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左為朱義、右為馬克。攝影/周瑾
成為全球一流跨國藥企需要具備四大能力：全球早研能力、全球臨床開發能力、全球藥物供應鏈能力、全球商業化能力。中國企業目前在第一環取得了集體突破
文｜《財經》記者 王博
編輯｜馬克
中國創新藥行業2025年經歷了爆發式增長，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驀然露出水面，讓全世界大吃一驚。
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原料藥和仿制藥大國，創新藥則是歐美跨國醫藥巨頭的天下。但從2023年開始，中國創新藥公司的對外技術授權陡然增長，2023年突破400億美元、2024年突破500億美元。2025年前十個月突破1000億美元，預計全年將接近過去十年的總和，超過2025年全球醫藥授權交易總額的一半。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2025年11月29日的封面文章標題中問道：下一個被中國主導的行業是誰？
文章說：中國已經從全球最大的普通藥仿制者（copycat）轉變成全球第二大新藥研發者，中國醫藥行業中出現一家全球性巨頭的日子不遠了。
這一奇跡般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百利天恒創始人、董事長、首席科學家朱義近日作客《財經》演播室對話《財經》執行主編馬克，深度復盤了中國創新藥的崛起之路。
百利天恒是中國創新藥的代表公司之一。2023年12月，百利天恒與美國醫藥巨頭BMS（百時美施貴寶）簽署抗癌新藥iza-bren的技術授權協議，交易總價值84億美元，創下中國創新藥單一藥品的授權交易紀錄。
中國創新藥行業被低估了，成績不輸AI新能源
《財經》：近幾年中國創新藥行業取得了巨大進步，對外授權爆發式增長，總數超過2500億美元了。其實這些年中國各行各業都取得了巨大進步，新能源、汽車、5G、高鐵，包括AI。跟這些行業相比，您覺得創新藥行業取得的進步是相提并論的，還是被低估了？
朱義：被低估了。簡單講，現在歐美在（創新藥的）fast-follow（快速跟進）方面對我們來講幾乎失去了競爭力，而且我們開始在一些領域引領全球發展。但是整個社會是看到突然出現的對外授權交易才發現這個成績的。
《財經》：對，原來講中國制造從來不會提醫藥行業。
朱義：這幾年中國創新藥行業的發展一直在水下，是被低估的。如果商業醫保體系能建起來，這個行業的能量是巨大的。大家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未來中國生物醫藥行業的生態會在全球獨步天下，相當于中國現在的高鐵系統。首先是臨床研究。中國有這么多可以做臨床研究的醫院，數量比歐美加起來還多。原來是因為沒有按照國際標準做，現在按國際標準做，我們醫院的硬件條件、研究者的勤奮度和14億人口可以提供的患者，讓我們成為全球能夠跑最多試驗的地方。我們做得快，質量按照全球的標準，還便宜，真正是“多、快、好、省”的一個臨床研究系統。對比一下，美國的系統是好，但是少、貴，還慢。我們現在可能資金方面會弱一些，但假以時日，這也不是問題。生物醫藥的生態分成三塊，一塊是食物鏈頂端的跨國藥企，一塊是極其稀缺的從0到1的原研藥創新，加上大量的fast follow，未來fast follow這一塊幾乎會被中國企業切掉。這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情況。
《財經》：別的行業中國已經出現第一梯隊的跨國公司了，醫藥行業如果能夠出現跨國公司的話，您覺得哪些是可能的候選人？
朱義：我不好具體去說，但是可以有個標準，就是有沒有一個企業，一直有這個使命，而且堅定不移地告訴自己的公司、告訴社會，我就是要成為中國生物醫藥產業扎根中國的MNC（跨國公司），然后它的發展歷程在證明它就是這樣在做，同時它已經有成果展現給大家。
