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戰役前夕，斯大林突然發來封急電：如南下作戰，恐引英美干預

1955年2月，克里姆林宮外還殘著冬雪，周恩來在送別駐蘇大使劉曉時忽然提及六年前的一幕，他說：“米高揚帶來的一封電報，讓西柏坡的夜晚格外漫長。”這句半開玩笑的話，把劉曉的目光拉回到1949年1月。

1949年1月上旬，平津戰役尚在收尾，解放軍已在華北形成合圍之勢。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正加緊研究長江以北各兵團的整編計劃，意在四月水落船低之前搶渡。但就在此時，蘇共中央來電，措辭緊迫，核心意思是：如果中國軍隊執意南下，英美可能以保護僑民為由直接干預，形勢或出現“朝鮮式分界”。

電文傳到西柏坡的當晚，作戰室燈火通明。負責翻譯的電訊員回憶，毛澤東看完后只說了四個字：“照原件存”。旁邊值班參謀低聲問：“要回電嗎？”毛澤東搖頭。他隨后對在場將領簡單交代：“準備過江”。短短一句，對話不足三十字，卻判定了未來幾個月的方向。

斯大林為何在此刻示警？第一，他對解放軍戰役級機動能力缺乏直觀了解。斯大林心目中的八路軍印象還停留在抗戰時期的百團大戰，不相信數百萬農民子弟能在短期內掌握炮兵、裝甲和舟橋技術。第二，1948年6月，美空軍第509大隊調機抵英，美蘇軍備競賽驟然加速，克里姆林宮無意在遠東再點火。第三，更隱蔽的考量是歐洲。蘇聯亟需喘息來應對即將成形的北約，希望美國被中國局勢拖住，維持長江以北的緩沖區正合其意。

與此同時，另一封來自南京的電報也飛往莫斯科。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以副總統李宗仁為首的“和談派”請求蘇美英法共同斡旋，試圖用“停戰—重整—再戰”的節奏爭取時間。美國國務院對這套劇本并不排斥，司徒雷登甚至向華盛頓建議“承認事實分治”。美蘇在中國問題上的罕見合拍，使西柏坡的空氣驟然緊張。

中共高層的回應是兩條線并行：表面答應和談，內里全速備戰。1月29日，周恩來電示南京方面：可在不觸及懲辦戰犯與土地改革的前提下交換意見；同日，鄧子恢帶著糧秣調度方案飛抵新鄉，一周內完成前線百萬兵員的口糧預置。談判桌上寸步不讓，兵站線上分秒必爭。

2月初，米高揚抵達西柏坡。會談持續整整兩天，蘇方一再強調“國際形勢復雜”，建議在長江以北建立聯合政府。中方代表葉劍英當面陳述八個字：“民心不可分割”。會后，米高揚無果而返，向斯大林匯報：“他們的決心不可動搖。”

進入春季，長江水位回落。3月末，第四野戰軍主力自孝感、隨州間道轉至潛山、岳西一線，第二野戰軍在安徽、河南完成舟橋器材集中。4月15日，粟裕、張震聯名電呈軍委：“全部就緒，可發起總攻”。18日，國民黨政府遷廣州。19日晚，西柏坡最后一次作戰會商，毛澤東提筆批示：“今夜渡江，勿誤戰機”。

4月20日凌晨零時整，先遣隊橫渡中江口，三十四分鐘后登岸成功。各軍團接續投入，東起江陰西至九江，炮聲延綿六百里。擔心中的英美艦船并未出現，除上海租界內有零星槍聲外，再無外來干預跡象。72小時后，解放軍突破江防主陣地；5月3日，南京和平解放；6月2日，上海戰役結束，江南形勢大定。

事實證明，斯大林的擔憂并未成真。戰后統計表明，美方對長江以南的情報嚴重滯后，完全來不及組織有效軍事介入。英國則忙于處理馬來亞與緬甸獨立后的地緣震蕩，更無力東來。蘇聯情報部門后來承認，他們高估了西方干預的速度，也低估了中國本土戰爭的推進效率。

斯大林急電背后的多重考量，在渡江艦炮的回聲中迅速淡去。1949年10月1日，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國內外觀察家才意識到：對一支擁有堅定政治目標的軍隊，傳統的外部威懾并不足以遏制其行動。歷史并未出現“南北朝”第二版，原因很簡單——兵力對比已不是1946年的舊賬，而決策的天平早在群眾與槍桿的雙重支持下傾向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