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6天,斯諾含恨死在瑞士,臨終想回國被拒,毛主席拍板:把醫(yī)院搬過去救他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那是“空軍一號”還在做保養(yǎng),準備飛北京搞那個“改變世界的一周”時,在瑞士日內瓦一個冷清的病房里,有個瘦成皮包骨頭的美國老頭走了。
就在幾天前,他還眼巴巴盯著窗戶外面,想求一張回美國的門票,那是他老家,落葉歸根懂不懂?
結果華盛頓那邊回絕得那叫一個干脆:“不行”。
一邊是大統(tǒng)領跨海去握手,一邊是鋪路人被扔在雪地里凍死,這現(xiàn)實,比小說還魔幻。
這老頭就是埃德加·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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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他寫過《紅星照耀中國》,那是教科書里的事兒。
但很少有人曉得,在他人生最后的三個月,上演了一出生死時速的跨國救援。
諷刺的是,拼了老命想留住他一口氣的,不是天天喊人權的美國政府,而是當時家里也沒多少余糧的中國。
這事兒還得從1971年深秋說起。
那時候斯諾早就不復當年那個在陜北跑得飛快的精神小伙了。
幾十年的奔波,加上心里裝著事,身體一下子就垮了。
在瑞士查出來胰腺癌晚期的時候,醫(yī)生其實就是宣判了死刑。
人到了這份上,哪怕是斯諾這種見過大場面的硬漢,心里想的也跟咱們普通人一樣:想回家。
他想回哈德遜河邊上,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這要求過分嗎?
一點不過分。
可當他老婆洛伊斯跑去求美國駐瑞士的機構時,碰了一鼻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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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美國政壇是個什么德行呢?
麥卡錫那股子瘋勁兒雖然過去了,但陰魂不散。
在華盛頓那幫老爺眼里,斯諾可不是什么名記者,那就是個“紅色大喇叭”,是個麻煩精。
雖然尼克松已經在偷偷摸摸準備訪華了,但在明面上,給斯諾這種“親共”分子開綠燈,那是政治不正確。
說白了,為了那點所謂的面子和立場,他們就打算看著這66歲的老頭在異國他鄉(xiāng)等死。
這一幕真挺讓人寒心的。
一個輩子都在致力于讓美國人看清真實中國的記者,最后因為說了真話,被自個兒國家當垃圾一樣扔了。
消息通過秘密渠道傳回北京的時候,周總理拿著電報去找毛主席,那臉色沉得嚇人。
要知道,那會兒咱們國內也是一團亂麻,日子緊巴巴的,醫(yī)療資源更是金貴。
但毛主席聽完,愣是沉默了好久,最后就拍板了一個意思:斯諾是咱老朋友,別管花多少錢,費多大勁,必須救!
要把他接回來治!
這話說的提氣,但真操作起來,難度堪比登天。
北京的邀請函發(fā)到瑞士,斯諾拿著紙手都在抖,眼淚嘩嘩的。
可他那身體,別說坐飛機了,坐起來都費勁。
開了一大刀,元氣大傷,根本經不起長途折騰。
這情況傳回來,馬海德醫(yī)生——斯諾的鐵哥們,也是早就入了中國籍的那個傳奇醫(yī)生——急得團團轉。
接回來是沒戲了,那就剩下一招:把北京的醫(yī)院“搬”到瑞士去。
1972年1月,一支特殊的醫(yī)療隊出發(f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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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面全是當時中國頂尖的腫瘤專家和護士,帶著全套的急救設備,連斯諾愛喝的茅臺和愛抽的中華煙都帶上了。
這在外交史上簡直是個奇跡——兩個國家還沒建交呢,其中一個國家就敢往第三國派醫(yī)療隊去救另一個國家的公民。
這就叫患難見真情,政治那些條條框框,在人命和交情面前,算個球。
當馬海德領著大隊人馬沖進斯諾在艾辛普蘭村的家時,那場面,心理素質再好的人也得破防。
當年在窯洞里跟毛主席徹夜侃大山的斯諾,現(xiàn)在蜷縮在床上,臉黃得像蠟紙,瘦得嚇人。
看到馬海德,斯諾費勁巴力地擠出一絲笑,聲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喬治,我就知到你會來,我就知到中國人不會不管我。”
接下來的日子,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基本上把別的事都停了,騰出一間官邸改成無菌病房。
醫(yī)生護士24小時輪班倒,中醫(yī)針灸止痛,西醫(yī)掛水營養(yǎng),那是真把看家本領都使出來了。
大家心里其實都明鏡似的,這病是救不回來的,但這會兒爭的已經不是命了,是一份尊嚴,是想讓這位老朋友走得體面點,再體面點。
這時候,大洋彼岸的美國媒體終于回過味兒來了。
尼克松要訪華了嘛,斯諾這個名字突然又“香”了,報道開始鋪天蓋地。
可惜啊,晚了。
那個曾經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的名字,現(xiàn)在成了中美破冰的那個“冰鎬”,但他自個兒已經看不見春天了。
他在病床上,聽著馬海德給他念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慰問電,吃著從北京帶來的家鄉(xiāng)菜,那是他最后這點日子里唯一的念想。
斯諾走的那天,早晨特別冷。
就在他咽氣的一瞬間,感覺像是一個時代的大幕被“嘩啦”一聲拉上了。
僅僅過了6天,尼克松的手就伸向了周恩來,中美關系那頁紙終于翻過去了。
后來的歷史學家聊起這事兒,總得感嘆一句命運弄人:斯諾拿一輩子去推那扇關著的門,等門終于轟隆一聲開了,他卻倒在了門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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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諾的遺愿,他的骨灰分成了兩半。
一半撒在了美國的哈德遜河,那是他童年的記憶,也算是回了家;另一半,讓他老婆帶回了中國,埋在了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
那地方,是他年輕時教書的燕京大學,也是他第一次看清中國青年熱血的地方。
那墓碑上也沒整那些花里胡哨的頭銜,就刻了幾個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
這幾個字,分量重得壓手。
在那個冷戰(zhàn)搞得人心惶惶的年代,斯諾用他的筆和命,證明了個死理兒:政治或許能劃陣營,能砌高墻,甚至能冷血地拋棄自個兒公民,但真誠和友誼,這玩意兒永遠能跨過國界,誰也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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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你要是去未名湖溜達,看見那塊靜靜立著的石頭,別忘了,這底下睡著的,是一個被自已祖國拒之門外,卻被另一個古老國度溫柔抱住的靈魂。
他不僅記下了紅星是怎么照耀中國的,他自己,也活成了那段歷史里一顆滅不掉的星。
1972年2月19日,也就是斯諾去世后第四天,周恩來總理親自發(fā)去唁電,那個規(guī)格,基本上是頂格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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