中國創新藥崛起的四個原因
《財經》：2025年中國創新藥爆發式增長，一年的對外授權差不多是過去若干年的總和，您覺得原因是什么呢？
朱義：剛才其實講到一些了，它厚積薄發有四方面原因。
第一就是得益于2015年出臺了新的政策法規，對標全球標準和全球體系。2015年，國家藥監局進行一次大刀闊斧的改革，把創新藥的研發標準、指導原則體系和全球的ICH（人用藥品技術要求國際協調理事會）、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對標，也就是和全球系統對標。之后創新藥的研發就是在這套體系的指導下做的。打個比方，我們原來只有鄉間公路，沒有國際標準的高速公路，這個高速公路在2015年開始建，很快就建起來了，開始跑我們的創新藥企業，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創新藥一在高速公路跑起來，一級市場的風險投資就起來了。2018年中國香港允許早年的Biotech（生物技術）公司上市，一級市場的風險資本有了退出渠道，極大激發了風投進入一級市場。2019年A股的科創板又出來，那么資本市場的閉環就形成了，所以大量資本涌入，海外的人才就蜂擁而至地回來了，生物醫藥行業的生態基本上就形成了。
第三個條件就是剛才講到的臨床研究與全球標準接軌，這是整個中國生物醫藥生態的基礎設施建設。2015年開始建設GCP（Good Clinical Practice，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體系，中國臨床研究的龐大資源、全球獨一無二的多快好省的臨床資源能夠和全球標準打通，這個臨床研究體系在未來十年仍然是全球最具優勢的。
在這三個條件上面，再疊加我們的工程師紅利、中國文化固有的勤奮堅韌，這就是厚積薄發的原因所在。同時，所有這些都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時代下發生的，所以這是一個時代的生態。
《財經》：說到臨床優勢，僅僅是因為中國人多嗎？如果這樣的話，其實印度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中國了。
朱義：所以不能僅僅講多，還要講好。你看中國改革開放這么多年，醫院的硬件設施建設、醫生的平均水平，我覺得中國三級醫院醫生的平均水平應該是全球最高的。
《財經》：醫院的軟硬件條件沒有保證，那臨床數據的可得性、可信性也沒有保證。
朱義：我們也經常做比較，和美國比較，除了中國，美國可以跑的臨床試驗是最多的。美國是好，但很貴、很慢。歐洲比美國便宜一點，它也好，但它更慢，做創新藥研發速度很重要，歐洲比中國也貴，它能跑的臨床試驗也少。印度人口多，但它的醫院系統，打個比方，還不是國際標準的高速鐵路，只是印度自己的一個鐵路系統。所以中國是多快好省，這是全球獨步的。
《財經》：早期咱們的臨床數據也快，也易得，但拿到外邊不太認對吧？
朱義：因為你的標準、運行體系不是國際標準的GCP體系，2015年之后我們接軌了。2015年7月22日，國家發了一個文，所有的臨床研究幾乎都撤回，必須按照國際標準重新做。當時做這個決策是下了很大決心，企業的損失也是巨大的，錢、時間，全白費。
美國研發中心是怎么建起來的？
《財經》：迄今為止百利天恒仍然保持著單款藥物海外授權的記錄——84億美元，就是2023年12月跟BMS簽的合同。這個合同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光是金額創了紀錄，在授權模式上也另辟蹊徑。因為主流的授權模式是賣斷模式，就是這個藥我賣給跨國藥企了，那么中國之外的市場就全交給它們了，我就不管了，但咱們的合同是一個合作開發、共享收益的模式，現在來看，顯然這個模式比賣斷模式更好。
