報告的耳鳴（預先指定）和鼻竇炎（事后）被檢查為自我報告偏倚的潛在標志，因為這些結果不應受到腎切除術的影響。因此，與非捐獻者相比，捐獻者的發病率較高可能表明他們更傾向于回憶和/或報告健康問題。

2.5樣本量

設計這項研究是為了排除捐獻者患高血壓風險比非捐獻者高2倍的可能性。效應大小是根據對可接受捐獻風險所進行的調查來選擇的，該調查由捐獻者、受者和移植專業人員完成。預期中位隨訪期為7.5年，總體事件率為15%，隨訪失仿率為5%，900個捐獻者和390個非捐獻者的樣本量將提供超過80%的檢測能力，以HR1.6（雙側α=0.05）計算。

2.6統計分析

使用SAS軟件（版本9.4；SAS Institute Inc）和R統計軟件（版本4.2.2，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s）進行分析。傾向性評分匹配和逆概率加權用于平衡捐獻者和非捐獻者的基線特征。傾向評分是捐獻者與非捐獻者的概率，取決于基線（給藥前）年齡、性別、MAP、BMI、腎功能衰竭家族史、高血壓家族史、種族和民族以及吸煙狀況。非捐獻者使用治療權重中的平均治療效果進行加權（其中治療是指捐獻），定義為傾向評分/（1-傾向評分），捐獻者的權重為1。這種方法產生了一個更大的非捐獻者加權偽樣本，其測量的協變量分布與捐獻者相似。使用標準均值差檢查基線特征的組間差異。在所有比較分析中都使用了加權方法，并使用自舉法創建置信區間。在2021年11月25日之前死亡或失訪的39名參與者在死亡或最后一次研究訪視時被審查。表1詳細列出了基線特征。非捐獻者是所有比較中的對照組。

使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計算HRs。未加權調整分析包括以下預先指定的協變量：年齡、性別、MAP、BMI、高血壓家族史和腎功能衰竭家族史。使用R中的adjustedCurves包計算加權累積發病率曲線。通過時間交互檢驗和繪制加權對數（-log[生存函數]）與對數時間的圖，來確定比例性假設。將死亡視為競爭事件，估計高血壓、低eGFR和蛋白尿綜合結局的加權亞組HR。

使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檢查了連續變量縱向變化的組間差異，該模型具有隨機、個體特異性截距和斜率，隨機效應之間具有非結構化協方差，以解釋個體內部相關性。使用線性回歸檢查eGFR的絕對和百分比差異（1年減去基線、最終值減去基線和最終值減去1年）。對于收縮壓、舒張壓和平均動脈壓的分析，使用了2種預先指定的方法來解釋隨訪中開始服用抗高血壓藥物的原因：（1）取消用藥后的血壓測量值，（2）對用藥后的第一次血壓測量值進行140/90 mm Hg的差補，丟棄后續測量值（作為敏感性分析）。使用樣條曲線繪制非線性變化隨時間的變化。ACR變化的組間差異被評估為加權幾何平均比值。

進行了幾次預先指定的敏感性分析。使用改良的Poisson回歸計算結果的加權風險比，并對基線時有腎功能衰竭家族史、年齡50歲或以上、性別、收縮壓120 mm Hg或以上、舒張壓75 mm Hg或更高、eGFR 90 mL/min/1.73 m2或更高和腎小球濾過率低于60 mL/min/1.73 m2的風險進行亞組分析。對蛋白尿進行了事后敏感性分析，僅限于隨訪中至少出現2次蛋白尿的患者。

捐獻者和非捐獻者之間差異的點估計值顯示為95% CI，沒有對多重比較進行調整。

3.小結

該研究在手術前共招募了1042名活體腎捐獻者，其中924名被認為是標準活體腎捐獻者。118名不符合標準的捐獻者（由于捐獻前換有高血壓、年齡>70歲或有其他危險因素）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同時收集了396名健康非捐獻者的樣本；資源限制阻礙了以1:1的比例招募更多地非捐獻者。參與者招募如圖1所示。

在基線時，捐獻者中女性占66%，亞洲人占6%，白人88%，BMI< 30的占84%。捐獻者的平均年齡（SD）為47（11）歲，平均收縮壓/舒張壓（SD）為120/73（10/7）mmHg，平均eGFR（SD）為100（14）mL/min/1.73m2。50%有腎功能衰竭家族史，51%與預期受者有遺傳關系；44%與情感有關，6%為非定向供者。在非捐獻者中，57%的人與預期的受者在基因或情感上有關（分別為20%和37%）。加權后，非捐獻者的樣本量增加到一個偽樣本量，總數達到928個，除了捐獻者與預期受者的關系和腎結石病史外，捐獻者和非捐獻者在幾乎所有基線特征上都保持平衡（所有預后重要特征的標準差均<10%，包括高血壓家族史和腎功能衰竭）。

