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孫權北伐：與諸葛亮“六出祁山”齊名的東南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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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朋有知道諸葛亮為了興復漢室還于舊都，領兵北伐“六出祁山”，而作為盟友的東吳好像一直沒什么動靜，掀起風浪較大的一次還是孫權領兵10萬攻合肥，被張遼乘立足未穩率800人擊潰，從此喜提“孫十萬”之名。

其實，孫權也曾多次北伐，屢敗屢戰，堪稱“東吳的執著與無奈”。與諸葛亮“六出祁山”的悲壯傳奇相比，孫權的北伐顯得更為現實、多變，卻也屢屢受挫。這背后，是地理、國策、實力與運氣交織的復雜圖景。

▎孫權五次北伐簡史

1. 第一次（208年，合肥新城之戰）

• 目標/過程：孫權打開揚州戰場，親率大軍北攻九江郡的合肥，張昭率軍襲擊九江郡的當涂。

• 結果：圍城百余日，雨下不止城墻將倒，破城在即。蔣濟派人送信到合肥詐稱援兵步騎四萬將至，被孫權軍截獲信函。孫權信以為真，撤兵。

2. 第二次（213-214年，濡須口之戰）

• 目標/過程：孫權濡須口以7萬軍抵擋住了曹操的40大軍。期間，孫權親往曹營探查虛實，曹操下令放箭，射滿一側，孫權令掉轉船身受箭，保持船身平衡，全身而返。曹操看到時只能望江興嘆。這是演義中草船借箭故事的原形。
  

• 結果：雙方相持近一年，西北韓遂馬超起兵，曹操親往御敵，派張遼、樂進、李典三位領兵駐守合肥牽制孫權。
  

3. 第三次（215-216年，合肥新城之戰）

• 目標/過程：孫權趁曹操忙于北方戰事之際，派5萬兵力出擊合肥，張遼等人英勇作戰，終使孫權連攻3月不下，被迫撤軍。
  

• 結果：張遼威震逍遙津，大破孫權軍。“甘寧百騎劫魏營”也發生在這一階段。孫權險些喪命，自此以后孫權不再親至一線領兵作戰。

4. 第四次（228年，石亭之戰）

• 目標/過程：與蜀漢呼應，以鄱陽太守周魴詐降為誘餌，誘魏大司馬曹休深入，于石亭設伏。

• 結果：大獲全勝，魏軍損失慘重，曹休羞憤而亡。此戰是孫權最成功的北伐，震動曹魏。

• 后續：陸遜建議乘勝進軍，被孫權謹慎叫停，錯失擴大戰果良機。
  

5. 第五次（233年，合肥新城之戰）

• 目標/過程：響應遼東公孫淵，親征合肥新城。魏將滿寵早有準備，在淝水設伏。

• 結果：吳軍先鋒遭重創，又遇瘟疫，孫權無奈退兵。
  

6. 第六次（234年，合肥新城之戰）

• 目標/過程：與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五丈原）戰略呼應，再度親率大軍圍攻合肥新城。

• 結果：守將張特以緩兵計詐降，堅守待援。久攻不下，得知諸葛亮病逝，魏援軍將至，孫權下令焚營撤退。
  

7. 第七次（241年，芍陂之戰）

• 目標/過程：全琮攻淮南，諸葛恪攻六安，衛將軍朱然等圍樊城。初期在芍陂擊敗魏軍。

• 結果：魏太傅司馬懿親征，迅速南下，吳軍各路均無突破，全線撤退。
  

8. 第八次（253年，諸葛恪北伐）

• 目標/過程：孫權死后，權臣諸葛恪為立威，傾全國之力二十萬大軍，再圍合肥新城。

• 結果：魏將張特、司馬孚等死守，吳軍久攻不克，瘟疫流行，傷亡慘重，大敗而歸。此戰耗盡國力，直接導致諸葛恪倒臺。

▎屢戰屢敗的深層原因

1. 地理困境：一道跨不過去的“淮河天塹”

• 核心難題：東吳的根本優勢在水軍，但北伐需深入淮北平原，水軍優勢無法發揮，必須以己之短（步兵、騎兵）攻敵之長（中原騎兵）。

• 補給噩夢：淮南水系復雜，運輸困難。一旦戰事拖長，從江南經邗溝、中瀆水北運糧草，效率低下，極易因夏季洪水或冬季干涸中斷。

戰略搖擺：在“擴張”與“自保”間掙扎

• 核心目標模糊：孫權北伐的核心目的，并非諸葛亮“興復漢室”的終極理想，更多是以攻為守，伺機擴張。若遇強阻或高風險，保存實力優先，缺乏決死一戰的決心。

• 缺乏持續性：除最后一次外，北伐間隔長，每次更像獨立的戰術行動，而非連貫的戰略推進。石亭大勝后立即收兵，就是典型例證。

對手強大：曹魏的“淮南鐵壁”

• 頂級防線：曹魏始終將淮南視為防御重心，派駐滿寵、劉馥等能臣干將，將合肥新城修筑成難以攻克的堡壘。

• 反應迅速：中原四通八達，曹魏中央精銳騎兵可快速增援（如司馬懿援救樊城），而東吳勞師遠征，利于速戰，最怕僵持。

內部掣肘：江東政權的“天花板”

• 兵制局限：東吳軍隊多由豪族私兵部曲組成，將領更在意保存自家實力，攻堅意志和協同作戰能力常受制約。

• 后顧之憂：山越叛亂、荊州上游防御（防蜀）、后方交州穩定等，都分散了其專注北伐的力量和注意力。

▎區域政權欲突破地緣的反復試探

孫權的北伐，本質是一個地域性政權試圖突破地緣天花板，在現實中不斷碰壁的過程。它不像諸葛亮的北伐那樣充滿理想主義的悲情，而是現實主義的反復試探。

其“屢敗屢戰”的動力在于：北伐是維持江東政權內部凝聚力、彰顯自身正統性、并尋求哪怕一絲破局可能性的必要手段。即使不能成功，也能以攻勢鞏固防線（保住長江），并成為與蜀漢同盟、對內立威的政治籌碼。

因此，孫權的北伐史，是一部清醒的、功利的、受制于現實的擴張史。它揭示了在三國鼎立中，東吳為何最終選擇了最務實的道路——無法統一天下，便竭力經營好東南一方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