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水之戰(zhàn),被講了無數(shù)遍。
宋襄公,更是被嘲笑了兩千多年。
但是,之前我們也講過:他死守的“不鼓不成列”,也不是因為他蠢,而是在用生命捍衛(wèi)周王朝的軍事貴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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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免讓我們產(chǎn)生疑問:為什么在貴族的黃昏,最后堅持周公禮制的卻是一個殷商后裔。
殷商后裔
宋國,是正兒八經(jīng)商朝王族的后代。
開國國君微子啟,是商紂王的親哥哥。
武王滅商后,為了安撫商朝遺民,搞了個“興滅國,繼絕世”。
把微子啟封在宋地,供奉商朝的香火。
所以,就有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宋襄公那股子認死理的勁兒,是不是也是商朝遺風。
歷史的真相,就愛打臉這種想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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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宋襄公為了爭霸,把鄫國國君抓來殺了祭神,討好東夷部落。
這狠辣血腥的勁兒,像是商朝人祭的遺風。
這個,不挑你理!
但宋襄公的行為,當時就遭到了宋國大臣子魚的強烈批評。
子魚的原話是:祭祀是為了人!百姓才是神的主人!用人牲,哪個神敢來享用?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所以你看,這話里透出的是周代“民為神主”的人本主義思想,跟商朝那種“鬼神至上”的論調完全不合拍。
再看宋襄公夫人的葬禮,陪葬品不過是上百甕的肉醬、酸菜。
這跟商朝王陵里動輒數(shù)百人殉的恐怖場面比起來,那簡直是簡約風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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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也證實,最遲到西周中晚期,連商朝的老巢安陽,風俗都已經(jīng)徹底周化了。
就連孔夫子都感嘆:殷禮,我能說個大概,但宋國已經(jīng)找不到證據(jù)了。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連博學的孔子都搞不清所謂的“殷禮”是啥樣了,說明在周文化幾百年的強勢浸潤下,宋國早就“周化”得透透的了。
所以,宋襄公這個人,骨子里接受的是周朝貴族的那套價值觀。
他可能自以為堅守的是殷商傳統(tǒng),但實際上,他守護的,是周公開創(chuàng)的“禮樂文明”。
商朝的戰(zhàn)爭
既然宋襄公的禮不是商朝的,那商朝的戰(zhàn)爭是啥樣?
我想說的是,那畫面可一點都不“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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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那是一個神權色彩極其濃烈的時代。
打仗,在商人眼里,跟打獵、祭祀是一回事,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抓俘虜,做人牲。
甲骨文里,商王動不動就“伐羌”,一“伐”就是幾千人。
這些羌人俘虜?shù)拿\,就是在祭祀祖先和神靈時,像牛羊一樣被砍頭、活埋、焚燒。
殷墟王陵區(qū)那層層疊疊的祭祀坑,就是商朝戰(zhàn)爭的體現(xiàn)。
而商王的功業(yè),是靠統(tǒng)計砍了多少敵人腦袋、抓了多少俘虜來衡量的。
所以,在“神權至上”的邏輯下,戰(zhàn)爭還有什么規(guī)則可言?
勝利是獻給神靈的祭品,手段自然可以不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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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尹至》里記載,商湯滅夏時,下達的命令是“一勿遺”。
湯盟質及尹,茲乃柔大禜。湯往征弗附。摯度,摯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夏播民入于水,曰:『戰(zhàn)。帝曰:「一勿遺。」』
什么意思呢?對逃跑的夏民要斬盡殺絕,一個不留。
這跟周禮里“不殺降、不擒二毛、不重傷”的精神,完全是兩個極端。
商周之交的牧野戰(zhàn)后,紂王穿著玉衣自焚,周武王對著他的尸體連射三箭,再用劍刺,最后砍下腦袋掛旗桿上。
周武王對紂王的兩個妃子,也是如法炮制。
這手法,跟商朝處理戰(zhàn)俘的狠勁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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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旦平定武庚叛亂后,直接把商朝歷代君王的陵墓給刨了。
放火燒棺,毀尸滅跡。
這些都不像是講究“死者為大”的周禮所能干出的事,更像是龍山時代部落戰(zhàn)爭復仇巫術的延續(xù)。
所以,結論很清楚:商代及其以前的戰(zhàn)爭充滿了原始、血腥的巫術色彩,是“無限戰(zhàn)爭”。
而戰(zhàn)爭目的是肉體毀滅和宗教獻祭,毫無規(guī)則和底線。
那種彬彬有禮的貴族決斗,在商朝人看來,怕不是腦子進水了。
周禮的偉大創(chuàng)造
那么,講究規(guī)則的“貴族傳統(tǒng)”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不是,它是周朝,尤其是周公,一手締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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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用一場徹底的“禮樂革命”,重塑了整個中國的精神世界。
他廢除了商朝“天命永固”的神話,提出了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
上天只看德行,不再只保佑某個家族。
這就把政治的合法性,從血緣神權轉移到了道德治理上。
在這個基礎上,周人才建立了一整套封建宗法制度。
天下諸侯,都是周天子的親戚或功臣,大家理論上是一家人,共享一套禮樂。
既然是一家人,打架就不能往死里整。
于是,一套給暴力“戴上鐐銬”的戰(zhàn)爭規(guī)則應運而生,這就是禮樂中的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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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套軍禮的核心精神,就是 “君子”風度。
打仗時,大家約定在平坦之地列陣而戰(zhàn),“不鼓不成列”,給對方準備時間。
這不但是對雙方的尊重,也是公平。
“不重傷”,不攻擊已經(jīng)受傷的敵人;“不擒二毛”,不抓老人。
這是限制暴力,這是仁義。
“不毀神祀,不焚屋宅”,這是戰(zhàn)爭的底線。
所以,春秋時期的車戰(zhàn),雙方戰(zhàn)車排好陣型,一個沖鋒對決,勝負立判。
打贏了也不許玩命追,追個一百步就得停下,怕隊形散了不體面。
《左傳》里的大戰(zhàn),動不動幾百乘戰(zhàn)車,但死傷人數(shù)往往只有幾百,不像后世動輒“數(shù)十萬”。
這不是打仗不賣力,而是游戲規(guī)則限制了暴力的無限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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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所有人都開始玩“兵者詭道”了,只有宋襄公還在傻乎乎地堅守周初的“君子協(xié)定”。
他不是蠢,他是 “不合時宜的堅守” 。
所以,《公羊傳》反而高度贊揚他,說他的行為“雖文王之戰(zhàn),亦不過此也”。
在那些崇尚周禮的儒生看來,宋襄公是個悲劇英雄,是舊時代貴族風骨的最后絕響。
反正收藏你也不看,點個贊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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