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提出抗議，話音剛落，中方發起第二波制裁，高市被催“下臺”

針對中方管控措施,日本提出抗議，然而話音剛落，中方發起第二波制裁，與此同時高市被催“下臺”。那么，日本執迷不悟會付出那些代價？中國還會不會繼續升級反制措施？

由于高市早苗拒絕撤回涉臺錯誤言論，中國商務部在1月6日宣布，加強對日本軍民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明確禁止所有可能用于日本軍事用途、或有助于提升其軍事實力的相關出口。對于中方頒布的措施，日本外務省隨即“跳腳”，在7日凌晨緊急發表聲明，指責中方措施“偏離國際慣例”，并提出所謂強烈抗議，要求中方撤回決定。但幾乎就在這番抗議話音剛落，中方第二波反制接踵而至。

1月7日，商務部宣布對原產于日本的進口二氯二氫硅發起反傾銷立案調查。這一決定表面看是經貿案件，實質卻極具指向性。二氯二氫硅并非普通化工品，而是高端半導體制造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材料，廣泛用于外延膜、氮化硅膜、多晶硅膜等工藝，直接關系到邏輯芯片、存儲芯片乃至先進武器系統的核心部件生產。

從程序上看，這一調查完全符合中國反傾銷條例的要求：有國內產業申請、有明確證據、有清晰調查期和產品范圍。從節奏上看，這并不是簡單的“以制裁回應抗議”，而是一套完整的組合拳。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瞄準的是日本軍事能力擴張的物質基礎。

而反傾銷調查，則直指日本在半導體上游化工材料領域的切身利益。兩種手段釋放出同一個信號，日本如果選擇把涉臺問題政治化、軍事化，中國的回應就不會只停留在外交層面，而會同步作用于其最依賴中國市場和供應鏈的高端產業環節。

這也是日本市場迅速給出負面反饋的原因之一。日經指數在此前連續大漲后突然轉跌，企業界對風險的直覺反應，遠比政客更誠實。野村綜合研究所測算，如果中國對相關物項的管制持續三個月，日本經濟損失可能高達6600億日元。若持續一年，GDP下滑將不再是邊際波動，而是結構性沖擊。更關鍵的是，這些損失集中在半導體、汽車、電池、軍工等“國家級產業”，根本不是短期替代可以解決的。

當外部壓力迅速轉化為內部成本，日本政壇的裂縫也隨之顯現。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率先發難，表示可能會在1月23日發起“不信任案”。根據《日本國憲法》規定，如果不信任案得到了通過，那么日本內閣只剩兩個選擇，要么集體辭職，要么提前解散眾議院進行選舉。

野田佳彥這波攻勢，并非簡單的黨爭操作，而是日本政壇對高市路線風險的集中反應。高市在上臺初期，憑借“強勢”人設確實贏得了一段短暫蜜月期，但隨著挑釁中國導致經濟與外交成本逐步顯現，這種建立在情緒動員之上的支持，開始迅速松動。

高市原本以為能靠反華人設提高個人聲望，但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并不具備安倍晉三當年的政治條件。安倍之所以能在對華強硬與對華關系修復之間來回切換，是因為他背后有穩固派閥、充足資源和經貿合作作為緩沖墊。而高市既缺乏黨內整合力，也缺乏經濟籌碼，卻選擇在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不斷挑釁，等于直接把日本推到一個進退失據的位置。

可以預見的是，若高市早苗仍拒絕糾錯，局勢只會朝著更糟糕的方向發展。而對中方而言，工具箱遠未用盡，日方若仍舊在臺海問題上踩線，那么我們也不介意再一次升級反制措施。至于“高市被催下臺”，那只不過是日本政治機制對失誤路線的自然反應。若不信任案進入實質階段，高市內閣無論是集體辭職，還是解散眾議院提前選舉，政治前景都將異常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