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5年3月19日，北京的春風還帶著些許寒意。
他是最后一批走出高墻的戰犯，這也就意味著，為了這一刻，他整整熬了26個年頭。
誰能想到，在這個被稱作“功德林”的戰犯管理所里，這個階下囚竟然還握有一份特殊的“權力”？
他不光參與制定了監獄的管理規定，甚至還掌管著幾百個國民黨將軍的“話語權”。
這事兒聽著新鮮吧？
一切還得從墻上那張不起眼的油印報紙說起。
提起電視劇《特赦1959》，大家伙兒肯定對里頭那個頑固派“劉安國”印象深刻。
在戲里，這人跟王英光所長斗智斗勇，那是相當有戲。
可您要是去翻翻真實的特赦名單，把眼睛瞪大了也找不著“劉安國”這三個字。
這人去哪了？
劇里王所長有句臺詞特扎心：“他一九二六年入黨，參加過南昌起義，黨史上的事，他知道的比我們清楚。”
這話還真不是編劇瞎編的，而是實打實的歷史。
要是沒有后來那場變故，誰知道歷史會怎么寫？
可惜啊，命運這東西最愛捉弄人，一次被捕，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嶺。
結果呢？
人沒找著，盤纏花光了，最后被戴笠一忽悠，進了軍統。
在程潛、張治中這些大佬的運作下，通緝令是撤了，可他也搖身一變，從革命者成了軍統的高級特務。
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電視劇里，他咬死了不認“叛徒”這兩個字——在他心里，他覺得自己既沒出賣組織也沒出賣同志，頂多算是在失聯狀態下“換了個山頭”。
可歷史哪聽得進這些個人辯解？
他不光跟黃埔四期的老同學林偉儔在鐵窗下重逢，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兒居然找到了一塊新的“陣地”。
這個陣地，就是《新生園地》。
說白了，這就一張墻報。
這八個人湊一塊兒，那簡直就是功德林里的“輿論核心”。
畢竟這是戰犯們展示改造表現的窗口，幾百雙眼睛盯著那點版面，競爭那是相當慘烈。
在這場筆桿子的較量中，連大特務沈醉都碰了一鼻子灰。
按理說，沈醉這人挺有才情，寫回憶錄是一把好手，改造也積極，可偏偏在《新生園地》的編審名單里，就是找不著他的名字。
氣得他在日記里酸溜溜地寫：“我詩興大發，口占一絕，但這只能寫在日記本上。”
為什么沈醉上不了墻？
您可能不信，許多管理戰犯的規章制度，實際上都是他參與起草的。
他在自傳里特得意地回憶：“他們把我寫的一條一條規定貼出來，在我的房間里也貼上一條。”
他甚至跟后來的所長姚倫處成了朋友，兩人后來還一塊兒給電影《決戰之后》當顧問。
真正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那個負責“批評表揚專欄”的徐遠舉。
徐遠舉是誰？
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綽號“猛子”，那是出了名的脾氣暴躁、殺人如麻。
原來，徐遠舉這人身體不好，幾次重病都被政府派醫生從鬼門關硬生生拉了回來。
他雖然脾氣臭，但心不壞，對共產黨是真感激，認罪態度好得沒話說。
于是，這個昔日的“大特務”就把他在軍統抓人的那股狠勁兒，全用在了抓紀律上。
誰要是扯皮打架、分菜不勻、浪費公物，徐遠舉那雙豹頭環眼立馬就瞪過來。
他寫批評稿那是從來不打草稿，詞兒用得賊狠，一點面子不給，搞得獄友們見了他都得繞道走。
這場景是不是特別諷刺？
一個前軍統特務，在共產黨的監獄里，居然成了最鐵面無私的紀律委員。
他以為自己是在維護正義，卻不知道這種火爆脾氣最終還是害了他。
徐遠舉沒能熬到1975年，最后還是病死在了高墻里頭。
看著外面的花花世界，他大概會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回過頭再看，《新生園地》上的墨跡早就干透了。
那些曾經在戰場上叱咤風云的將軍們，有的在墻報上指點江山，有的在角落里暗自神傷。
那不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卻是最真實的一段日子。
至于沈醉為什么連個專欄都沒撈著？
也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連寫詩都需要一種特定的“資格”。
這種資格，不僅僅關乎才華，更關乎一個人如何徹底地打碎過去，再重塑一個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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