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的巴黎依舊寒風凜冽,塞納河面浮著薄霧。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一身軍大衣,步履從容地走進愛麗舍宮。旁人只知他談笑間贏得戴高樂的敬意,卻很少有人想到,這位將軍大使四個月前還在印尼雅加達為兩百余萬華僑奔走,轉身便挑起中法建交的重擔。黃鎮骨子里的那股硬氣與柔情,就在這種來去匆匆的轉換里悄然醞釀。
時間再往前推十二年,1952年夏天,上海靜安寺路的招待所小院里,陳毅端著茶碗打趣黃鎮:“黃鎮有三絕——書畫詩,若能常寫作,定為天下知。”一句玩笑挑亮了燈下的友誼。兩人都曾在槍林彈雨中摸爬滾打,又同樣熱衷筆墨詩詞,彼此欣賞自是不言而喻。那年陳毅44歲,黃鎮43歲,肩頭的軍銜與詩箋上的浪漫在夜風里交織,難得的惺惺相惜由此奠定。
友誼之外,是日復一日的硬仗。1954年10月,黃鎮剛從匈牙利任期滿載譽返國,妻子朱霖產女未足月。周恩來忽然派人遞來密電,印度尼西亞大使一職拖了兩年還空著,必須立刻補位。黃鎮沒有猶豫——甚至連孩子的滿月酒都缺席。到任雅加達后,他端出“三好政策”:愿入印尼籍,好;愿保留中國籍,也好;愿回國,更好。這一招看似平實,卻精準擊中了東南亞各國的癢點,270萬華僑的國籍懸而未決終得落地。毛澤東說“有創造”,陳毅拍手直夸“好”。
1958年,陳毅進京出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面對陌生的外交口徑,他在日記里自揶揄“說話常帶火藥味”,擔心把鍋砸了。毛澤東卻笑他“臨事而懼,是優點”。就這樣,手握“火藥味”的陳毅搭檔“談判桌優雅劍客”黃鎮,二人合力撐起了那段蔚為風云的中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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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67年,國內局勢驟變。7月23日傍晚,黃鎮攜朱霖回到北京,剛放下行李,就被要求去給留學生作檢查。外交部大院里批評會一波接一波,墻頭貼滿大字報。朱霖悄聲提醒:“’好’的還在后頭。”果然第二天,批評升級,黃鎮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告示”首行。
兩個月前的懷仁堂會議,陳毅因替幾位老同志說話,被扣上“頂牛中央”的帽子。風聲最緊時,他被安排住進人民大會堂邊廳,幾乎與外界隔絕。8月初,外交部被通知全員赴人民大會堂參加“揭發陳毅”大會,使館夫婦亦列席,無缺席例外。
那天上午,陽光透過高窗,扎眼得很。黃鎮進門就尋找陳毅——短袖白綢衫,面色憔悴,卻仍坐得筆挺。讓黃鎮松口氣的是,旁邊正是公安部長謝富治。謝與陳毅同在老部隊,熟情熟理,按理說足可擋下一切沖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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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開始后,氣氛迅速變得喧嘩。突然,一個身穿背心的壯漢奔向主席臺,目標直指陳毅。謝富治紋絲不動,臺下已有人抽冷氣。危急瞬間,黃鎮猛地起身,聲音凌厲:“謝富治,你怎么不管!”短短一句,回聲在穹頂盤旋,如同驚雷。會場霎時靜滯。謝富治抬眼,對上黃鎮灼灼目光,神色躲閃。警衛隨即沖上前擋住壯漢,將陳毅扶入后臺,險象才得以止息。
有人用胳膊肘輕輕碰了碰朱霖,示意她勸勸丈夫。朱霖面色蒼白,卻只是攥緊黃鎮的袖口。黃鎮喉結滾動,兩眼發紅,低低自語:“同一個部隊出來的人,怎能見死不救。”這一幕,后來成了大會堂里無人敢再提卻又難忘的片段。
會后,黃鎮和26位大使聯名上書周恩來,請求為陳毅澄清。周恩來迅速召見,幾句沉聲交代,外交部的風勢才略有回旋。同年秋,陳毅在北京大學露天臺發表《我這個外交部長》,仍是那股子倔勁:“讓我隨風轉,那我可不干。”盡管言辭犀利,但末尾留給身邊人一句叮囑:“日后要留心。”黃鎮回家復述給朱霖,夫妻二人對視無言,卻都明白:風浪遠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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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春,中央決定讓黃鎮重返法國。5月20日,他登機前只說了一句:“我這就去繼續未完的事。”巴黎再次張開臂膀迎接這位“將軍畫家”。隨后的四年,中法關系持續升溫;1973年,尼克松訪華后,他又飛往華盛頓,出任中國首任駐美聯絡處主任。白宮草坪的新聞鏡頭里,黃鎮銀絲微揚,依舊握手有力,神情淡定,好似當年在延安窯洞前擦拭槍栓的青年。
27年的外交征程轉瞬即逝。1989年12月10日,黃鎮病逝于北京,終年八十。那年冬天,太行山麓飄雪,他的骨灰按照遺愿埋葬在昔日戰斗過的土地。人們記得他在巴黎的微笑,也記得那聲震徹大會堂的叱問。歷史走遠,黃鎮與陳毅的身影漸行漸淡,卻始終在中國外交的坐標上亮著燈,為后來者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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