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在香港不敢見吳敬中，見面的后果，他們兩人都承擔不起

天津城剛換了天，槍炮聲還沒涼透，保密局天津站的頭頭，少將吳敬中，總算坐上了飛往南京的飛機，心里那塊石頭估計是落了地。

可他萬萬沒想到，到了南京，等他的不是安慰和表揚，而是局長毛人鳳簽發(fā)的逮捕令。

這一下，就把他從棋盤上抓棋子的手，變成了別人的棋子。

罪名不小，“擅離職守”。

這在軍統(tǒng)保密局這套系統(tǒng)里，是能掉腦袋的事。

吳敬中是出了名的老江湖，腦子活，手腕硬，怎么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更邪門的是，這天大的麻煩，沒幾天就過去了。

他被“免職開釋”，然后就像人間蒸發(fā)了一樣，從所有人的視線里消失了。

再有消息，就是他跑到香港去做“生意”了。

這一連串的操作，快得讓人眼花繚亂，根本不合常理。

一個敗軍之將，前腳被抓，后腳就放，還能全身而退去香港發(fā)財？

這事兒背后，藏著一個天大的秘密。

要弄明白吳敬中這出“消失”的大戲，得把時間往回倒二十多年，回到冰天雪地的莫斯科。

上世紀二十年代，莫斯科中山大學那地方，可以說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大熔爐”。

一幫中國的年輕人，懷著各種各樣的心思，都跑到那兒去學最新的革命道理。

人堆里，有兩個人的影子特別扎眼。

一個是蔣介石的大兒子蔣經(jīng)國，另一個，就是咱們今天的主角，湖北人吳敬中。

這倆人是正兒八經(jīng)的同班同學。

一塊兒上課，一塊兒啃面包，一塊兒學習蘇聯(lián)“格別烏”那套搞政治保衛(wèi)的本事。

怎么抓特務，怎么審訊，怎么建立情報網(wǎng)，他們學的都是同一套教材。

這段在異國他鄉(xiāng)共患難的日子，就像一根看不見的線，把他們倆拴了一輩子。

這段經(jīng)歷，對他們來說，不只是學了點技術(shù)，更是看透了紅色理想背后的真實模樣，也看清了彼此。

后來，吳敬中跟過去的理想掰了，搖身一變成了所謂的“叛徒”。

靠著在莫斯科學來的那一身本事，他很快就在戴笠手下的軍統(tǒng)里混出了名堂。

軍統(tǒng)有個非常有名的臨澧特訓班，專門培養(yǎng)高級特工，吳敬中就在那兒當教官。

他把自己從“格別烏”那兒學來的東西，掰開了揉碎了，一點不落地教給了國民黨的特工苗子們。

和他一起當教官的，還有沈醉這些后來軍統(tǒng)的頂梁柱。

沈醉后來在他的回憶錄里寫得明明白白：“這些重要負責人，都是曾經(jīng)留學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黨叛徒。”

這話里有話。

戴笠用他們，是因為他們懂對手，是對付共產(chǎn)黨的“利器”。

但同時，戴笠心里也總有一根弦繃著，不完全信任他們。

這幫人，就像一把開了雙刃的刀，好用是好用，但也保不齊哪天會傷到自己。

吳敬中就是這把刀里，最鋒利也最復雜的一把。

時間快進到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往臺灣撤退。

整個情報系統(tǒng)亂成一鍋粥，面臨著大洗牌。

戴笠死后接班的毛人鳳，心里頭對吳敬中這批有“叛徒”背景的人，是打心眼兒里瞧不上。

他的邏輯很簡單：這幫人當年為了高官厚祿能背叛信仰，現(xiàn)在黨國都這樣了，他們能真心跟著走到黑？

毛人鳳私下里跟人說過：“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經(jīng)用得差不多了…

去了臺灣也是增加負擔。”

在他那張去臺灣的船票名單上，根本就沒有吳敬中這些人的位置。

所以，吳敬中在南京一落地就被抓，八成就是毛人鳳早就計劃好的，借著“擅離職守”這個由頭，要把這批他信不過的人徹底“清洗”掉。

可是，毛人鳳千算萬算，算漏了一個人——蔣經(jīng)國。

這個時候的蔣經(jīng)國，名義上是“總統(tǒng)資料室主任”，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悄悄接手他父親蔣介石的情報攤子。

跟毛人鳳那種小家子氣的猜忌不一樣，蔣經(jīng)國看自己那些莫斯科的老同學，眼光完全不同。

他太清楚這幫人的價值了。

他們的價值，恰恰就在于他們復雜的過去，在于他們跟大陸那邊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聯(lián)系。

這些人，是別人沒有的資源。

于是，一出好戲就上演了。

毛人鳳那邊磨刀霍霍，想把“叛徒”們都扔下船；蔣經(jīng)國這邊卻暗中操作，不僅保下了他們，還把他們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你看，吳敬中的莫斯科同學、臨澧特訓班的同事謝力公，被派去當了保密局香港站站長。

