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的崩潰，禍根就在當年的“經濟奇跡”

迷戀“分配型政府”、追求高福利才是拉美病的病根。而不是老生常談的“經濟結構單一，過度依賴資源經濟”。

撰文丨關不羽

1月3日，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遭遇美軍突襲逮捕，震驚全球。這位執政長達13年的拉美政治強人，以如此戲劇性的方式下臺，真是讓人始料不及。

不過，某種意義上講，他的政治生涯能如此“長壽”，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01

馬杜羅政府的“經濟奇跡”

無論怎樣同情這位淪為階下囚的總統，都無法回避他糟糕透頂的經濟業績。馬杜羅政府創造了人類經濟史的多項紀錄：執政十年實際GDP縮水75%；1000000%的通脹率（2018年）；90%的貧困率。

數據冰冷，民生的經濟體感更冷。急劇惡化的經濟形勢，把委內瑞拉老百姓折騰得夠嗆。

201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63%的委內瑞拉人因為饑餓體重減輕，減幅平均高達23磅。所以委內瑞拉人開玩笑說，“馬杜羅餐”是歷史上最見效的減肥餐。

在饑餓驅使下，大量委內瑞拉人選擇了流亡海外。聯合國難民署最近的數據顯示，委內瑞拉累計外逃難民約770萬人，相當于該國總人口的25%以上，成為二戰后拉美最大難民潮。

從人均GDP1萬美元以上的中高收入發展中國家，淪為赤貧的經濟地獄，僅僅用了十年。即便在以魔幻著稱的拉美地區，也稱得上是觸目驚心，成為“拉美病”的又一典型。

經濟發展停滯倒退、政治秩序動蕩，捧著“金飯碗”鬧饑荒，令人絕望的“拉美病”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可以肯定地說，是人禍。

02

分配型政府的失敗

和諸多鄰國相比，委內瑞拉堪稱幸運。3000萬人口，差不多是0.9個重慶，卻擁有全球第一的石油儲量，3000億桶探明石油儲量占全球的18%。

此外，委內瑞拉還擁有全球第八位的石油天然氣儲量、全球第三位的鋁土礦資源。在以自然資源豐富著稱的拉美地區，委內瑞拉的人均資源占有量也是一騎絕塵，說是“人均金飯碗”也不為過。

委內瑞拉的地緣政治上也不錯。雖說上世紀中葉大規模開采石油之前，以農業為主的委內瑞拉經濟較為落后，但是和鄰國的關系較為和睦，內部政局也較為安定。在領土爭端頻發、政變如家常便飯、滿地游擊隊的拉美地區，委內瑞拉算得上是片凈土了。

20世紀50年代的石油紅利更是為委內瑞拉人打開了繁榮之路。人均GDP從60年代的不到1000美元，迅速攀升至80年代初的4000美元，不僅是拉美地區的經濟優等生，在全球也處于中上游水平。此時，委內瑞拉的原宗主國西班牙，人均GDP也不過6000美元。

但是，快速成長的經濟也產生了“成長的煩惱”。傳統農業社會分崩離析，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現代政府的建構成為難題。

和所有早期工業化國家一樣，首當其沖的是貧富差距懸殊。雖然拉美傳統的考迪羅社會（軍閥、教會和地主三位一體的地方社區）絕非均貧富的世外桃源，但是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一定程度上緩沖了社會矛盾。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后，水被徹底攪渾了。

一方面石油產業勃興，城市新貴的財富迅速積累；另一方面，剛放下鋤頭走進工廠的低技術勞動力過剩，收入水平低下。

20世紀70年代末，委內瑞拉約有三分之一人口只能賺到最低工資。石油紅利的分配成為委內瑞拉現代化進程的核心。很遺憾，委內瑞拉選擇了“分配型政府”的福利化道路。

既然“暴富”的動力來自石油收入劇增，那么由政府操刀“分蛋糕”，通過“劫富濟貧”提供優厚的社會福利抹平貧富差距，有戰后西歐福利制的作業可抄，看上去的確是最合乎邏輯的選擇。大可不必另辟蹊徑。

因此，上世紀60年代委內瑞拉政府就開始推行福利制。財政收入端高度依賴石油收入，分配端大辦全民福利。70年代，委內瑞拉人已經實現了名義上的全民免費醫療、全方位的教育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體系與西歐國家相比也不遑多讓。

然而，這些只是“名義上”的紙面福利罷了，低效、腐敗令人發指。流入政府公共福利體系的石油紅利，都被糟蹋了。

比如，20世紀80年代委內瑞拉的人均公共醫療支出是拉美鄰國的3倍多，但是公共衛生水平卻遠遜于那些窮哥們兒。1988年，委內瑞拉的初生嬰兒死亡率，較牙買加高出2倍，較智利高出0.8倍，較巴拿馬高出0.3倍。公立教育更是一塌糊涂，學生入學率、人口識字率在拉美地區墊底。

