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AI陪伴：技術撫慰的邊界在何處

宋玉茹/文

當前，情感型對話機器人、老年陪伴設備等，正以溫和、克制、幾乎不打擾的方式，悄然滲透進人類最私密的精神領域。

當AI以陪伴者的姿態進入人類生活，問題便從技術維度轉向了更為深刻的情緒與關系變革。在孤獨加劇、社會關系日益疏離的背景下，它們為許多人提供了情感回應的即時性與穩定感，填補了現實中的某種空缺。

心理學家海靈格那句“無回應之地便是死地”，精準揭示出人類對情感聯結的本能渴求，AI正以技術手段回應這一需求。

然而，AI陪伴的本質與傳統陪伴截然不同。它并非獨立的情感主體，其背后是由算法、平臺與資本構成的系統網絡。情緒安撫因此不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是被設計、可調控甚至可商品化的技術服務。

當持續互動建立起信任，當依賴在無形中形成，我們必須追問：情緒價值能否被外包？精神陪伴是否正在變成一種可被運營的產品？當人們將信任托付給技術系統時，他們是否真正清楚自己是在與誰建立關系？

這已不僅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關乎社會結構、心理邊界與公共倫理的時代議題。在AI重塑陪伴形態的今天，我們亟需審視：這種被技術中介的情感聯結，將如何改變我們理解信任、依賴與存在的方式。

被設計的陪伴

AI之所以被視為“情緒價值的提供者”，首先在于它具備了某些與傳統陪伴形式相似的功能特征。無論是寵物（尤其是貓狗），還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陪伴，情緒安撫往往并不依賴復雜的理性交流，而是建立在持續回應、穩定存在與情感投射之上。

從表層體驗看，AI陪伴與養一只小貓頗為相似。它不會反駁、不會指責，更多時候只是安靜地陪著。這種低沖突、高可控的互動模式，恰恰契合了當代社會中不少人對關系的期待：既渴望陪伴，又畏懼復雜的人際成本。然而，正是在這種相似性之下，AI陪伴與傳統情緒關系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首先，小貓等寵物作為獨立生命體，其不可預測性和自主性構成了真實關系的基石。AI陪伴則截然不同：它并非自然的情感主體，而是由算法、數據與商業目標共同塑造的系統。用戶感受到的所有“關懷”與“理解”，都源自一套被精心設計、以優化用戶粘性為目標的反饋機制，背后始終存在著平臺公司與技術團隊的運營邏輯。這意味著，AI陪伴是一種可被升級、修改乃至隨時中斷的被設計交互。

這種根本的結構性差異，使得權力與控制的可能性從技術誕生之初便被嵌入其中，而這正是傳統情感關系中幾乎不存在的隱憂。

近年來，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加快與獨居人口增加，陪伴型AI與機器人市場發展迅速，已成為應對社會需求的重要技術路徑。

國內已出現眾多具體應用案例，且當前市面主流陪伴機器人已形成明確分工，如優必選萌UU側重情感互動與個性化陪伴，米兔機器人聚焦編程教育功能，這體現了AI陪伴產品正從通用型工具向細分需求場景深度演進。

市場數據顯示，全球AI陪伴產品市場正處于高速擴張階段，不同細分領域呈現出差異化的增長態勢。

2024年全球AI陪伴平臺市場規模約為60.5億元，預計到2031年將接近120.8億元。AI陪伴機器人市場2023年規模已達750億元，預計2029年將突破3000億元，年增長率超過25%。

2024年全球AI寵物市場規模達到13.9億美元，預計2030年將突破35億美元。工信部數據顯示，中國智能AI陪伴玩具市場表現尤為突出，2024年我國AI玩具市場規模達到246億元，預計2025年全年將增至290億元。

從市場數據來看，AI情緒照料的興起已是蓬勃發展的產業現實。

然而，當技術資本正以精確的算法和精準的市場切分，將人類的情感需求轉化為可量化、可運營的商業模式時，我們更需清醒地追問：這種“被設計的陪伴”，究竟是為人類情感世界打開了一扇新的窗，還是在悄然構筑一座更精密的圍城？數據勾勒出市場的規模，卻無法定義關系的深度。這正是技術浪潮下，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情感與倫理悖論。

信任的生成與權力的嵌入

任何一種情緒陪伴形式，一旦能夠持續存在，便不可避免地涉及“依賴”的生成。AI陪伴之所以具有強烈吸引力，并不在于其情感的真實性，而在于它在技術層面高度契合了人類依賴關系形成的心理機制。

首先是高頻互動與持續回應。相較于現實中的人際關系，AI幾乎不存在時間成本與情緒摩擦。它可以隨時回應用戶的傾訴，不會表現出厭倦、拒絕或冷淡。這種穩定、可預期的反饋，容易讓使用者產生安全感。

其次是情緒投喂機制。通過分析用戶語言、語氣與行為模式，AI不斷調整回應方式，使對話更貼合個體偏好，從而形成一種“被理解”的主觀體驗。

在心理層面，這種過程往往呈現出從越來越信任到越來越依賴的路徑。信任并非源于AI具備道德判斷或情感主體性，而是來自持續正反饋的累積。當使用者在情緒低谷時獲得安撫，在孤獨時獲得陪伴，這種體驗會逐漸內化為心理依賴。一旦依賴形成，AI便不再只是工具，而開始承擔某種情緒支點的功能。