朱義：現在大家會有這樣的共識，但在我們2023年12月和BMS談成這個交易以前，甚至談成交易后的一段時間，業界，包括二級市場都認為賣斷模式最好，因為風險最小。但賣斷模式，你的收益也小了。現在大家開始意識到，如果中國生物醫藥產業要成長出全球公司，對外授權時采取共同開發、收益共享的方式會更好。我們當時能夠談成這個模式，首先是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就有愿景，不滿足于中國市場，同時也有種使命感，中國的生物醫藥行業放在全球范圍來看，整體上還是處在食物鏈低端，我們應該成長起來。
百利天恒西雅圖研發中心。圖源：百利天恒公司
《財經》：這兩年合作開發共享收益的案例開始多起來了，特別是2025年有好幾起。
朱義：這是件很欣慰的事情，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想“走出去”，想成長起來。
《財經》：百利天恒的另一個特別之處就是研發模式，在西雅圖有一個研發中心，在成都有研發中心，同時利用了美國的從0到1的原創能力和國內從1到100的工程化、產品化能力。這個研發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朱義：用了十年的時間形成。我們是2013年底、2014年初去美國建研發中心的，我們以創新公司的模式運營研發中心，它是個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運營過程中，中國自己的生態在快速成長，我們在國內的1到N的這一部分也隨著生態一起成長。所以在這個十年，我們在美國的0到1的團隊和能力在成長，在國內1到N的團隊和能力也在成長，而且兩邊有很好的分工協作，相互支撐，形成了非常有競爭力的研發模式。
《財經》：您是2010年就決定了要從仿制藥公司變成原研藥的公司，然后您就開始尋求轉型之道。一開始您是希望在上海建立一個研發中心，但是后來機緣巧合讓您把研發中心建到了美國。
朱義：其實還真是不得不這樣。上海有中科院藥物所等一大批科研機構，當時跨國藥企到中國來做研發中心，幾乎都擺在上海，如果做創新藥的話，上海在那個年代是人才高地。但到我們2010年去上海的時候，發現這些跨國藥企的科學家，說我要到一個四川仿制藥企業在上海辦的研發中心，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我們說可以股權激勵，但是他們那時不太相信中國的仿制藥企業真正想做創新藥、有錢做創新藥、知道怎么樣做創新藥。所以我們在上海，從2010年到2013年，三年都沒建起來團隊。
《財經》：當時最接近談成的科學家是誰您還能回憶起來嗎？
朱義：其實是我復旦的同學，但是最后都沒有下決心從跨國公司出來。
《財經》：那你一定給他開出了比原公司更好的待遇對吧？
朱義：肯定要開出比原公司更好的待遇。
《財經》：甚至股權激勵。
朱義：按照Biotech公司股權激勵的方式去談，但是最后沒成功。
《財經》：您當時給他多少股份？
朱義：曾經談到給到2%左右的股權。
《財經》：按百利天恒現在市值算就是二三十億元。
朱義：當時百利天恒還是一個很小的企業。
《財經》：在2010年-2013年那個時間段，是不是整個中國都沒有什么創新藥企業？
朱義：非常非常少。
《財經》：那為什么中國人都不相信，甚至您的同學都不相信您能夠做成創新藥，美國人反而相信了？
朱義：這是生態的原因。當時中國醫藥產業的生態基本上是做仿制藥的生態，你說你要做創新藥，他們一看你公司里面沒有這樣的科學家，然后你還在四川，感覺中四川是個農業大省，所以不相信你是很正常的。而且那個時候中國創新藥的政策法規還沒有和全球接軌，所以那個時候不僅是不相信我，他們幾乎不相信在中國能做創新藥。
《財經》：那為什么2014年美國人就會相信你呢？
朱義：因為美國的生物醫藥生態里面本來就有很多外行的錢。在那個生態里面，你說我要買顆創新藥種子，把它養成參天大樹，這樣的案例到處都有，所以大家就相信。他們質疑的是你的錢夠多嗎？你的錢夠長嗎？因為創新藥領域是燒錢多加時間長。緊接著的問題就是，由于有這兩個挑戰，你真正有決心嗎？他們會問這些問題，但如果你已經把錢放在桌上，公司已經成立，我就是要招人，那還是有很多人選擇相信。
《財經》：當時您能夠在桌子上放多少錢？
