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天才，人間閻王：康生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看過國內出版的一本外國人寫的有關康生的傳記，封面上赫然印著對康生醒目的八個字的評語：“邪惡天才 人間閻王”。

不過我更欣賞有人對康生另一個更為精彩的評語——“龍爪”，如果放在古代，康生大概是可以進入“酷吏列傳”頭榜人物里的。

不過讓很多人憤憤不平的是，這個“大壞蛋”康生最后竟然得以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善終，死后居然還一度盡享哀榮。

1975年12月21日，康生的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全國各地下半旗志哀。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送花圈的還有朱德、周恩來、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宋慶齡、張春橋、江青等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首都軍民大概有約五千人參加了康生的追悼會。

追悼會由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葉劍英元帥致悼詞。悼詞“稱贊”康生同志為“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全國人民愛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不過，正如蒙冤去世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所說的那樣，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1977年9月，中央黨校行政工作人員王富長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作了《揭露康曹在黨校干的壞事》發言，揭開了康生問題的蓋子。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副校長胡耀邦在講話中肯定了對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以提。

中央黨校揭露了康生的問題，在當時很快成了一個爆炸性的消息，不脛而走，廣為傳播。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時稱:“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顧問。康生同志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

聶榮臻元帥也在會議上發言，稱“康生是個壞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林彪、'四人幫’是一伙的。他有職業病，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人。在他眼里，沒有一個好人，不是特務，就是叛徒。”

康生陷害干部，竟然荒唐到單憑他的一次“相面”就可以定案的程度。原中共云南省委書記趙健民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逸倫,就是這樣被迫害的。

1967年4月，康生在一次接見內蒙古代表時，信口開河，憑空誣陷王逸倫同志是“特務”。他說：“我不認識王逸倫，但是在一次自治區黨委會議上，我見了他，在見的中間，使我一看覺得這個人根本不是一個共產黨，而且也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現，他的一些做法，他的一些神態，……總覺得這個人象個特務。”

就這樣,由于康生的“一見定案”，把王逸倫同志關押了6年，直到1978年底才得以平反。

陳云和聶榮臻都是資深的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尤其是陳云，早年就和康生在工作上有過很多交集，對康生的為人和很多所作所為都比其他的黨內同志知道了解得更多，他們兩人的發言引起了黨內高層的強烈共鳴。

1979年1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共第十一屆中央紀委一次會議上，決定對康生、謝富治的問題進行審查。會后，由中組部牽頭對康生和謝富治的問題進行了審查。

鑒于康生所犯問題嚴重，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根據中紀委的審查報告，認定康生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反革命兩面派，是林彪、“四人幫” 反革命集團核心人物與罪魁禍首之一，決定開除其黨籍，撤銷悼詞，徹底否定其歷史地位。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80]77號文件發出《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

關于康生，審查報告稱：“幾十年來，康生這個人一遇適宜的政治氣候，就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善于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在黨內興風作浪；屢屢利用職權，捕風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慣于要反革命兩面派手腕，長期掩蓋了其陰謀家、偽君子的本相，歷史上欠的許多帳一直沒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惡面目充分暴露。從運動一開始，他就與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勾結在一起，積極出謀劃策，殘酷迫害干部，從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竭力制造混亂，進行了一系列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民憤極大。”

對康生的審查報告還附有七個附件，提供了大量的有關康生篡黨奪權和迫害黨政軍干部的罪行，這七個附件分別是：

附件一：康生勾結林彪、“四人幫”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附件二：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

附件三：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點名誣陷的人名冊；

附件四：康生歪曲和篡改馬列主義，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理論根據；

附件五：康生歷史上的主要問題；

附件六：康生竊取大量珍貴文物、圖書；

附件七：康生政治歷史上的存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