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民警和輔警接受請托，違規為他人出具虛假立功材料，獲刑

• 陜西浩公律師事務所 刑事研究院 文章/李永輝

一、案例

接受他人請托后，H省X市一派出所的民警龍某和輔警劉某違規為他人出具虛假立功材料，并收受現金。X市Y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龍某、劉某犯徇私枉法罪，分別判處兩人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和拘役4個月，緩刑6個月。因不服一審判決，龍某提起上訴。H省X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審認定，2023年12月，陳某（已判刑）因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被法院取保候審。案件審理期間，陳某為尋找立功線索減輕處罰，以達到判處緩刑的目的，于2024年1月上旬請親戚馬某幫忙尋找立功線索。后馬某聯系上X市公安局Y分局Y派出所民警龍某，并請托龍某為陳某尋找立功線索，幫助陳某判處緩刑。龍某將派出所輔警劉某介紹給馬某、陳某認識并接受兩人吃請。此后，龍某安排劉某尋找合適的案件，劉某提議用該所正在偵辦的鄭某賭博案作為立功材料，龍某遂授意劉某去具體制作虛假立功表現材料。

2024年1月30日，龍某將劉某制作好的虛假《立功表現》私自加蓋派出所公章，并隨同《舉報材料》等一起交給陳某、馬某，兩人后將該立功材料遞交給法院。后馬某送給龍某現金1萬元，龍某將其中8000元分給劉某，自己獲利2000元。

2024年2月底，龍某應馬某請托，前往法庭，在《立功表現》材料上簽署本人名字。同年3月6日，龍某又應馬某請托，安排劉某為陳某制作了一份報案詢問筆錄，并將時間落款為2024年1月8日。

但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向龍某核實鄭某的抓獲經過時發現，龍某為陳某偽造的立功表現材料存在舉報時間晚于案發時間的問題。因無法完成請托，龍某要求劉某退其8000元，后將1萬元現金退還給馬某。

法院審理時，也未認定陳某具有立功表現。

法院認為，龍某、劉某任職派出所民輔警期間，徇私情私利接受請托、收受財物，違規出具虛假立功材料，意圖使罪重的人受較輕的追訴，其行為構成徇私枉法罪。在共同犯罪中，龍某系主犯，劉某系從犯。龍某系坦白、劉某系自首，予以從輕處罰。遂作出上述判決。

二、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一款、第四款 【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員收受賄賂，有前三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一）犯罪主體

司法工作人員。

（二）定罪量刑標準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6〕2號）

一、瀆職犯罪案件

（五）徇私枉法案（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一款）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1.對明知是沒有犯罪事實或者其他依法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采取偽造、隱匿、毀滅證據或者其他隱瞞事實、違反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責任為目的立案、偵查、起訴、審判的；

2.對明知是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人，采取偽造、隱匿、毀滅證據或者其他隱瞞事實、違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偵查、起訴、審判的；

3.采取偽造、隱匿、毀滅證據或者其他隱瞞事實、違反法律的手段，故意使罪重的人受較輕的追訴，或者使罪輕的人受較重的追訴的；

4.在立案后，采取偽造、隱匿、毀滅證據或者其他隱瞞事實、違反法律的手段，應當采取強制措施而不采取強制措施，或者雖然采取強制措施，但中斷偵查或者超過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措施，實際放任不管，以及違法撤銷、變更強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脫離司法機關偵控的；

5.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出枉法判決、裁定，即有罪判無罪、無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的；

6.其他徇私枉法應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

（二）共犯的認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關于非司法工作人員是否可以構成徇私枉法罪共犯問題的答復》（〔2003〕高檢研發第11號）

非司法工作人員與司法工作人員勾結，共同實施徇私枉法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以徇私枉法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

本案中，民警龍某和輔警劉某接受他人請托后，違反法律規定，為他人出具虛假立功材料，并收受現金，故意使罪重的人受較輕的追訴，構成徇私枉法罪。

三、法律延伸

1.《刑事審判參考》第237號：李某賓徇私枉法、接待不合格兵員案：徇私枉法罪“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

徇私枉法罪的本質特征是司法工作人員刑事訴訟行為的枉法性。“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具體表現為三種行為：一是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通常是指負有偵查、檢察職責的司法工作人員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是無罪的，仍然為徇私情、私利，采取偽造、隱匿證據或者其他隱瞞事實、違背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責任為目的對其進行立案、偵查（含采取強制措施）和起訴。二是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通常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明知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人，采取偽造、隱匿、毀滅證據或者其他隱瞞事實、違背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追究，或者在立案后，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應該采取強制措施而不采取強制措施，或者雖然采取強制措施，但無正當理由中斷偵查或者超過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措施，實際放任不管，以及違法撤銷、變更強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脫離司法機關偵控等行為。故意包庇不使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事實，既可以是全部犯罪事實，也可以是部分犯罪事實；既可以是構成犯罪的事實，也可以是從重處罰的事實。三是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這是指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出枉法判決、裁定，即有罪判無罪、無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的情形。

