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山東有位烈士遺孀想吃頓肉，菏澤地委書記抽了自己一耳光

1980年11月，山東菏澤地委開著擴大會議，本來正匯報工作呢，氣氛挺正常的。

突然，“啪”的一聲脆響，把底下幾十號人都給整懵了。

坐在主席臺正當中的地委書記周振興，毫無征兆地站起來，對著自己那張清瘦的臉，狠狠就是一巴掌。

這一下力道大得嚇人，整個會議室瞬間安靜得跟墳地似的，連喘氣聲都聽不見。

大伙兒都驚恐地盯著這位剛來不久的一把手，心想這是出啥大事了？

周振興根本沒管別人的眼光，眼淚就在眼眶里打轉，顫抖著吼了一嗓子：“同志們，我們就不是人啊！

我們有罪！”

堂堂地委書記在公開場合“自殘”，不為別的，就為了一碗沒送到的紅燒肉。

這事兒還得往前倒幾天。

周振興剛上任，想摸摸菏澤這個“老窮窩”的底，就帶著秘書去了鄆城縣韓集鄉的紅三村。

那時候的魯西南，窮得那是出了名的，雖然改革開放的口號喊響了，可這地界兒積攢多年的窮氣，哪是一時半會兒能散的。

周振興走進一戶土坯房的時候，屋里黑得像地窖，他在門口站了好半天眼睛才適應過來。

那房子矮得得低頭進，墻壁四處漏風。

土炕上坐著個老太太，滿頭白發，瘦得簡直就剩一把骨頭架子了。

屋里除了點干柴火和幾件破爛得不能再破爛的家具，真的是家徒四壁。

隨行的鄉干部介紹說，這老太太叫伊巧云，是村里的老戶，日子過得挺緊巴。

周振興心里不是滋味，上去握著老人的手，按慣例問問有啥困難，想吃點啥、缺啥盡管說。

老人那雙渾濁的眼睛動了動，嘴唇哆嗦半天，像是下了好大決心，才怯生生地冒出一句：“書記，我不圖別的，就想吃頓肉，帶肥的那種。”

這句話一出來，周振興感覺心口被人狠狠扎了一刀。

要知道那是1980年啊，雖然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這會兒要想吃頓肉，對絕大多數家庭來說真不算啥登天的事兒。

可眼前這位老人，竟然把“吃頓大肥肉”當成了向地委書記提的唯一愿望，還是那種小心翼翼、怕給領導添麻煩的口氣。

緊接著，村干部的一番介紹，直接讓周振興破防了。

這位衣衫襤褸、連頓肉都吃不上的老太太，竟然是抗日英雄劉齊濱的結發妻子。

劉齊濱是個啥人物？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熟，但在魯西南抗戰史上，那可是響當當的一號人物。

他是鄆城縣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縣長，當年在冀魯豫邊區那是叱咤風云的革命家。

在那個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年代，劉齊濱把家里的家產全賣了，拉起隊伍打鬼子。

而伊巧云呢，這女人更不簡單，丈夫犧牲后，她一個人拉扯大孩子，又把三個兒子全送上了戰場。

結果呢？

三個兒子，全沒了，都犧牲在戰場上了。

這家人為了這個國家，真的是流干了最后一滴血，把能給的命全給了。

可就是這么一位滿門忠烈的功臣遺孀，當硝煙散去大家都過上安穩日子的時候，她卻縮在這個漏風的土屋里，連想吃口肥肉都得用“求”的語氣。

這算什么事？

這種巨大的反差，讓周振興感到一股子寒氣從腳后跟直沖天靈蓋。

他看看墻上那張泛黃的烈士遺照，再看看眼前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心里的防線徹底崩了。

這不僅僅是心疼，這是一種作為地方官的恥辱。

我們天天喊“吃水不忘挖井人”，結果挖井人的老婆連口水都喝不飽。

周振興當時就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掏出來，一把塞給鄉干部，命令他們趕緊去買肉，做好了馬上端給老人。

但他心里清楚，這頓肉能填飽老人的肚子，可填不平他心里的愧疚，更填不平這個社會欠烈士的良心債。

回到地委后，周振興這心里就像壓了塊大石頭，怎么都不得勁。

那碗紅燒肉成了他的心病。

在地委擴大會議上，他壓抑許久的情緒終于憋不住了，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巴掌。

那一巴掌，說是打在他自己臉上，其實是打在在場所有干部的良心上。

那時候大家都忙著搞經濟、看指標，差點就把革命的初心給忘干凈了。

他在會上痛心疾首地說：“烈士們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如果連他們的親人都養活不起，我們這些后來者，有什么臉面坐在臺上指點江山？”

烈士流血，親人流淚，這要是讓地下的英靈知道了，棺材板都壓不住。

這一巴掌，也真就把菏澤的扶貧工作給打醒了。

從那以后，周振興跟瘋了似的抓經濟、搞調研，特別是對烈士遺屬和老榮軍的待遇問題，搞了一次徹底的大排查。

凡是像伊巧云這種情況的，必須馬上解決，誰要是敢在這事兒上打馬虎眼，那就是往槍口上撞。

這不僅僅是完成任務，更像是在贖罪。

這事兒在當時震動挺大的。

它讓很多人意識到，在那些宏大的報告和數據下面，還有一個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

不能因為路走得太快，就把當初領路的人給甩在塵埃里不管了。

伊巧云老人的晚年后來得到了妥善照顧，但那句“想吃頓肉”的請求，像個傷疤一樣留在了那一代干部的記憶里。

歷史這車輪子滾得是快，但咱們往前跑的時候，真得回頭瞅瞅，別讓那些為咱們拼過命的人掉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