中位隨訪時間為7.3年（IQR，6.0-9.0）。9名（1%）捐獻者死亡，46名（5%）失訪；沒有非捐獻者死亡。一名非捐獻者成為捐獻者，41名非捐獻者（10%）失訪（圖1）。參與者在隨訪期間記錄了100 055次血壓測量值（每次隨訪的中位數：每位捐獻者為17次[IQR，13-18]，每位非捐獻者為16次[IQR，13-19]）。所有924名捐獻者和396名非捐獻者都納入了對預先指定結果的分析。所有后續結果均為加權樣本報告。

圖1 活體腎捐獻研究的參與者選擇

表1 924名捐獻者和396名非捐獻者加權處理前后的基線特征

結局

161名（17%）捐獻者和158名（18%）非獻血者發生高血壓（發病率，2.7 vs 2.5/100人年；加權HR，1.11[95%CI，0.75-1.66]）（表2）。在所有敏感性分析中，結果均保持一致。收縮壓、舒張壓或平均動脈壓的縱向變化沒有觀察到有意義的組間差異（圖2）。隨著年齡的增長，捐獻者和非捐獻者的收縮壓平均增加幅度與預期相似（分別為每年0.4和0.5 mmHg），在抗高血壓藥物開始后估算血壓測量值的敏感性分析結果也相似；最終平均收縮壓分別為119（95%CI，118-120）和120（95%CI，118-121）mmHg。捐獻者腎切除術后eGFR的平均（SD）變化為-32（11）mL/min/1.73 m2，但從給藥后12個月到隨訪結束，捐獻者的平均年變化率為0.1 mL/min/1.75 m2/年，而非捐獻者的平均變化率為-1.2 mL/min/1.73 m2/年。捐獻者與非捐獻者的最終eGFR中位數分別為67（IQR，59-77）mL/min/1.73m2和91（IQR，81-101）mL/min/1.73m2（圖3）。隨訪期間，沒有參與者的eGFR低于30 mL/min/1.73 m2；然而，在隨訪中，捐獻者至少有一次出現eGFR 30至60 mL/min/1.73 m2的頻率高于非捐獻者（438[47%] vs 49[5%]）（29%的供體在連續2次以上的年度隨訪中eGFR<60 mL/min/1.73 m2）（表2）。敏感性和亞組分析的結果一致。

表2 與非捐獻者相比，捐獻者的高血壓風險和其他醫療結局

圖2 每次年訪時的加權平均收縮壓和舒張壓

圖3 每次年度隨訪的加權估計腎小球濾過率（eGFR）

905名捐獻者中有132名（15%）出現新的蛋白尿，904名非捐獻者中有95名（11%）出現新的蛋白尿（發病率，2.4 vs 1.7/100人年；加權HR，1.46[95%CI，0.97-2.21]）（表2）。

543名（59%）捐獻者和273名（29%）非捐獻者出現高血壓、eGFR低于60 mL/min/1.73 m2和/或蛋白尿（13.2 vs 4.5 /100人年；加權HR，2.87[95%CI，2.23-3.68]）（表2）。所有3個結果均發生在24名（3%）捐獻者中。

27名（3%）捐獻者和15名（2%）非捐獻者發生了死亡、腎功能衰竭和/或重大心血管事件（0.4 vs 0.2 /100人年；加權HR，1.86[95%CI，0.04-98.84]）（表2）。

捐獻/基線后3個月，捐獻者的加權身體健康總得分低于非捐獻者，但隨后幾年的得分相似；與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焦慮和抑郁的所有其他差異均小于3（無臨床意義）。縱向分析結果一致。

除了遵循低鹽飲食（捐獻者比非捐獻者在基線和隨訪時報告的頻率更高）外，各組之間其他自我報告的健康行為也相似。

822名捐獻者中有228人（28%）和791名非捐獻者中的147人（19%）出現了新的自述耳鳴；兩組之間的鼻竇炎沒有差異。

4. 討論

這項前瞻性研究發現，在7.3年的隨訪中，活體腎捐獻者和非捐獻者患高血壓的比例相當（17%），并且發現平均收縮壓和舒張壓相當溫和的縱向增長。腎切除術后eGFR最初下降后，捐獻者的eGFR下降速度比非捐獻者慢；最終隨訪時，捐獻者的eGFR中位數為67 mL/min/1.73 m2，非捐獻者為91 mL/min/1.75 m2。盡管捐獻者在手術后3個月報告的身體功能水平較低，但這些評分隨后恢復到基線值。隨訪期間，在自我報告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焦慮或抑郁方面沒有觀察到組間差異。

檢查了兩個潛在的自我報告偏倚標志物，耳鳴和鼻竇炎，發現捐獻者耳鳴的發生率高于非捐獻者。雖然一些研究報告了腎功能低與耳鳴之間的關聯，但在目前的研究中，耳鳴的發生率在隨訪中與捐獻者或非捐獻者的eGFR水平無關（數據未顯示）。腎切除術和耳鳴之間是否存在生物學關聯，或者捐獻者是否更傾向于回憶和/或自我報告任何生理變化之外的軀體癥狀，值得未來考慮。這一發現還強調了使用客觀措施評估捐獻因果風險的重要性，就像本研究中的其他結果一樣。