另一個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yè)的“叛徒”程一鳴，去了澳門當站長。

有意思的是，這個程一鳴后來被證實，其實是我黨潛伏極深的高級情報人員，一直到1964年才功成身退，光榮返回大陸。

當然，這是后話了。

香港、澳門，在那個時候是什么地方？

那是大陸跟外面世界唯一的透氣窗口，是情報戰(zhàn)的最前線。

蔣經(jīng)國把自己手里最信得過的兩張牌——他的兩個“叛徒”同學，直接按在了這兩個最重要的據(jù)點上。

這盤棋下得有多大，意思已經(jīng)很明顯了。

這絕對不是毛人鳳的意思，這是蔣經(jīng)國在用他自己的“莫斯科人脈”，搭建一個獨立于保密局官方系統(tǒng)之外，只聽他一個人號令的秘密網(wǎng)絡。

那么問題來了。

謝力公守香港，程一鳴守澳門，這都是擺在明面上的棋子。

那跟蔣經(jīng)國關(guān)系更近、級別更高、還是同班同學的吳敬中呢？

他被“免職”之后，真的就心灰意冷，跑到香港去做房地產(chǎn)“生意”，安安穩(wěn)穩(wěn)當個富家翁去了？

這話說出來，恐怕連《潛伏》里那個一根筋的李涯都不會信。

說起來，李涯的歷史原型叫李俊才，天津解放后他選擇了自首，接受改造，1966年被特赦。

后來他當上了一所學校的副校長，還當了人大代表，也算是實現(xiàn)了自己想讓孩子過上好日子的愿望。

可他的頂頭上司吳敬中，卻走了一條完全相反的路，一條鉆進迷霧里，再也看不清的路。

最合理的解釋是，吳敬中在香港的角色，比明面上的站長謝力公更隱蔽，也更關(guān)鍵。

他在南京那場驚心動魄的“被捕”，根本就不是什么懲罰，而是蔣經(jīng)國跟他聯(lián)手上演的一出“金蟬脫殼”的好戲。

目的就是在毛人鳳的眼皮子底下，把吳敬中從保密局的官方名單上抹掉。

一個被“免職”的廢人，誰還會在意他？

這么一來，吳敬中就成了一個無官一身輕的“商人”。

這個身份是最好的偽裝。

他可以在龍蛇混雜的香港，以生意人的名義，跟三教九流各方人士打交道，而不會引起任何一方，特別是毛人鳳手下那些特務的懷疑。

他承擔的任務，極有可能就是蔣經(jīng)國一項不能說的秘密任務——建立一條非官方的、能直通大陸高層的秘密溝通渠道。

這個推測，在三十年后的一件事上，得到了一個奇特的印證。

1980年，當年的軍統(tǒng)總務處長沈醉，以特殊身份訪問香港。

到了香港，他見了一大堆過去的老同事、老朋友。

大家一起吃飯，一起聊天，甚至還為“北京好還是香港好”吵得面紅耳赤。

沈醉在他的回憶錄里，把這些事都寫得活靈活現(xiàn)。

但他偏偏對自己那位“一向還相當要好”的老同事吳敬中，一個字都沒提。

是沒見到嗎？

以沈醉的身份和當時在香港的活動范圍，要見一個同在香港的吳敬中，并不難。

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們不敢見，也不能見。

沈醉和吳敬中，都是從尸山血海里爬出來的老特工。

他們太懂這里的規(guī)矩了。

沈醉雖然是管后勤的出身，但早年在行動科干過，又是戴笠親自調(diào)教出來的，政治嗅覺比誰都靈敏。

吳敬中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教別人怎么玩心眼兒的祖師爺，心思深得像海。

他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在那個時候，有些見面本身，就是天大的危險。

如果吳敬中真的在執(zhí)行蔣經(jīng)國的秘密任務，那他去見一個從大陸來的、身份極其敏感的前軍統(tǒng)高官，這事傳出去會怎么樣？

不管他們談了什么，都會引起軒然大波。

沈醉如果在回憶錄里寫了這次見面，等于把吳敬中架在火上烤，會給他招來殺身之禍。

而吳敬中如果見了面，哪怕只是喝杯茶，沈醉回到大陸怎么交代？

“相見不如不見”，這是兩個老狐貍之間不用言說的默契。

這種刻意的沉默，反而比任何記錄都更有力地證明了，吳敬中的身份絕對不一般。

吳敬中一直到1983年在香港病逝，他的人生才算畫上句號。

他不像沈醉，留下了洋洋灑灑的回憶錄；也不像徐遠舉、周養(yǎng)浩那樣，留下了大量的審訊記錄和自白。

他把自己一生的秘密，連同莫斯科的雪、天津的硝煙、香港的霓虹，全都帶進了墳墓。

他在官方記錄上只是一個被免職的過氣特務，一個普通的香港商人。

但他那條從莫斯科到南京，再到香港的人生軌跡，卻畫出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參考資料：

沈醉. 《我這三十年》.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6.

王玉. 《國民黨特務活動史》. 春秋出版社. 1989.

程一鳴. 《我的潛伏生涯》. 群眾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