徇私枉法罪是行為犯，一般不以是否發生行為人所追求的后果為條件，只要行為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實施了上述其中的一種徇私枉法或者徇情枉法行為，且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應當認定構成犯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對于徇私枉法行為“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徇私枉法罪的成立，是不以“情節嚴重”為必要條件的。“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只是本罪加重處罰的情節，直接影響著對行為人犯徇私枉法罪的量刑。雖然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沒有規定徇私枉法“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的具體情形，但參照審判實踐經驗，對于刑法規定的情節犯和情節加重犯，一般應當從行為人的手段是否惡劣、后果是否嚴重、是否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等方面綜合分析認定。就徇私枉法罪而言，對于因行為人的徇私枉法或者徇情枉法行為，致使無辜的人被追究刑事責任，或者使已經構成犯罪的人逃脫了刑事追究，或者重罪輕判、輕罪重判，嚴重損害社會主義法制尊嚴的，應當根據具體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認定為徇私枉法“情節嚴重”或者“情節特別嚴重”。

2.《刑事審判參考》第126號：楊某才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案：司法工作人員徇私向犯罪分子通風報信構成徇私枉法罪

徇私枉法罪和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在主觀上都要求明知行為對象是犯罪的人(徇私枉法罪還包括明知是無罪的人的情形)，就枉法不追訴的情形而言，二者又都表現為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幫助其逃避刑事追究，但二者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一是主體方面，徇私枉法罪的主體是司法工作人員，而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的主體則是負有查禁犯罪活動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二是主客觀方面，徇私枉法罪表現為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到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到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三種情形，且要求具有徇私、徇情的動機，而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的客觀行為僅表現為向犯罪分子通風報信、提供便利以幫助其逃避處罰，且主觀上并不特別要求必須具徇私、徇情的動機。楊有才的行為從表面上看是向犯罪分子通風報信，提供逃避追訴的便利，但其目的卻是為了防止二人被抓獲后供出付松召，使付受到追訴。因為付松召歸案后，就會使楊有才收受錢財的事情暴露，這才是楊有才行為的動機所在。因此，楊有才的行為中雖包含為犯罪分子通風報信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仍是為了個人私利，而包庇付松召不受追訴。依照刑法理論，這是一行為觸犯兩罪名，應按重罪即徇私枉法罪定罪處罰。

徇私枉法罪(枉法不追訴的情形)與包庇罪的客觀方面都表現為包庇行為，但二者的外延不同。作為一般自然人，由于受本身能力、條件所限，大部分情況下只能是“作假證明包庇”；而司法工作人員由于其職務便利，與自然人相比，擁有比自然人更多的可憑借條件，除“作假證明包庇”外，還可以通過隱情不報，怠于職責，通風報信，強迫、誘使證人、犯罪嫌疑人作虛假陳述等多種手段袒護犯罪分子，不能因此而否認其行為的包庇性質。本案中楊有才正是利用職務便利放棄對犯罪分子付松召的抓捕，并向領導隱瞞付的情況，后又為另外兩名犯罪分子通風報信，在其二人歸案后又指使他們作虛偽供述，以使付松召參與犯罪的事實不暴露出來，從而達到袒護付松召的目的，其行為無疑是一種包庇行為。

3.程某華徇私枉法案：審查起訴人員明知他人有罪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到追訴構成徇私枉法罪

徇私枉法罪所涉及的“有罪”,即是指涉嫌犯罪,也就是對“有罪”要作擴張解釋。從此案事實來看,張某政等人貪污、挪用公款案在郊區檢察院反貪局偵查終結后移送該院起訴科審查起訴,此時張某政等人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即張某政等人涉嫌犯罪。被告人程某華在審查起訴過程中,通過閱卷已了解到李某祥、夏某堂對30萬元共同貪污之事供認不諱,申某生與姚某海則先供后翻,根據程某華的業務水平、對法律知識的掌握,他應當能夠判斷出被告人張某政涉嫌犯罪。被告人程某華在明知他人有罪的情況下,實施了泄露案件秘密、授意他人寫匿名信、違背法律規定程序取證等一系列包庇行為,目的就是為了使張某政的貪污問題不受追訴。綜上所述,被告人程某華明知張某政有罪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訴,其行為符合徇私枉法罪的特征,故應認定其構成徇私枉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