朱義：大概一年1000萬美元，這個錢在美國的創新藥生態里面，如果做一個種子資金也不算少。很多生物醫藥創新企業募資的第一批資金甚至比這個還少，所以我每年持續投入1000萬美元，其實不算少。
《財經》：當時您也沒有一個確定的研發方向對吧？
朱義：其實是有的。雖然當時我們在做仿制藥，但是我的背景是從高校出來的，原來在高校也做基礎研究，那個年代我們這批人是想做科學家的，所謂科學家就是做創新的東西。所以我們一直在跟蹤一些特定領域創新藥的前沿。
我們做的這個靶點是跟蹤了很長一段時間，做ADC（抗體偶聯藥物）這件事情是在美國以后才確定，但這個靶點是一直就有的，因為我們有這個方向，所以在美國建研發中心的時候，盡管生物醫藥里有很多細分領域，但我們知道要去找抗體類的科學家，所以很快就把團隊建起來了。
2013年我去了三次美國，這個方向的前沿我們雖然從文獻上看到，但我們要去看看美國的這些Biotech公司實際上在做什么。我有挺多復旦同學在美國，所以跨國公司的同學就會帶我去看跨國公司，高校機構、研發機構的同學就會帶我去看高校研發機構。當時我們有個同學已經是美國科學院士，在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工作，她就帶我去看NIH的研發前沿。
《財經》：所以您的復旦生物學背景還是很關鍵的，西雅圖研究所的第一批員工是不是也是中國出去的華人？
朱義：第一個員工就是我復旦的同學。但是我們招進來的是各個國家的科學家，美國有多樣化人才的優勢。
《財經》：很有意思，您在國內招募復旦的同學不來，到美國就來了。您給美國同學的待遇跟給國內同學的待遇相比，誰更好？
朱義：在上海開出條件遠高于在美國開出的條件。這背后的邏輯是美國的人才非常豐厚。那兩年正是全球生物醫藥行業的冬天，所以我知道美國各大跨國公司都在大量裁人，很多中小Biotech公司在倒閉，我們在美國各地看完以后發現西雅圖裁人最集中，所以我們選擇西雅圖建研發中心。
《財經》：這個時機選的非常好啊。
朱義：其實這個時機不是選的。
《財經》：應該是您想干這個事兒的時候正好碰到了美國生物醫藥行業的冬天，這能說是運氣嗎？
朱義：人做事要有運氣。
《財經》：現在地緣政治環境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這對我們公司有什么影響嗎？
朱義：不管怎么樣，如果我們在美國遵守美國的法律，我們做的研發、產生的成果對美國的患者是真正是有益的，而且對美國就業稅收作出貢獻，那么美國政府是歡迎的。美國有一個綠地投資保護法，就是保護從頭建設一家新公司。所以我們沒有采取收購模式，那時候因為美國生物醫藥公司大量倒閉，我們其實可以收購一家公司，但我們沒有收購，我們就是綠地建設，因為能夠得到比較強的法律保護。那么到今天來看，這種準備是有前瞻性的。
不缺錢為何還要去港股上市？
《財經》：您之所以能夠這么長期的，用時髦的詞叫耐心資本，來投入新藥研發，靠的是做仿制藥積累的家底嗎？
朱義：是的。我們那個時候每年能投入1000多萬美元，因為仿制藥本身還有新產品開發，雖然不叫創新藥，但新產品開發后它會有擴大再生產，能夠保障以后的做創新藥研發的自由現金流。
《財經》：百利天恒第一次對外融資是什么時候？
朱義：2017年，2018年到賬，3700萬美元，約合2.5億元人民幣。這個錢我們2020年有藥物進入臨床研究才用。
《財經》：跟BMS的這筆交易能保證未來三年到五年的研發資金嗎？
朱義：能夠保證。我們不算共同開發以后的分利，僅合同金額，它是84億美元，拿來保證合同里這個產品的全球研發完全沒問題，而且還能多出來幫助我們其他創新藥的研發。
《財經》：既然如此，為什么我們還要在港股上市呢？好像最近港股的這個上市進程又延遲了。
朱義：我們這次港股上市不是解決現在的資金問題，是解決以后的融資平臺，就是作為一個backup，作為一個備份。我們現在現金儲備非常豐厚，港股即使拿到錢也是放在賬上。
《財經》：港股畢竟是個國際化市場。
朱義：對，國際化市場，是我們需要去的市場。
《財經》：對于百利天恒普遍性的擔憂，就是會說這是一家在細分賽道領先的創新藥公司，但是現金流跟利潤都不穩定，您怎么回應這些擔心？