一些早期研究的結果表明，腎切除術可能會使捐獻者的血壓升高，超過正常衰老的預期。然而，2016年的一項系統性綜述得出結論，對高血壓的捐獻歸因危險度較差。對證據質量的擔憂包括捐獻者和非捐獻者之間基線風險的差異、結果確定偏差和隨訪丟失。目前的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旨在估算腎臟捐獻的歸因危險度，偏差風險較低（在NewcastleOttawa量表上獲得方法學質量的最高得分）。目前的研究包括許多非捐獻者，他們作為潛在的捐獻者，沒有禁忌癥，可以繼續進行進一步的評估或捐獻。使用加權方法來確保捐獻者和非捐獻者在基線健康的多個指標上相似，包括教育、BMI、BP和eGFR以及腎臟疾病和高血壓的家族史。非捐獻者必須通過與捐獻者相同的研究標準，并接受相同的結果評估方法，包括相同的BP評估年度計劃。每年血壓測量的數量為每位捐獻者17次，每位非捐獻者16次，參與者在隨訪期間記錄了超過10萬次的血壓測量。關鍵的醫療結果由中心判定委員會進行評估。使用了多種策略來最大限度地保留樣本，包括通過通訊、卡片和提醒明信片與參與者定期聯系；對缺失的調查回復和不一致數據的后續回訪；必要時進行家訪和提供交通援助。總體而言，93%的參與者在2019年或之后進行了最后一次研究退出訪視，91%的參與者（93%的捐獻者和89%的非捐獻者）對高血壓進行了最終評估。

本研究發現捐獻后高血壓風險沒有增加與2018年的一項系統評價和薈萃分析一致，該研究發現捐獻者和非捐獻者之間的收縮壓、舒張壓或高血壓風險沒有臨床上的顯著性差異，特別是當分析僅限于最近質量較高的研究時（平均隨訪時間為6至12年）。

在這項研究中，捐獻者腎切除術前eGFR的中位數為100 mL/min/1.73 m2，捐獻者1年后為66 mL/min/1.75 m2。此后，捐獻者eGFR平均每年上升0.1 mL/min/1.73 m2，非捐獻者eGFR每年下降1.2 mL/min/1.75 m2。在另外兩項多中心研究中也觀察到了捐獻后早期的類似軌跡，其中一項是ALTOLD研究，另一項是捐獻后早期eGFR平均每年上升在5年后開始趨于平穩。與ALTOLD研究一致，與非捐獻者相比，捐獻者的蛋白尿水平不高。

在目前的研究中，9名捐獻者在隨訪中死亡（5名死于癌癥），沒有非捐獻者死亡。雖然1%的捐獻者死亡率與之前的研究一致，但考慮到基線風險和遺傳因素，活體腎臟捐獻后的死亡風險應在隨訪時間較長的大型研究中進行考察。此外，24名捐獻者（3%）同時出現eGFR低于60 mL/min/1.73 m2、高血壓和白細胞減少，但任何非捐獻者均未出現。因為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預示著預后不良，所以在捐獻后不久出現這種結果的捐獻者中，有一小部分人值得終身隨訪和未來研究。

5. 局限性

這項研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有可能存在一種由捐獻直接導致的高血壓及其他疾病風險，這種風險可能要數十年后才會顯現出來，而且有些風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呈指數級增長。其次，非捐獻者的樣本不到捐獻者樣本的一半（統計效率低于1:1的比例），某些二元結果的風險置信區間很寬且不精確。然而，當以連續指標進行分析時，結果是一致的。第三，本研究僅限于符合標準條件的捐獻者（非醫學復雜型）；所有捐獻者都可以獲得全民醫療保健，其中大多數為白人。結果可能不適用于捐獻前復雜情況的捐獻者或其他地區的捐獻者。

總的來說，目前關于活體腎臟捐獻者和非捐獻者在結果方面的相似性證實了腎臟捐獻是安全的，并可用于更自信地向捐獻者提供關于捐獻后7年的捐獻因果關系的咨詢。經驗證的風險評估計算，如果能結合候選人的基線特征，可以為個性化咨詢提供信息。后續隨訪檢測和護理的指南建議，以保持良好的長期供體健康仍然至關重要。

小結

在這項隊列研究中，活體腎捐獻者和非捐獻者在7年的中位隨訪期內具有相同的隨訪計劃，在考慮了基線風險的差異后，捐獻者患高血壓和蛋白尿的風險并不明顯高于非捐獻者。在腎切除術后eGFR最初下降后，捐獻者的eGFR平均下降率低于非捐獻者，但在隨訪期間，至少一次eGFR處于30至60 mL/min/1.73 m2之間這一范圍內的比例高于非捐獻者。

參考文獻：Hypertension and kidney function after living kidney donation. JAMA. 2024; 332(4): 287-299.

譯者介紹

郭明星，碩士，主管藥師，北京友誼醫院藥劑科臨床藥師。研究方向：腎移植用藥、藥物警戒。以第一作者發表論文10余篇。

審稿專家

崔向麗，北京友誼醫院藥劑科副主任，博士，主任藥師（執業醫師），碩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肝腎移植藥學、藥物警戒、藥物經濟學。一作或通訊發表論文180余篇，SCI 3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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