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8月8日下午5點，這絕對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尷尬，也是最絕望的一刻。
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尚武，滿臉堆笑地走進莫洛托夫的辦公室。
這哥們兜里揣著東京發來的加急電報，滿腦子都是怎么忽悠蘇聯人出面當個“和事佬”，拉日本一把。
結果呢，莫洛托夫連坐都沒讓他坐穩，直接掏出一張紙就開始念。
佐藤聽著聽著，冷汗就下來了——這哪里是調停書，分明是閻王爺的催命符：宣戰公告。
那一瞬間，東京大本營苦苦守著的最后一張底牌，直接被撕得稀碎。
現在很多人一聊起日本投降，腦子里第一個畫面肯定是廣島那朵巨大的蘑菇云。
畢竟那玩意兒視覺效果太炸裂了，弄的大家都以為是兩顆原子彈把日本炸跪的。
但你要是真去翻翻當年的御前會議記錄，就會發現一個特別毀三觀的事實：在那幫戰爭狂人眼里，原子彈不過就是威力大點的炸藥包，只要能保住天皇，死幾百萬人根本不算個事兒。
那時候的日本高層，其實就是一幫輸紅了眼的賭徒。
雖然太平洋上已經被美國人揍得滿地找牙，國內也被燃燒彈燒得跟烤爐似的，但他們還在那做著“本土決戰”的春秋大夢。
他們的邏輯特奇葩：只要我能把這一億國民都綁上炸藥包，搞個“一億玉碎”，美國人肯定怕死人，到時候就能坐下來談談條件。
哪怕廣島沒了，他們還在那掐著指頭算，美國手里到底還有幾顆原子彈，能不能硬扛過去。
真正把他們嚇破膽，直接導致心理防線崩盤的，其實是來自北方的履帶聲。
這幫人一直活在一個巨大的信息繭房里，死死抱著《蘇日中立條約》這根救命稻草。
他們天真的以為，斯大林為了防止美國在遠東一家獨大，肯定愿意拉日本一把，甚至幻想蘇聯能幫著保住天皇制。
說白了，這就是溺水的人，看見根稻草都覺得是救生圈。
直到廣島核爆后那三天，這幫人還在那爭論要不要找蘇聯調停，簡直就是現實版的“不見棺材不落淚”。
可惜啊，歷史的劇本早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被三巨頭給敲定死了。
斯大林是個典型的現實主義狠人，他答應過盟友，德國投降三個月后就對日宣戰。
咱們來算算時間，德國是5月8日投降的，掐指一算，8月8日剛好三個月，一天都不帶差的。
這就是大國博弈的殘酷，你的救命稻草，其實是人家早就磨好的屠龍刀。
為什么蘇聯出兵比原子彈更讓日本高層哆嗦？
因為原子彈炸的是城市，殺的是老百姓，這對那幫冷血的軍國主義分子來說，只是個數字。
但蘇聯紅軍這一動，直接就是奔著把日本“肢解”去的。
一旦蘇聯坦克開進北海道，那日本很可能就會像德國一樣，被切成兩半，北部歸蘇聯，南部歸美國。
對于把“國體”看得比命還重的日本皇室來說，國家分裂、天皇被廢，這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8月9日凌晨，當蘇聯紅軍像潮水一樣從東、西、北三個方向涌入中國東北時，東京那幫人徹底傻眼了。
那個號稱“皇軍之花”、吹得神乎其神的關東軍，在蘇聯的鋼鐵洪流面前，脆得跟紙糊的一樣。
但這事兒吧，咱們得把時間軸拉長了看，不能光看這最后幾天。
說實話，1945年的關東軍早就是個空架子了。
為啥這么不經打？
這得歸功于中國戰場整整十四年的瘋狂放血。
中國就像個巨大的磨盤，一點點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精銳骨血都給磨沒了。
為了填補關內戰場的巨大消耗，后來又要填太平洋那個無底洞，日本大本營不得不一次次從東北抽調精銳部隊。
那些能打的老兵、像樣的重武器，早就扔在中國戰場的泥潭里了。
留給蘇聯人打的，大部分都是臨時抓來的老弱病殘，有的部隊連槍都配不齊。
這場戰爭的最后階段，實際上演變成了一場絕望的“賽跑”。
日本高層知道蘇聯出兵的那一刻，腦子里想的已經不是“怎么打”，而是“向誰投降”。
如果向美國投降，還得快點，要是慢了讓蘇聯人占了先機，那以后天皇的日子可就不好過了。
這種對蘇聯體制的極度恐懼，才是逼著鈴木貫太郎內閣迅速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根本原因。
說到底，原子彈是狠狠踹了日本一腳，讓它痛得直不起腰；而蘇聯的出兵，則是直接封死了大門，還要放狗咬人，逼得它不得不跪下喊救命。
1945年8月15日中午，那充滿電流雜音的“玉音放送”響徹日本列島。
很多前線的小鬼子聽到天皇宣布投降，第一反應不是哭，而是懵。
他們那個“神州不滅”的神話，就在那個燥熱的午后，徹底畫上了句號。
后來，在那份投降書上簽字的時候，重光葵的手一直在抖，也不知道是氣的，還是嚇的。
參考資料：
長谷川毅，《與敵人賽跑：斯大林、杜魯門與日本的投降》，新華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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