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兩個凡是”被提出后，他帶頭做出反對，后來官至副國級

一九七七年春，北京西郊玉泉山的會議室里煙霧繚繞。有人看向坐在東側第三排的陳丕顯，只見這位六十一歲的安徽口音中夾著閩西腔的老共產黨人起身，語氣平靜卻鏗鏘：“凡是黨的決定，都要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來檢驗。”一句話，使會場頓時安靜。那天，剛剛被提出不久的“兩個凡是”正引發爭論，很多人心里犯嘀咕，可真正敢公開唱反調的并不多，陳丕顯算得上“第一個站出來的人”。

他之所以膽氣十足，并非心血來潮。十年前身患鼻咽癌、躺在病床上的時候，他就跟前來探望的陳毅說過一句：“只要還能呼吸，就要講真話。”命救回來了，可隨后遭遇的風浪更兇。那段灰暗歲月里，他被隔離審查，妻子孩子也受牽連。挺過來后，組織于一九七五年把他召到北京，他知道：山雨欲來時，更需要有人撐傘。

從福建上杭到中南海，陳丕顯走的每一步皆帶火藥味。和許多閩西子弟一樣，他十四歲入團，十六歲入黨，未成年便挑起地方團組織書記的擔子。長征開始時，他隨陳毅留下，堅持贛粵邊游擊。那三年，“野菜煮稀飯，加點樹根當鹽”，在敵后亂石嶙峋的深山里度日，要是沒點硬骨頭，早就被餓死或者被追剿隊收了命。

抗戰全面爆發后，孤懸南方的紅軍改編為新四軍。改編過程中磕磕絆絆，陳丕顯在瑞金、信豐之間奔波，夜里摸黑進村子找舊部，白天撐著蓑衣淌水過河，只為把分散的游擊隊湊成整建制。他口袋里常揣著一張手繪的聯絡圖，汗水打濕，晾干再折好。多年后他說：“那張紙我保存到解放，北京還有副本。”

蘇中是他的轉折點。一九四零年七月到來時，日寇正對沿江游擊區進行“鐵壁合圍”，加上國民黨頑固派掐脖子，部隊不足三千人。陳丕顯沒有退路，白天帶人打零仗，晚上趴在油燈前畫作戰示意圖，邊學蘇北話邊研究水網地形。到一九四五年夏，蘇中武裝擴張到近三萬人，反“掃蕩”贏得硬氣，也為華中大反攻儲備了槍桿子。

抗戰勝利后，他牽頭布置蘇北城市工作，破城門、接敵偽、籌糧草，一樣不落。淮海戰役的槍聲剛停，中央就讓他南下掌蘇南。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年僅三十三歲的他主持松江、鎮江、無錫一線政務。減租、復市、修堤，條條攤開。那套“干部駐點、分片承包、先急后緩”的松江經驗，被毛澤東批示全國學習。

隨后，上海成了另一張考卷。陳毅拍著他的肩，“阿丕，我們老伙計又搭班了。”陳丕顯擔任上海市委第四書記，旋即代理第一書記。接管紛繁的大都市，鎮反、肅毒、禁娼，一個口子也不能松。米價一夜飛漲，他坐著吉普車跑遍自來火米店，調運庫存，三日壓住物價。那一年，他睡在辦公室的折疊床上，警衛員悄悄計算，只回家七次。

一九六六年突如其來的大病，把這位鐵人按在病床。鼻腔大出血，診斷為鼻咽癌。周總理親批“全力救治”，又安排他住進阜外醫院。手術后嗓音沙啞，卻多了幾分磁性。可養病未久，運動風暴席卷，他再度受挫。直到一九七五年才恢復工作，先在中央統戰部幫忙，接著被推到討論路線的大舞臺。

“兩個凡是”引出的大辯論，讓陳丕顯的政治生命又一次冒險。有人提醒他謹慎，他卻說：“是非不辨，怎么對得起犧牲的戰友。”講話稿反復推敲，刪去空話套話，只保留九百多字。會后，他的態度傳開，不少同志私下稱贊“陳老又硬起脊梁”。實事求是五個字，落在紙上輕，扛在肩上沉，他卻習慣負重。

風向轉變后，陳丕顯很快被派往云南任省委第一書記。可是高原事務剛上手，中央急調他去湖北。一九七八年春到武漢，他直奔沙市棉紡廠，聽到工人訴苦“十年沒檢修，紗錠一天斷二百根”。他一聲令下：技改貸款先行，省里兜底。四年間，湖北工業總產值翻番，冤假錯案也基本平反。“干部有錯，就像門軸生銹，滴兩滴油再用。”這是他的口頭禪。

一九八二年，陳丕顯進入中央書記處，兼任政法委書記，接著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座位高了，關注點卻沒變。上海要建浦東外高橋保稅區，他三次陪同鄧小平踏勘，給國務院寫建議：“抓緊批，拖不得。”審批文件落章那天，他拄著拐杖在電話里笑：“總算幫家里孩子湊了學費。”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八寶山西側的暮色中傳來噩耗：陳丕顯病逝，享年七十九歲。消息發到上海，一位老報販放下手中成捆的晨報，搖頭嘆道：“當年平糧價的陳書記走了。”他沒留下豪言壯語，卻把“凡是以人民為重”寫進了一生的決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