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終結：美國一口氣退66個群，如何解讀？

2026年1月7日，美國政壇拋出一枚重磅炸彈。

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下令一次性退出66個國際組織，其中包括31個聯合國下屬機構，剩下35個是非聯合國組織。

這不是零星的“退群”，而是一場大規模、系統性的戰略撤退。

很多人看不懂：作為曾經的全球秩序主導者，美國為何要親手拆毀自己搭建的平臺？從財經視角看，這背后藏著美國的經濟算盤、戰略焦慮，更將重塑全球經濟治理的格局。

最直觀的理由，是為了省錢。

美國在國際組織里向來是“繳費大戶”。它承擔著聯合國22%的經常預算，在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的會費占比也高達16%。每年給這些組織的會費、捐款加起來，是一筆數百億美元的巨額開支。

而當下的美國，財政狀況早已捉襟見肘。聯邦債務規模已經逼近36萬億美元，與GDP之比超過120%，政府多次面臨停擺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被認為“花錢多、回報少”的國際組織，自然成了削減開支的目標。

退群能直接砍掉這部分“低效開支”。更關鍵的是，美國把省下來的資金，要轉向1.5萬億美元的軍費擴軍計劃，以及芯片、AI等高端制造領域的投入。說白了，就是把全球治理的“開支預算”，重新分配到大國競爭的“核心賽道”上。

這是一筆明面上的經濟賬：與其花錢維持自己已經掌控不了的多邊平臺，不如把錢花在能直接提升競爭力的地方。

省錢只是表面，核心是霸權焦慮下的規則重構。

美國的邏輯很簡單：當國際組織不再完全聽自己的，無法繼續為自身利益服務時，就干脆退出，擺脫約束。

這些年，發展中國家在多邊組織中的話語權不斷上升。像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致力于幫助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國際移民組織在難民問題上常與美國政策唱反調，這些都讓美國覺得自己的利益被觸動了。它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在這些平臺上“一言堂”，于是選擇用退出的方式表達不滿。

更重要的是，退出多邊機制能擺脫規則束縛。氣候環保、勞工標準、貿易規則等國際公約，原本是約束各國行為的共同準則，但對美國企業來說，卻是合規成本的負擔。退出這些相關組織，就能規避這些規則，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升美國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這背后是典型的“控制失效即拋棄”的實用主義：我主導的規則才是好規則，若主導不了，就毀掉規則，再建自己能掌控的新圈子。

大規模退群，也是為了戰略收縮，把資源聚焦到更核心的競爭上。

美國已經不滿足于在多邊平臺上的泛泛合作，而是要打造以自己為中心的“小多邊+雙邊”聯盟。比如之前建立的“芯片四方聯盟”、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都是這種思路的體現。

這些小圈子有兩個特點：成員少、封閉性強，而且意識形態屬性明顯。美國想通過這些小圈子，在貿易、技術、安全等領域制定新規則，把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國家排除在外。

從經濟戰略看，這是把全球治理的“廣度合作”，轉向大國競爭的“深度博弈”。退出66個群，就是為了擺脫不必要的全球義務，集中精力在軍工、芯片、AI等關鍵領域與對手競爭，同時逼迫盟友在貿易和投資上讓步，獲取更多單邊利益。

美國的大規模退群，給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是復雜的，既有風險，也有機遇。

首先是全球經濟治理的碎片化風險。美國退出后，很多國際組織面臨資金斷裂、功能弱化的問題，比如全球公共衛生合作、碳減排合作都會受阻。原本的多邊規則體系出現真空，各國不得不適應“規則林立”的新局面，企業出海的合規成本會大幅上升。

其次，全球供應鏈和貿易格局會加速調整。美國為了保護本土產業，可能會進一步強化貿易保護主義，加征關稅、設置技術壁壘。這會讓全球貿易摩擦加劇，大宗商品價格、匯率波動更頻繁，給企業經營帶來不確定性。

但危中也有機。美國的退出，給其他國家留下了填補空白的機會。比如在新能源領域，美國退出相關氣候組織后，中國可以加速向亞非拉市場輸出光伏、風電技術，構建自己的標準體系；在金融領域，跨境支付體系的碎片化，也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推廣提供了機遇。

更重要的是，一種新型的全球化模式可能加速興起。這種模式的動力不再是美國，而是“全球南方”國家；合作模式從依賴美元霸權的“美元-制成品”模式，轉向強調平等交換的“制成品-資源”模式。美國的退出，反而會倒逼這些國家加快構建新型多邊機制。

說到底，美國一口氣退66個群，不是要徹底脫離全球，而是要重新定義自己與全球的關系。

它用退出多邊組織的方式，甩掉了“低效負擔”，擺脫了規則約束，把資源集中到能掌控的“小圈子”里。這是霸權衰落背景下的焦慮自保，也是為了維護自身經濟、科技優勢的主動出擊。

對全球來說，接下來的日子會更復雜。多邊機制的弱化會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但也給了新興國家參與重構全球經濟治理的機會。

我們不用過度解讀美國的“退群”，但必須看清背后的邏輯：未來的全球經濟競爭，不再是單一規則下的合作，而是不同規則體系、不同利益陣營的博弈。適應這種變化，提前做好應對準備，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