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毛主席三任妻子都有“交集”，朱仲麗晚年寫回憶錄，重點寫江青

1945年初春的清晨，延河水面泛著薄冰，朱仲麗踩著潮濕的黃土小路，一路小跑去醫務處。她還沒推門，警衛員已經迎上來，低聲一句：“主席請你過去。”這句突如其來的通知，仿佛把寒意瞬間驅散。

窯洞里燈芯跳動，毛澤東放下手中的卷宗，盯著面前這個剛換上八路軍制服的女青年，嘴角帶笑：“長沙那會兒，你才會說幾句話，轉眼都當大夫了。”一句調侃，讓氣氛暖了幾分。緊接著，他問了句：“想做什么樣的醫生？”這個看似隨意的問題，卻讓朱仲麗愣住。她含糊地說不做江湖郎中，也不做“蒙古大夫”。毛澤東聽完，抬手輕敲桌面：“記住，先有救死扶傷的心，再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腦袋，否則容易只顧自己。”話音不高，卻沉穩有力。年輕的朱仲麗明白，這是一次考驗，也是一份托付。

從窯洞出來，天空已見薄陽。朱仲麗心里裝著那句“做保健大夫”的邀請，更裝著一句“不自私”。這一晚，她幾乎失眠。第二天，她像上了發條，背著藥箱山上山下跑，雞眼磨破了襪底也顧不上。延安的土地，就是這樣把一個城市姑娘鍛造成了“急行軍”醫生。

一天傍晚，她下山去門診，半山腰突然有人招呼：“朱大夫，您好啊。”語氣柔軟，卻帶著幾分舞臺腔。走近一看，對方穿剪裁精致的呢子上衣，舉手投足與四周的布衣形成反差。朱仲麗說不上來哪兒不對，只覺得“有點做作”。直到第二天接到住院介紹信，她才對上號——江青，魯藝學生，曾在上海舞臺上演戲的“湖上風光”女主角。

江青要做鼻息肉手術。她擔心眼前這位年輕醫生資歷不夠，點名要高齡的高大夫主刀。高大夫笑著拉來朱仲麗：“小朱洗手當助手。”手術順利結束，可江青住院時嫌病房血腥味、腳臭味混雜，要求換房。朱仲麗勸了半天，對方才吞下一粒鎮靜片。她暗自腹誹：這個病號挺挑。

夜里查房，朱仲麗發現江青枕邊堆滿信封，她好意提醒山上沒有郵筒，可讓衛生員幫忙。江青只是笑，笑里透出一絲傲氣。轉身，一名腰挎盒子槍的警衛員悄悄取走幾封信。朱仲麗認得，那是主席身邊的人。幾周后，延安窯洞里傳出消息：毛澤東與江青登記結婚。一時間，醫院走廊成了“新聞社”，人人小聲議論。

婚后，兩家窯洞相距不過百米。江青愛織毛衣，針線聲在黃昏里清脆作響，卻常把閑話隨針尖一并挑出來。朱仲麗有時聽得不耐，回去向丈夫王稼祥嘟囔。王稼祥一句“別介入人家生活”，讓她閉了嘴。但鄰居終究是鄰居。某晚，葉子龍急匆匆來敲門，說主席屋里吵得厲害。王稼祥叫上朱仲麗一起過去：他找主席談事，她去看看江青。兩頭各自說話，爭吵戛然而止。走出窯洞，夜色沉沉，誰也沒提剛才的尷尬。

延安的故事剛落下帷幕，1946年夏，又一段異國經歷展開。王稼祥燒傷嚴重，需要去莫斯科治療。朱仲麗陪同出行。到莫斯科不久，他們在皇宮醫院病房口遇到羅榮桓夫婦，幾位老戰友在異鄉相見分外親熱。

這段時間里，毛岸青幾乎天天下午來蹭飯。小伙子把面包、牛肉、紅菜湯一掃而空，吃完抹嘴笑著說：“飯票老丟，餓得很。”從毛岸青和留蘇學生嘴里，朱仲麗第一次聽說賀子珍被關在精神病院的消息。那一瞬，她感覺一股涼意順著背脊往上竄——那個曾背著炸藥包沖鋒的女子，如今竟身陷囹圄。

王稼祥動用自己在蘇聯的關系，連番斡旋，終于把賀子珍和七歲的女兒嬌嬌接了出來。初見賀子珍，對方神情戒備，說話一問一答。幾天后，蘇聯政府為母女倆安排了住所，情緒才緩和下來。賀子珍慢慢講起戰火中的艱辛：孩子一場高燒，她急得大哭，被人誤以為精神失常。朱仲麗聽得鼻梗，卻只能一句：“等我們回國，一起走。”

1949年8月，回國不足兩月，全國政協一屆會議籌備進入最后沖刺。就在這時，朱仲麗接到葉子龍的委托：去長沙探望楊開慧的母親，順便帶封信和一件皮大衣。朱仲麗同楊家有舊，這趟差事正對路。抵達長沙后，她先看望母親，隨后帶著信件禮物拜訪楊老太太。信紙上寫著：“一件皮大衣送母親，兩匹衣料贈開智夫婦。”楊家人拆信時，屋里燈光昏黃，卻滿是溫暖。回北京后，朱仲麗趁江青外出，把情況匯報給毛澤東。毛澤東默默聽完，良久才開口，提到秋收起義、提到生離死別。朱仲麗能感覺到，那段舊情仍在他心頭隱隱作痛。

就這樣，朱仲麗陰差陽錯地與毛澤東三位夫人都有所交集：延安窯洞里與江青共事，莫斯科醫院里解救賀子珍，長沙老宅中慰問楊開慧的母親。她像一枚紐扣，把三段各不相同的姻緣攏在同一根線索上。也正因如此，晚年有人邀請她寫回憶錄，她挑來挑去，最終決定把重筆落在江青身上——那位在戲臺、病床、窯洞間轉換身份的女子。

上世紀九十年代，她開始動手撰寫《江青野史》。她坦言：“海外不少書把江青寫得近乎完美，可我看到的是另一面，應該說出來。”書稿并非惡意攻擊，也不是粉飾，而是一份“旁觀者寫實”。大量細節來自當年醫囑記錄、鄰里相處，還有護士口述。有人勸她別摻和政治漩渦，她搖頭：“我寫的只是親眼所見，何來摻和？”

寫書過程一波三折，出版社幾度猶豫，理由是“題材敏感”。朱仲麗堅持刪改語氣，不改事實。1994年初版面世，引起不小震動。有人夸她敢寫，也有人說她“不近人情”。她只是笑：“醫生開刀，看的是病，不是人情。”

2000年深秋，北京冷風嗖嗖，朱仲麗在自家書房翻出那本微黃的回憶錄，又添了幾張紙：補充了一條關于莫斯科救人經過，補充了一句毛岸青在飯桌上的戲言——“阿姨，下次做點紅燒肉唄！”寥寥數字，卻讓整段記憶更顯生動。

朱仲麗的一生，既是醫者，也是見證者。她沒上過戰場，卻在病床旁為將帥系扣。她沒寫過大部頭理論，卻在回憶錄里留下民國末年到共和國初期的獨特側影。三位女性——楊開慧、賀子珍、江青——在歷史書上常被簡化成“毛澤東的妻子們”，而在朱仲麗的敘述里，她們是三個性格迥異、命運各異的鮮活個體。

或許正因如此，《江青野史》才顯得既冷靜又鋒利：沒有謾罵，也沒有頌歌，只是一雙醫者的眼，一支穩健的筆，把自己所見原原本本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