正是在此基礎上，隱形的控制結構開始顯現。與傳統情緒陪伴不同，AI陪伴背后始終存在平臺與資本的介入，其控制并非以強制形式出現，而是通過系統規則與服務條件悄然實現。

第一種控制體現在經濟利益層面。情緒陪伴型AI多依賴訂閱制或增值服務，當用戶的情感依賴與特定服務深度綁定，付費便可能從消費行為轉化為維系心理穩定的“必需品”。

一旦服務中斷或價格變動，用戶失去的將不僅是工具，更是已成習慣的情感支柱。這與無人駕駛汽車類似，其“自主”能力完全依賴于后臺系統的持續支持與授權，一旦斷供即告失效。

第二種控制則更為隱蔽，作用于精神與認知層面。AI并非中立表達者，其回應方式、價值判斷乃至安慰邏輯，均受算法設計、平臺策略與商業目標的深刻塑造。平臺可通過調整參數，潛移默化地決定“如何引導情緒”“強化何種觀點”。

當陪伴與信息分發功能合一時，商業邏輯便可能滲入對話：廣告主的利益可能影響內容推薦，特定敘事被反復投喂，使用戶的認知與情緒在無形中被導向預設的軌道。這種隱藏在溫情交互背后的塑造力，構成了更深層的控制形態。

美國近年來已出現多起相關案例，引發學界與監管層關注。

2025年12月發生的一起極端案件更是將問題推向頂峰：一名長期依賴ChatGPT進行情感傾訴的男子，在AI對其偏執妄想的不斷肯定和強化下，最終釀成殺害母親的悲劇，并導致OpenAI在年底面臨首例AI關聯謀殺訴訟。

此外，多起集體訴訟指出，AI會通過與心理脆弱用戶建立“共同妄想型綁定”，使其在現實關系中出現退縮、判斷能力下降。當平臺調整算法或限制功能后，部分用戶也表現出明顯的焦慮與失控反應。種種案例表明，問題并不僅限于個體心理適應，而可能引發更廣泛的社會心理連鎖效應與法律倫理挑戰。

當大量個體的情緒調節、信息獲取與價值判斷，集中依賴于少數技術平臺時，社會心理結構本身便會發生變化。信任不再主要建立于人與人之間，而被轉移至由資本與算法共同塑造的系統之中。這種轉移，或許高效、便利，卻也使情緒與認知層面更容易受到集中化力量的影響。

因此，AI陪伴的風險并不在于“它是否會產生感情”，而在于當信任與依賴被系統性地吸納進平臺結構之中，人類是否仍然清楚自己在與誰建立關系，又是誰在背后，決定這種關系的邊界與走向。

技術撫慰的邊界

在審視AI陪伴的風險前，我們必須承認其現實效用：在老齡化與社會疏離的背景下，它為許多獨居者或缺乏支持的人提供了持續回應、低門檻傾訴的補位，有效緩解了孤獨感，這是其迅速擴張的社會基礎。然而，正因其“有效”，更需警惕邊界。

古希臘皮格馬利翁迷戀自己雕刻的完美雕像伽拉忒亞，神話隱喻深刻揭示了當回應被設計得極致精準時，情感投射與真實關系的界線便會模糊。

AI提供的理解與共鳴，體驗雖真實，卻源自對用戶需求的算法匹配與優化，而非獨立情感主體的自發互動。這種“被設計的回應”極易讓人將高效的情緒安撫，誤解為一段真正的關系，從而模糊了工具效用與情感聯結的本質區別。

與傳統情緒關系不同，AI陪伴不建立在互為主體的基礎之上。現實中的陪伴，無論是親情、友誼還是親密關系，都包含責任、摩擦與不可控性，這些正是關系塑造與個體成長的重要條件。

AI所提供的是一種高度可控、低沖突、持續正反饋的互動結構。它減少了被拒絕的風險，也降低了情緒成本，卻同時削弱了關系中“他者性”的存在。這使得陪伴更像一種被優化的情緒功能，而非需要共同承擔的社會關系。

因此，AI陪伴的核心風險并不在于個體是否“沉迷”，而在于其結構性后果。當越來越多人的情緒調節、安撫與自我確認，穩定地外包給技術系統，情緒支持便從去中心化的人際網絡，轉移至高度中心化的平臺結構之中。

這種轉移帶來雙重脆弱性：其一，情緒供給依賴于商業系統的持續運作，一旦服務策略調整、平臺退出或功能受限，情緒支點可能在短時間內失效；其二，個體在長期適應低摩擦撫慰后，可能逐漸削弱處理現實關系中復雜情緒與沖突的能力。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AI陪伴正在悄然改變社會對“情緒價值”的理解方式。當孤獨被轉化為可被產品化、服務化的問題，情緒勞動便容易從公共與關系層面退場，轉而由技術解決方案承接。孤獨不再被視為需要共同回應的社會議題，而成為個體通過消費行為加以解決的私人問題。這種轉化并非沒有代價，它可能進一步弱化社會對照護、陪伴與情緒責任的集體想象。

因此，問題并不在于是否應當使用AI陪伴，而在于如何界定其位置。AI可以成為情緒支持的補充，卻不應成為唯一的托付對象；可以緩解孤獨，卻不應取代人類關系本身。

正如皮格馬利翁的神話所警示的那樣，當人將情感完全投射于人造之物，真正需要被反思的，并非造物是否足夠逼真，而是人是否仍然清楚，自己面對的是工具，還是關系。

在技術提供溫和撫慰的同時，保持對邊界的自覺，或許正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情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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