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 | 江蘇溧陽鮑家發現環太湖地區最早史前遺址

發掘概況

鮑家遺址位于江蘇省溧陽市昆侖街道城北大道2023號“溧陽中聯金新材料智慧園區”內（原鮑家村北側），地處太湖西北部的平原地帶，南距南溪河約600米，東距太湖約50公里。2021年至2022年溧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文物資源區域評估過程中發現該遺址。2023年4月起，由江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南京博物院組織對鮑家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并將其納入江蘇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之太湖西部史前文化發展進程研究的課題中，發掘總面積為4100平方米。同時經2023年的初步勘探，遺址總面積逾9萬平方米，當前發掘區位于遺址東部邊緣。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鮑家遺址主體年代為距今8100~7500年，是環太湖地區目前發現最早的史前遺址。

鮑家遺址全景俯瞰（由東北向西南）

主要收獲

現發掘區以北、東兩面，分布著大范圍的湖相淤積層，淤積深度介于數米至十余米之間，面積已超過20萬平方米。鮑家遺址現存主體位于這片水域西側較高的臺地上，受早年開挖魚塘影響，臺地上的文化堆積大部分被破壞，僅留存灰坑與少量厚度在10～30厘米的新石器時期文化層。值得注意的是，在臺地向水域過渡的坡岸地帶，存在有一定厚度的早期湖相淤泥堆積層，分別為G4、G5。由于埋藏較深，免遭破壞，保存較好，堆積內含有大量的有機質及人類活動遺存。遺址廢棄后，又被晚期形成的湖相淤積層（G1）所覆蓋，G1土色青灰，細膩純凈，最厚處達3.5米，除在底部發現較多的樹木遺存外，未見其他包含物。

鮑家遺址發掘區影像

（一）典型遺跡

截至目前，已清理新石器時期的灰坑203座，集中分布于臺地上。灰坑開口大多被破壞，向下打破生土層。平面以圓形或橢圓形為主，少量圓角長方形和不規則形，形制較為規整。灰坑口徑普遍在30～150厘米之間，深度在40～60厘米左右。弧壁或斜壁較多，坑底多呈平底。除個別灰坑內部存在堆積分層現象外，絕大多數灰坑的堆積為一次性形成。坑內填土多為灰褐色黏土，相對疏松，含有炭屑、燒土、石塊、陶片與少量動植物遺存，與周圍紅褐色生土層有顯著區別。

其中，有五類灰坑頗具遺址特色。

1 袋狀坑，以H75、H108為典型代表，其核心特征為口小底大，形制規整，坑壁清晰。相較于南方地區的其他遺址，鮑家遺址袋狀坑的數量約占灰坑總數的1/5，占比較大。

2 動物埋葬坑，僅發現H64一例，坑內偏西處出土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頭向東北，前足壓在頭骨下，脊椎骨向西彎曲呈側臥姿態，后腿向軀干內蜷縮，通長約64厘米。

3 坑底鋪石坑，僅見H120，坑底分布著四塊較大石塊，北部1塊，南部3塊，可能為有意放置。

4 坑底附小坑，共6例，如H78，在大坑底一側附帶一個更深的圓形或橢圓形小坑，形制特殊，疑似柱坑。

5 燒土坑，坑內出土較多紅燒土結塊，尤以H176最具代表性，其近底部發現大塊燒土層，燒土層附近有豐富草木灰，散落較多碎陶片和少量碎石。

鮑家遺址典型灰坑

位于發掘區中部的G4是此次遺址發掘最重要的收獲。它疊壓于晚期湖相淤積G1之下，向東略呈喇叭形延伸出發掘區，南北最寬處約45米。整體地勢呈西高東低，南北兩岸高、中間低的特征，兩岸處距現發掘面深約1.5米，中心處距現發掘面深約4米。內部堆積至少可分7層，中心堆積最厚處達2.5米。其中G4①層發現有大量倒伏的樹木類遺存，包括樹樁、樹根、樹干、樹枝等，應該是遺址廢棄后形成的堆積；G4②層～G4③層，包含物豐富，出土大量的碎陶片，尤其在南北兩岸發現有兩處密集的螺殼堆積，最厚處約60厘米，堆積內伴出有較多人工制品與動植物遺存；G4④層～G4⑦層，文化遺物較少，以自然植物遺存為主。

鮑家遺址G4南岸螺殼堆積（上為東）

臺地北側，同樣發現有向外圍水域傾斜、與G4年代基本一致的湖相淤泥堆積G5。G5向北延伸出發掘區，目前僅在發掘區內對其進行解剖，整體呈南高北低的坡狀分布，南部開口距現發掘面深約1.7米，北部開口距現發掘面深約3.5米。內部堆積暫分為5層，最厚處約1.2米。其中，G5③層包含有大量碎陶片、動植物遺存以及少量燒土塊，南岸處同樣堆積著密集的螺殼，與G4相比，此處螺殼分布范圍更廣，厚度約40厘米。

