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監察部首任部長錢瑛，被稱“女包公”，28歲守寡一生未再嫁

1952年深冬，北京協和醫院對面的燈火徹夜未熄。中央監察委員會正連夜審理一樁大案，主持會議的，是一位面色清瘦、聲音鏗鏘的女部長。她輕敲桌面，盯住被調查人：“數字對不上，就請回家重新算。”一句話，滿屋子噤聲。參會干部低聲嘀咕：“女包公發話，誰敢糊弄？”這場景，把錢瑛鐵面無私的形象釘在了許多人的記憶里。

如此凌厲的作風，得益于她早年在血與火中磨出的膽識。1903年5月，湖北成寧農村的破舊瓦屋里，一個女嬰啼哭聲劃破黎明。父親遠走日本加入同盟會，后客死異鄉，家境轉瞬墜入貧寒。母親靠漿洗度日，卻堅持讓孩子識字。錢瑛四歲前沒進過學堂，卻已能背《古詩十九首》。鄉鄰稱她“錢六姐再世”，那是當地傳奇才女的美譽。

命運并不溫柔。十五歲那年，家族擅自包辦婚姻，她拔剪直戳喉嚨，鮮血染紅衣襟。幸好救治及時，但脖頸上那道疤，終生未褪。母親這才點頭，讓她去武漢讀湖北女師。1927年春，武昌城頭風云動蕩，錢瑛在教室外的小園里宣誓入團，不到半年轉為黨員。她抬頭看新月，暗暗想著：此生只向紅旗走。

此前后，她被派往九江總工會組織部。白色恐怖驟起，她拖到最后一刻才跳窗脫險。廣州起義失敗后，錢瑛誤上人販子船，見船艙滿是失色婦女，她二話不說撲通落水。幸運漁民救起她，她在客棧用手帕自寫仿《木蘭辭》充作身世，騙過了疑心的乘警。幾番輾轉，終在香港與黨組織會合。

1928年去上海出任總工會秘書，她遇見譚壽林。兩人12月登記，婚宴只有熱茶與燒餅。新婚不到百日，組織讓她赴莫斯科。1931年春返國，兩人剛重逢便申請去洪湖蘇區。計劃趕不上變化，上海遭破壞，譚壽林自請留下。4月被捕，5月就義于雨花臺，年僅三十五；消息傳到洪湖，錢瑛沉默良久，只說一句：“敵人怕的，正是我們要做的。”

蘇區失守，她孤身乞討化裝跛婦，偷越封鎖線到漢口，再潛往上海。國民黨報紙把她寫成“貞姑”“共匪錢秀英已斃”，她翻報紙哈哈大笑：“好，省得我再躲。”1933年被叛徒出賣逮捕，她法庭上痛斥特務，甩手便是一記耳光。南京模范監獄內，她用“彭友姑”假名，帶頭絕食四次；檔案評價為“思想頑固”。

“七七事變”后，周恩來反復交涉，1937年9月她獲釋。南方局、西南工委、重慶局……錢瑛的足跡緊貼黨的最危險崗位。1943年延安整風，“搶救”運動風聲鶴唳，她硬是兩次走進社會部為地下黨員辯護。有人勸她“謹慎點”，她淡淡一句：“要死早死在牢里了。”

1949年后，中央監察委員會與政務院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錢瑛成為新中國首位監察部長。她梳一根發髻，常穿舊粗布軍大衣，下鄉查案從不提前打招呼。“案子不弄清，我睡不著。”這是同事們聽得最多的牢騷。她查處過貪污巨案，也糾正過錯判冤案，動輒否定“已批文件”，得罪不少人。“我們不講，誰還講？”她對老戰友的這句嘆息，至今仍在檔案里壓著紅線批示。

工作之外，她守著雨花臺烈士陵園寄來的瓦罐骨灰，從未再婚。有人勸她找個伴，她搖頭：“情分已盡于一炬烈火。”一句話堵住好事者的嘴。

1972年春，連續奔波的身體終于亮紅燈。日壇醫院確診肺癌，主治醫師勸她靜養，她反問：“文件怎么批？”病床成了臨時案頭。1973年7月26日凌晨，她停止呼吸。遺物里只有一部袖珍《刑法草案》、數件補丁襯衣和那塊寫滿仿《木蘭辭》的舊手帕。

錢瑛的一生，沒有壯麗辭章，只有冰冷監牢、風浪江河和厚厚卷宗。鐵面與柔腸并存，使她的名字在黨風紀史冊上透著寒光，卻也透著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