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初,北京西郊機場的清晨帶著薄霧,久別歸來的葉正大提著簡單行李,一步步踏上新中國的土地。從莫斯科到北京,八年寒暑,他腦子里始終縈繞著一個未解的疑問——父母的墜機之謎。
落地第三天,他接受了組織安排,去中南海拜會周恩來和鄧穎超。小客廳里鋪著深色地毯,窗外是槐樹的影子。寒暄不過片刻,周總理指了指沙發旁:“坐下吧,正大,有些話得讓你知道。”短短一句,像扳手,猛地擰開他心里那道多年的閥門。
要弄清事故,需要把時間撥回十年前。1935年秋,新四軍尚未揚帆,組織派張云逸往澳門,秘密聯絡旅居海外的葉挺。那年他39歲,帶著滿腹北伐沙場的經驗和不服輸的脾氣,決心再次披掛。延安保安處門口,毛澤東微笑著迎他,“你我今日并肩,是為了抗日。”一句情真意切,讓這位北伐名將放下所有芥蒂。
新四軍隨即成立,人數從萬余迅速擴至十余萬。三年里大大小小四千余次戰斗,葉挺的戰法狠辣卻有章法,日偽損失四萬余。可就在局勢最激烈的1941年1月,皖南事變驟至,葉挺被盛氣凌人的憲兵圍困于巖寺。他本想據理力爭,沒想到會被直接秘密押往南昌,再被輾轉囚至江西、貴州。外界只聞其“失蹤”,妻子李秀文的嚎啕,成為孩子們對那一年最深的記憶。
小家庭很快被推入命運漩渦。憲兵送來葉挺親筆信,要領走正明、華明、揚眉。李秀文暗自琢磨:這是丈夫的苦心,減輕自己的壓力。三名孩子被帶走后,不到半年,又被轉至湖北恩施與父親重逢。恩施山多地貧,葉挺帶著孩子種菜、養豬、賣豆角,硬是把監視過成了半塊自給自足的農場。特務們盯得緊,他卻照舊清晨喂鴨,傍晚講《岳飛傳》給孩子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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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結束,蔣介石故作恩賜將他押往重慶。葉挺看透兇險,不愿再拖累兒女,趁憲兵打盹,安排孩子們連夜翻過石板橋,捧著寫給周恩來的信,去西安找“周叔叔”。一路上饑一頓飽一頓,最小的華明才十歲,卻執意步行,硬撐到關中平原。11月,三兄妹獲周恩來安排,搭乘美軍運輸機飛延安。
1946年3月4日,重慶磁器口碼頭人頭攢動,十年獄中磨煉的葉挺終于被交換出獄。人群中有人悄聲嘀咕:“他比半年前又瘦了一圈。”當晚,他拿起鋼筆,給中共中央寫下申請,言辭懇切,表明歸隊決心。
接下來便是那架C-47。1946年4月8日8時45分,飛機自重慶起飛,機上除葉挺夫婦外,還有王若飛、秦邦憲等黨內要員。飛到山西興縣上空,濃云壓頂,雷聲不斷。下午三點,延安機場久候的迎接隊伍開始心生疑慮;四點,一紙“未到達”通報讓所有人沉默。第二天,搜山小分隊在黑茶山發現殘骸,汽油味與焦土彌散。葉挺,終年50歲;李秀文,僅39歲。
消息隔著千里輾轉送進延安少年宮,正大聽完先是愣神,然后奪門而出,在操場上跑了三圈才癱坐草地。那晚,他對同學嘶啞著說:“我要造出最可靠的飛機。”
時間再回到中南海。周總理緩緩把一份泛黃電報遞給青年工程師,上面是當年西安觀測站記錄的異常航線曲線。周總理低聲道:“撞山只是一層表象,真兇很狡猾。儀表動了手腳,云層再厚,也不該走錯方向。”
葉正大攥緊電報,指節發白。他懂航電系統:如果高度表凌晨被微調下降二百米,飛行員在低云中誤判,灰蒙一片里便是萬丈山巔。“原來如此。”他喃喃。周總理拍了拍他的肩,“化悲痛為力量吧,國家需要飛機,也需要懂飛機的人。”簡短兩句,勝過千言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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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幾年,葉正大投身新中國第一支飛機設計師隊伍。論資歷,他不算元老;論勁頭,他連夜畫圖,一遍又一遍修改氣動外形。有人見他深夜倚在圖紙前打盹,搖頭說:“這孩子像他父親,認死理。”
1958年,初代噴氣教練機首飛成功,葉正大守在跑道盡頭,強風卷起塵土,他瞇眼望著那抹銀灰色騰空而起,心中五味交雜。試想一下,若父親此刻也在,該是怎樣欣慰。可他沒讓自己沉浸太久,很快又鉆進機庫,繼續琢磨下一型發動機的進氣道。
多年后,人們談起葉家,總要提這段遭遇:父親的堅守、母親的無畏、孩子的成長,一條線牽著中國航空事業的啟程。機翼劃破長空時,那場黑茶山的爆炸聲仿佛被推得很遠,卻沒有被遺忘。未來還有更多天際線要突破,葉正大帶著家族刻在骨子里的倔強,繼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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