朱義：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是創新在飛速往前走，但是確實還沒有盈利，研發總是有風險的，它就在這個階段，所以適合我們的投資者就是那些風險偏好高的。
中美差距在從0到1，科學家比工程師難培養得多
《財經》：2013年、2014年美國的人才讓您感覺很豐沛，相形之下中國的人才是稀缺的，十年之后好像倒過來了。
朱義：中國的人才確實豐沛起來了，但是人才結構中美還是有些不一樣，美國高端的人才的豐沛度還是比中國高。
《財經》：是不是能夠做從0到1的那部分人還是美國更多？那部分人實際上叫科學家不叫工程師。
朱義：工程師中國比美國豐沛得太多，這在十年前完全是兩回事，但是科學家還是缺，還很缺。
《財經》：所以我們大量的只能是跟隨，對吧？me-too、me-better（我也有、我更好），follow up？
朱義：目前是fast follow-up。
《財經》：原創還是得靠科學家。
朱義：原創一定得靠科學家。原創生態的邏輯和fast-follow生態的邏輯不一樣，fast-follow生態講的是效率，是快，什么樣情況下才能快呢？就是你在一個清晰的方向上，路上的障礙物你都知道，那么你可以靠技術高超變得更快，但正因為你都在清晰的路子上跑，所以你就不會找到新的方向。所以fast-follow的體系越有效，對0到1的創新越不友好。
0到1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去了無人區。你沒路，沒指南針，要靠自己去發現各種信號特征，找到規律。這個不是靠快，是看你有沒有能力洞悉事情的本質，要把事情做對，找到一個對的方向。如果方向錯了，你越快越糟糕。
《財經》：所以相比政策的調整、資金的籌集、資本市場的建立、產品的工程化，培養科學家思維是不是最難的一環？
朱義：毫無疑問是最難的，而且快不起來。這個體系是要自然生長，要有很長時間養一批人仰望天空，暫時忘記現實世界的功利，就是基于信仰、基于對科學的興趣，在這個領域里面長期耕耘，然后做出科學發現。
就像美國最好的大學吸引了最好的人才，美國社會對大學、對科研機構都大量投入，包括捐款，形成了這個體系。特朗普上來后大量砍科研經費肯定是沖擊很大了，但它這個體系還是根深葉茂。
2024年4月，技術人員在位于成都的百利天恒創新藥實驗室內工作。圖/新華
最好的論文幾乎都是在英文期刊上發表，他們長期建立的權威性，不受利益干擾，真正基于科學，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個領域都有規范的、幾乎不受利益影響的學術會議，讓這個領域最好、最前沿的研究者在會上講他們的研究。
之所以可以這樣做，是基于他們的知識產權保護，他們對個人創造的尊重，不是誰有權就可以說這個是我做的，而是誰做的就是誰做的。建立這樣一個體系，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財經》：我們的科研經費已經快要趕上美國了，專利申請數、論文發表數、論文被引用量都在非常快地增長，但是要形成一個系統性的科學生態，還需要時間。
朱義：還需要時間，還需要破除過分的短期功利。人都是有短期功利的，所以要從體制機制上把它摒除在外，讓科學生態的主流變成基于科學，讓純粹的科學家能夠自由發揮。
《財經》：對，科學一定要是一件純粹的事情。
朱義：純粹的事情是需要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一批純粹的探索者，他們不是生存需要，而真的是在仰望星空，對世界的運行規律感興趣，我就是要知道宇宙怎么運行，我就是關心人類命運。
中國創新藥驚艷世界，國內患者如何早點買到？
《財經》：剛才我們談了好多中國的優勢，盡管如此，咱們創新藥的成績基本上還是墻里開花墻外香。既然這個新藥是我們研發出來的，為什么不能夠先在國內上市？
朱義：因為我們對創新藥的支付價格很低，所以我們這些企業外部條件是好，但手上的錢少。由于支付低，資本也不愿意大力投錢，所以新藥上市慢是因為沒錢而變慢的。