“分配型政府”很善于分配。以社會保障的名義流入政府財政的石油紅利，流向了政黨、軍隊、公務員和兩黨控制的工會。用以設置閑職、肥缺，收買和酬答追隨者。這不是零星、偶發的腐敗，而是系統性的政治分贓。

政府忙于“分配”，自身的腐敗都管不好，還能發揮什么治理作用？石油價格高，財政寬裕，還能勉強維持司法、治安的基本運轉。油價下跌，錢袋子一緊，正常的社會秩序都難以為繼。20世紀80年代中葉，國際原油價格下行，委內瑞拉政府開啟“打擺子”模式。

1985年到1996年，委內瑞拉搞了四場“改革”，兩三年翻一次燒餅。忽而是大規模增加政府財政支出的放水療法，忽而是大規模財政收縮的休克療法。今年是“推進自由貿易”，明年是“價格管制的宏觀穩定”。左的右的、保守的激進的，回旋鏢連發。經濟也陷入了停滯倒退，從1983年的人均GDP4000美元的峰值，跌落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2000—3000美元區間。

經濟停滯和倒退，是“拉美病”的典型癥狀。然而，這并不是什么地區詛咒、資源詛咒。同為拉美國家，也同樣高度依賴礦產資源的智利在同一時期堅定地摒棄了“分配型政府”的福利體制，強力推行自由貿易、市場化改革，實現了經濟迅速崛起。1985年智利的人均GDP1446美元，僅為委內瑞拉的一半。1995年，智利的人均GDP已經高達7200美元，是委內瑞拉的2.5倍。

委內瑞拉遭遇的是“拉美陷阱”，還是“分配型政府陷阱”、“福利制陷阱”？

03

查韋斯時代的好日子

1995年后，隨著原油價格止跌回升，委內瑞拉的經濟逐步好轉。1999年，人均GDP回升至4000美元。如果按照此前的規律，委內瑞拉經濟無非還是深度綁定石油行情的周期性震蕩。好三年、壞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然而，“天降偉人”查韋斯橫空出世，把委內瑞拉導向了過山車式的大起大落。

1999年，軍人出身的查韋斯在大選中獲得60%的選票，取得壓倒性勝利。此時查韋斯的政治綱領相對中庸。在選舉中，他多次表示傾心于英國工黨領袖、首相布萊爾版本的“第三條道路”，允許私有經濟存在，也不打算激進地推行國有化。最大的“亮點”是重建全民福利的競選承諾，因此吸引了大量選票。

油價從1999年的每桶9美元穩定回升到2001年的20美元，查韋斯政府的福利事業也因此高歌猛進。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油價漲一步，委內瑞拉的福利待遇就增加一塊。全面免費的福利大單，涵蓋了醫療、住房、教育等方方面面。大規模的資金投入也推高了委內瑞拉的經濟發展速度，所有經濟指標都顯得那么完美。

然而，燒錢燒出來的繁榮是脆弱的，經不起一點點風吹草動。2001年“911”事件后，油價從24美元跌到16、17美元。2002年，委內瑞拉發生總罷工、政變等一些列事件。查韋斯從中吸取了“教訓”，卻是“反向”的——不是根據實際情況放緩福利化的步子，而是強勢推進“國有化”，以攫取更多的石油紅利。

先是大幅提高各項稅費，半強制地對國內石油企業實施國有化。緊接著，把矛頭對向了外資石油企業。新的《碳氫化合物法》規定，合資項目中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持股不低于51%。2006年收回32塊外企油田，2007年將重油帶外資項目轉為國有。其中也包括了中石油開采的油田。2009年，“收回”76家外國石油服務公司及馬拉開波湖300艘外企船只。石油工業的“國有化”大業，功德圓滿。

損失最大的當然是美國石油企業。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等美企，拒絕賤賣股份，紛紛撤離。最后只剩下雪佛龍一家繼續經營，維持委內瑞拉對美國的石油出口。

遭受巨大損失的美國企業發起了一系列國際仲裁，美國和委內瑞拉的關系也就此破裂。

查韋斯對美國的“重拳出擊”，名利雙收。新增的石油收入盆滿缽滿。每年增收石油利潤達到58億美元，對一個3000萬人口的小國而言，堪稱巨資。

與此同時，強勢推動的國有化，也是“查韋斯化”。查韋斯清除了石油產業系統40%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而安插進去的非親即貴。查韋斯“分配型政府”遠勝前輩，不僅分配了石油紅利，連石油工業也成了被分配的政治資源。