鮑家遺址G5③層影像（上為東）

（二）重要遺物

鮑家遺址出土新石器時期的遺物包含人工制品和豐富的自然遺存兩大類。

人工制品根據質地可分為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蚌器、木器以及編織物等。

陶器以夾砂陶與夾蚌陶為主，也有部分泥質陶與夾炭陶。陶色以紅褐陶、灰褐陶、灰黑陶為主，器表施紅衣、內壁磨光的現象比較常見。平底器、圜底器和圈足器均有發現，以平底為多。器類主要包括陶缽、陶盆、陶碗、陶釜、陶罐、陶甑、陶盤、陶環、陶豆、陶杯、陶紡輪、陶支座以及大量長度不足2厘米的小型陶網墜等。其中，釜、罐、盆數量較多，造型多樣。陶釜有罐形圜底釜、斂口斜腹圜底釜與下腹部飾有細繩紋的折腹圜底釜等；陶罐有高頸罐、雙耳罐、侈口折沿罐、斂口疊唇罐、卷沿束頸罐等；陶盆可分為弧腹盆和折腹盆兩類，器形較大，多為素面。其他較具特色的器形還有圜底缽、折腹平底盤、圈足盤、帶流雙耳壺、圈足碗等。另出土有相當數量的器耳、器鋬類附件。紋飾以素面為主，也有少量繩紋、刻劃紋、戳印紋、附加堆紋及鏤孔。個別陶片表面飾有紅彩、黑彩與褐色點彩。

鮑家遺址出土典型陶器

玉器2件。一件形如玉璜，兩端通過實心對鉆而形成漏斗狀深孔，兩孔相貫通；另一件為玉環，外徑2厘米，孔徑1.1厘米，厚0.3厘米。

石器類型豐富，可辨器形有石錛、石斧、石刀、石核、石砧、石矛、石鐮、石鉆、刮削器、石鑿、石網墜、磨石等。其中以磨石為多，磨面明顯，可能與方便利用附近水資源磨制工具有關。

鮑家遺址出土玉、石器

骨角器數量較少，殘損較甚，但不難看出制作的精細程度。主要器類包括骨匕、骨針、骨錐、骨鏃、骨哨、骨管、骨帽形器、骨釘形器等。其中1件骨匕殘件內外都涂有生漆，是目前環太湖地區發現最早的漆器。

鮑家遺址出土骨器

鮑家遺址出土漆骨匕

木器保存良好，個別器形特殊，如“Y”形木器、扁橢圓形木器、雙尖木器、帶榫頭木器、帶銷釘木器、木槳等，此外也發現有一定數量經粗加工的木板、木棍，部分木器上有鉆孔、縛系等明顯的人為痕跡。

編織物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繩，推測是用麻、草類植物編織而成，將數根搓成一股，兩股編在一起，部分繩段上可見打結的痕跡；另一類為席狀編織物，可能由竹葦類植物縱橫交錯編織而成。

鮑家遺址出土部分木器

鮑家遺址出土木槳

鮑家遺址出土編織物

自然遺存包含植物與動物遺存。

植物遺存中，出土最多的是菱角、芡實、君遷子等，其中菱角又占有絕對優勢，表明水生類植物資源是鮑家先民采集利用的主要食物資源。同時發現有一定數量的炭化稻，通過對出土小穗軸形態的分析可知，當時人們對水稻的馴化已經達到較高程度。

動物遺存種類豐富，經初步鑒定，陸生動物包括鹿、犬、豬、圣水牛、貉、獐、鼬科、雉科動物等；水生動物有揚子鱷、黿、青魚、鯉魚、鱉、鳙魚、白鰱等，以及蚌、蜆、螺、貝等大量軟體動物，尤其是螺，出土數量龐大，為研究當時人類的生存環境提供了實物資料。

鮑家遺址出土植物遺存

鮑家遺址出土部分動物遺存

遺址價值與意義

1 鮑家遺址無論是遺跡現象還是出土遺物，都具有鮮明的自身文化特征，與周邊區域的同時代遺址在文化面貌與文化內涵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與顯著的差異性，是一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是研究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全新材料，也是江蘇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

2 遺址年代為距今8100—7500年，是迄今為止環太湖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將該區域史前文化發展進程向前推進近1000年，突破了現有“馬家浜（駱駝墩）-崧澤-良渚”的考古學文化譜系框架，填補了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的關鍵空白，也為長江文明溯源研究提供了關鍵實證。

3 鮑家遺址特殊的飽水環境使其中大量的有機質得以保存，其蘊含的環境與人文信息，既是重建當時古氣候、古地理環境的絕佳材料，又直接反映了先民的生業形態、經濟方式與生產生活狀態，是研究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環境變遷及其與人類活動關系的典型案例。

4 距今八千年前后，是我國農業起源的關鍵階段之一，鮑家遺址出土的水稻是環太湖地區目前發現最早的農業遺存，鮑家先民對水稻的馴化已經達到較高程度，這也為深入探討長江中下游地區稻作農業的起源、發展問題提供了有力支撐。

5 從出土遺物不難發現鮑家遺址與錢塘江以南的上山-跨湖橋文化、江淮地區的順山集文化等存在文化交流痕跡，對研究長江下游與周邊區域的文化格局、互動模式及此后的變遷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目前，鮑家遺址的考古發掘仍在持續推進，相關研究正逐步深化，隨著工作的開展，有望揭示更多信息。

江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京博物院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溧陽市博物館

執筆：蘆文俊、胡穎芳、李倩、徐桂霞、霍駿春

（圖文來源于“中國文物報”，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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