我們一直在呼吁國家要發展商業醫保，要提高對創新的支付。創新藥肯定是新質生產力，不能支付白菜價。商業醫保既解決了患者的支付難、支付貴的問題，也讓企業能夠可持續創新。中國的商業醫保肯定不能像美國這么貴，我們只需要達到美國（商業醫保市場）的三分之一，中國就可以成為全球最強的創新藥的國家。
《財經》：所以這個又是一個矛盾，因為藥品集采就是為了解決看病貴的問題，但是創新藥它天然就應該貴，否則藥企十年10億美元的研發投入怎么收回來？
朱義：醫保是個多層次的體系，我們國家現在只有基礎醫保，它的使命就是保基礎，不是保創新藥；創新藥和創新醫療是要靠商業醫保來覆蓋，這是一個商業行為。如果商業醫保能起來，會帶動生物醫藥和創新醫療產業蓬勃發展，患者能夠得到最新的更好的藥物和療法。
舉個例子，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有國外支付能力的人會跑到美國去看腫瘤。因為美國有已上市的新藥和未上市的在研藥物，有最好的醫療手段。不僅中國，其他國家也都是這樣。我到MD Anderson（全球最大的腫瘤創新治療中心，位于休斯敦）去，他們就給我講故事，說你看MD Anderson外面有條街，那條街阿拉伯王子一來就把那半條街包下來了。最近我們公司就遇到一件事情，四川的一個患者，退休了可能孩子在美國，就去MD Anderson看腫瘤。MD Anderson說有個新藥很好，結果他一問，這個藥是中國公司研發的，就是我們百利天恒。
《財經》：但是也有蠻多中國出去到美國、加拿大的人，又回中國來看常見病、基礎病。
朱義：對，看常見病、基礎病中國更方便，因為美國那個體系你要先去看家庭醫生、看全科醫生，然后要去排隊，會等候很長時間。
《財經》：要在中國發展商業醫保來支持創新藥的話，關鍵角色是保險公司嗎？保險公司首先要發相關保險產品對吧？
朱義：對。我舉個例子，2014年我們美國公司剛成立，考慮怎么給員工買醫保包，公司里有幾個科學家就跟我講，有種PD-1是治療腫瘤最好的藥，我們公司的醫保包里要有這個藥。有這個藥的醫保比其他醫保要貴一點，但是不包含這個藥，我們的科學家可能會換公司，去醫保包里有這個藥的公司上班。所以創新藥很貴，但是醫保其實不貴，因為買的人多。從醫保公司角度，這么貴的創新藥為什么要放進醫保里，因為不納入里面，他的醫保包就賣不出去。
《財經》：顯然國內也有對創新藥的巨大需求，那么這個市場沒有啟動是因為保險公司沒有發相關的產品嗎？
朱義：保險產品是要精算的，要看發病率是多少，發病率高低決定醫保費率高低。但準確完整的醫療數據在醫院，中國絕大部分是公立醫院。
《財經》：數據不共享對吧？
朱義：現在數據是孤島。所以要發展商業醫保，需要國家先打通基礎數據，國家現在已經開始在建這數據基礎設施。
《財經》：沒有數據，保險公司就沒法精算，沒法精算就沒法發醫保產品，沒有產品，有需求的人就買不到。
朱義：對，這是一點。
第二點，精算完了以后，保險公司發了醫保產品，接下來需要規范治療，否則醫療費用會很高。規范治療就需要醫院按照保險公司的規則來進行，醫院和商業醫保公司要有良好的契約關系，培養這個關系也需要一個過程，這也需要政策，需要體制機制來保障。
第三點，要有點火政策來啟動市場，現在剛開始有，2025年國家醫保局專門出了一個商業醫保藥品目錄，這是標志性事件。作為商業醫保，雖然你數據不具備，雖然醫院和保險公司之間的這種契約關系不是那么完善，但是先跑起來，先給你個商業醫保的目錄，在這個目錄里面的藥，商業醫保就可以去保。
《財經》：相當于政府用自己的信用填補了市場上空缺的信用？
朱義：還不是，只是開始引導，我給你們一個目錄，你們去試。
《財經》：所以如果沒有商業醫保的話，即便我們費這么大勁，花這么多錢研究出來了新藥，但是它也很難被國內患者用到。
朱義：其實中國有很大的自費藥市場，但是沒有激活。創新藥出來后如果沒有進醫保，它就不能進醫院，自費藥患者在醫院就開不了。即便患者自己要求，醫生也不敢開，因為在外面用藥有很多風險，很多腫瘤藥既有療效也有副作用，這些風險管理不好就會出問題。
《財經》：所以百利天恒即將上市的創新藥iza-bren在藥店里也買不到？