查韋斯主義的政治藍圖已然清晰，通過控制本國經濟命脈的石油工業，從源頭上把控經濟紅利的分配權，實現對該國的全面掌控。

這套分配體系的最大受益者，是查韋斯的政治基本盤。約有20%的新增石油收入用于大幅增加軍費，犒賞十余萬軍人。大小政府官員也很滿意，財政規模激增，花錢花得暢快。最后是捧起國企鐵飯碗的普通民眾，最低工資一張再漲，福利水平大幅提高，輕松愉快。

04

不可持續的虛假繁榮

2008年，油價達到了創歷史紀錄的150美元，查韋斯的國內支持度也達到了巔峰。“金錢萬惡”，但是金錢可以買到一切。軍心民意皆可收買。然而，付出代價是昂貴的、不可持續的。

好景不長，2008年下半年，伴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國際油價雪崩。短短數月間從每桶150美元跌到了40美元以下。福利烏托邦岌岌可危。

石油工業國有化“大獲成功”的查韋斯照葫蘆畫瓢，農業、鋼鐵、電力、電話乃至超市，大量收歸國有化，以便實施價格管制。一開始憑著前幾年高價石油積累的資金，還是討價還價地贖買為主。但是，隨著油價一跌再跌，政府的“余糧”也不多了，“銀彈”不夠，換上實彈。該國最大的大米加工廠，就被查韋斯的軍隊直接沒收了。

靠政府補貼養活的國企，顯然不具備經濟造血能力。查韋斯不得不重新爭取外資進入。查韋斯多次親自出面解釋，鄭重其事地表態歡迎外資。但是，此前的石油工業國有化“珠玉在前”，敢以身涉險的外企少而又少。2009年委內瑞拉被世界銀行列為“最不適宜外國投資的國家”，外資來源幾近枯竭。

查韋斯執政的最后階段，委內瑞拉只能越來越依賴外債以應付國內龐大的開支。盡管2011年油價重回115美元高位，但是委內瑞拉的外債已經接近本國GDP的100%，委內瑞拉的經濟和查韋斯的身體一樣病入膏肓。

05

錯失政策調整的窗口期

2012年10月，油價回光返照，不斷回升，查韋斯贏得了第四個總統任期。半年后，他去世。他選擇的接班人，就是馬杜羅。

2013年，馬杜羅接掌委內瑞拉時，人均GDP 1.2萬美元，看上去還不錯，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此時，委內瑞拉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高達20%以上，超過了15%的警報線。

馬杜羅憑著正在褪色的“查韋斯光環”上臺，出身公交車司機，沒有軍隊背景，很難像查韋斯那樣強硬行事，因此一度被視為“軟著陸”的過渡人物。實際上，查韋斯執政后期，已有歡迎外資、放松私營經濟的跡象。所以，馬杜羅上臺后，主要黨派在議會推動立法，試圖糾正查韋斯時代的激進政策。

如果馬杜羅順勢而為，以“弱勢總統”調整政策，實現軟著陸，雖然不大可能長期執政，但是他的結局也會大為不同，委內瑞拉的經濟也不至于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然而，馬杜羅表現出了出人意料的“強硬”，比查韋斯更查韋斯。沒有軍方背景缺乏“強硬”的底氣，他就手摶一個軍方背景。

2013年委內瑞拉的軍費支出高達63億美元。比2006年查韋斯的40億美元大單還高。再加上居高不下的福利支出，馬杜羅比查韋斯更依賴對經濟部門的強力掌控，經濟政策的調整無從談起。馬杜羅的“強硬”，讓他失去了最后的政策調整窗口。

2014年下半年油價大跌，委內瑞拉的經濟內傷開始大規模爆發。2017年，委內瑞拉的GDP僅為1159億美元，不到2013年的一半，高通脹、低收入壓力下，委內瑞拉普通人掙扎在貧困線上，馬杜羅還給了軍方21億美元。

2018年，在軍隊的支持下，馬杜羅頂著國內爭議、國際壓力“贏得大選”。他為軍隊開出了最后的酬勞，7.6億美元，相比此前頗為寒酸。蛋糕不夠分了，就分蛋糕盤子。馬杜羅把大量國家石油公司的股份劃歸軍方，石油企業的高管職位給軍方代理人，順手又對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進行了一波清洗，至此這家委內瑞拉石油龍頭企業失去了80%的專業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

幾輪清洗后，外行領導內行的委內瑞拉石油工業體系元氣大傷。2018年委內瑞拉原油產量跌至日均150萬桶，不到20世紀90年代末日均350萬桶的一半。產量腰斬、油價低迷，石油紅利難以為繼。

國內其他經濟部門也因國有化遭受重創。馬杜羅任內繼續加大了國有化力度和價格管制，私營企業也大量消失。私營企業數量從1999年的約49萬家減少到2018年的約28萬家，減少了約21萬家。委內瑞拉的大型民營企業消失殆盡。剩下的中小型民營企業也在嚴厲的限價之下失去了活力。國企掌握了近90%的資源，卻只提供區區10%的就業。委內瑞拉的就業市場一片蕭條，青年失業率高達80%，幾乎“人均失業”。

06

“一切都怪美國”

石油紅利骨折，國內經濟蕭條，外債急劇攀升至GDP的180%，也達到了極限。馬杜羅政府最后的經濟手段就是印鈔，強制央行購買國債的無限印鈔，創下了通脹率1000000%的奇跡。

“鈔票成了廁紙”不是笑話，因為鈔票確實買不到等量的廁紙。最搞笑的是，為委內瑞拉印刷紙幣的英國托馬斯德納羅印鈔公司稱，該國政府已經拖欠印鈔費高達兩億美元。印鈔廠的賬單都付不出了，堪稱曠古奇聞。

到了這步田地，只剩下“一切都怪美國”的遮羞布。然而，委內瑞拉經濟崩潰真是美國制裁造成的嗎？并不是。

雖然兩國關系持續交惡，但是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實際上是雷聲大雨點小。直到2017年限制委內瑞拉石油企業在美國融資，才邁出了實質制裁的第一步。2018年美曾經考慮初代限制委內瑞拉石油出口，最終放棄了。

因為，從查韋斯到馬杜羅始終沒有觸碰對美石油出口的“紅線”。即便2017年委內瑞拉石油產量以每季度下降10%的速度快速下滑，PDVSA已經對多個國際買家違約，委內瑞拉對美石油依然穩中有升。可以說是克服了重重困難，也要保證對對美石油出口。直到2018年，委內瑞拉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依然是美國。

口頭的強硬，并不影響馬杜羅誠實的身體。委內瑞拉石油工業的崩盤，不是因為美國制裁影響了銷售，而是國內政策連鎖反應導致的生產下滑。

2019年，委內瑞拉石油產量跌至日均產量100萬桶以下，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數字，卻并不讓人感到意外。45%的石油產業工人失業，對待遇不滿的罷工連綿不絕，摧毀了委內瑞拉的石油工業。

失去石油出口的最后紐帶后，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政策更注重地緣政治沖突，2019年后制裁加碼。委內瑞拉經濟凋敝、石油工業崩潰，是美、委關系走向破裂的“因”，而不是“果”。

這體現了美國一貫的經濟優先的實用主義外交思維，也反映了美國視拉美地區為“后花園”的區域霸權。但是，對委內瑞拉經濟崩潰的分析不能倒置因果。

07

結語：重新審視“拉美病”

無論怎樣評價馬杜羅政權，都不得不承認他對委內瑞拉的統治已經結束。

至少在經濟治理上，這位總統的業績堪稱糟糕透頂。但是，客觀而言，委內瑞拉經濟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并非馬杜羅一人之責，而是長期的系統性問題積累，是委內瑞拉歷任領導人一錯再錯的選擇失誤。尤其是查韋斯1999年上臺后大幅強化“分配型政府”福利制，與經濟排外、國有化釀成了一劑藥效強烈的混合毒藥。

迷戀“分配型政府”、追求高福利才是拉美病的病根。而不是老生常談的“經濟結構單一，過度依賴資源經濟”。

委內瑞拉區區3000萬人口，大面積的山地地形，連龐大復雜的石油工業體系都不可能“大而全”，根本就不具備經濟“多元化”。委內瑞拉GDP中石油經濟貢獻度在30%左右，與沙特等海灣國家相近。可海灣國家并沒有“拉美病”啊？甚至挪威石油經濟在GDP中占比也高達25%，也稱得上“經濟結構單一，過度依賴資源經濟”，卻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老牌發達國家。

拉美地區長期以來的“殖民創傷后遺癥”也影響了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拉美地區的官僚、知識分子習慣于把內部社會問題、社會矛盾訴諸歷史仇恨，煽動排外仇外成為政治動員、實現政治野心的捷徑。這種政治操弄不僅嚴重妨礙了對社會問題的真實認知，也嚴重干擾了對外經濟合作，還造成了民粹泛濫的社會溫床，導致該地區政治野心家層出不窮。

這些政治野心家革命有道、治國無方，熱衷于宣揚政治烏托邦，推行極端激進的政策，導致拉美社會普遍政局動蕩，社會失序，談何經濟發展？大開大闔“翻燒餅”，最終連政府信用也難以維持，貨幣體系簡直如兒戲。

總而言之，“拉美病”不僅是政治病、經濟病，也是“精神病”——社會普遍觀念和認知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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