朱義：2026年上市以后在藥店能買到，但如果沒有進醫保，在醫院就是開不到。
《財經》：那只能指望患者自己知道這個藥，自己去買。
朱義：但是沒有醫生處方，沒有醫生給你診斷，你下不了決心買，或者買了以后，你可能做不好用藥之后不良反應的管理。
《財經》：真是一環扣一環。
朱義：短期內只需要把自費藥市場激活，就能夠很好地支持中國創新藥發展，中長期要靠發展商業醫保。
《財經》：自費藥激活，就是讓醫院能夠給患者開創新藥。
朱義：對，我們一直在建議這件事情。在基礎醫保沒有能力保的情況下，在商業醫保沒有發展起來之前，先激活自費藥市場來支持創新藥發展，這件事情并不難，它不是一個大系統工程，只要政策到位就可以了。
中國應該有全球化醫藥公司
《財經》：我們的目標是做中國的跨國制藥企業，您在2022年底提了一個目標，說要在十年內做成這件事，那現在已經過了三年，您覺得這個目標能夠如期達成嗎？
朱義：2022年提這件事情的時候更多還是一個愿景，到2024年底2025年初我們已經很清晰，用五年時間，從2025年到2029年，先成為入門級的MNC。然后再有一個五年，成為一個在腫瘤領域全球領先的跨國公司，時間線和里程碑都清楚了，我們已經把愿景變成了戰略，把戰略變成了行動計劃。
《財經》：入門級，怎么理解？
朱義：具備四大能力：全球早研能力、全球臨床開發能力、全球藥物供應鏈能力、全球商業化能力。四個能力都具備了，就是一個入門級的跨國公司。當你四個能力的通量都足夠大，也就是體量也足夠大的時候，你就會成為在這個領域領先的跨國公司。
全球早研能力我們早就有了，我們在西雅圖有60多人的研發團隊；全球臨床開發能力我們也有，我們在新澤西有80多人的臨床開發團隊，這是一個核心團隊，是可以全球開發的。我們在全球開展的臨床研究就是這個團隊在做，沒有外包，完全是我們這個團隊在運營。全球供應鏈能力我們也有了，現在我們全球做臨床研究所使用的藥物，包括我們和BMS合作的臨床藥物，在歐洲、在日本的藥物都是由我們供應的。商業化能力我們在中國有，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藥物在全球上市，所以我們在海外還沒有。但是2028年、2029年我們會有美國上市的藥物獲批，那時我們就能有全球的商業化能力。
《財經》：想把百利天恒的新藥賣到全世界，你就得跟全世界的監管機構、醫院、患者打交道，建立通道。
朱義：藥品上市銷售需要這樣，賣知識產權就不需要。
《財經》：對，這就是我們開頭討論的賣斷式授權模式，后面三件事都交給跨國藥企去做。那咱們是想以后這些事都我們自己來做嗎？
朱義：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能力，擁有這種能力才能真正實現全球價值。沒有這個能力，你研發的新藥就只能假手別人去開發和銷售。
《財經》：所以我們還要建自己的銷售渠道對嗎？
朱義：銷售團隊是要建的。
《財經》：聽起來還是很頭疼的事情。
朱義：各國醫藥監管的法律法規不一樣，文化不一樣，語言不一樣，所以全球化的臨床開發能力和銷售能力，它的復雜程度指數級增長，但回報也是指數級增長。
《財經》：我能夠理解為什么大部分同行都不干后面那三件事情，因為確實太難了。把新藥研發出來，然后就賣知識產權也挺好。
朱義：這個已經不容易了，也挺好。
《財經》：為什么您要選一個懸崖峭壁去攀登呢？
朱義：2003年，也就是22年前，我做了一個董事長致辭，我就講中國歷史如此悠久，文化如此燦爛，人民如此智慧，中國應該誕生出全球性的醫藥企業，我們要為此而奮斗，我們要成為其中一員，那個時候我們就有這個愿望。
《財經》：2003年中國企業已開始第一波的全球化，以家電、PC企業為代表。20年后，我們在這些領域有了一批全球化企業。但是醫藥行業很特殊，它的監管程度，銷售產品的復雜度遠遠超過其他行業。
朱義：對，根子就在這里，這個行業的知識技術壁壘、政策法規壁壘都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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