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享國276年,在這276年的時間里,明朝的最大邊防威脅來自北部邊境,包括北方的韃靼、瓦剌,西北的葉爾羌、土魯番,東北的女真,等等。從土木堡之變、庚戌之變等事件,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夷狄的勢力不可謂不強大。然而在長達276年的時間里,明朝統治者卻成功守衛了長達2700公里的北境防線。這是一個不小的成就。
那么,明朝統治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采取了哪些措施,才使得大明北境防線安然無恙呢?
1 遠征漠北
公元1368年,朱元璋打跑了元順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的首要任務是鞏固新成立的大明政權,而消滅元朝殘余勢力,建立北境防線就成了朱元璋和新生的大明政權的題中之義。
于是,朱元璋派大將軍徐達從北平出發向西進軍,一口氣俘獲了擴廓帖木兒部下4萬多名士兵。洪武二年,明軍橫渡洮河,直搗吐蕃軍營,吐蕃軍猝不及防,向明軍投降。洪武三年,明將鄧渝進兵蕃漢雜居的河州,建立河州衛,吐蕃十八族、大石門、鐵城、岷州等地民眾歸附。洪武五年,河州衛指揮使朵兒只、汪家奴赴闕朝貢,大明實現了對邊陲城鎮河州的有效控制。
洪武五年,明朝制定了一個出兵漠北的計劃,兵鋒仍是元將擴廓帖木兒,徐達、李文忠、馮勝三路大軍出征漠北。然而,此次出征喜憂參半,擴廓帖木兒本人依舊毫發無損。
此后,朱元璋通過招撫方式勸降北元等邊境四夷,取得一些效果。洪武二十年,明廷又決定對和林發動一次大規模北征,大將藍玉率軍一舉攻至捕魚兒海,俘獲脫古思帖木兒次子地保奴等人。
或以招撫,或見征討,朱元璋在邊防問題上的恩威之術運用得爐火純青。
至朱元璋去世時,明朝雖建立了北境防線,但時有反復。不過,元朝政權收復中原的企圖已被徹底粉碎。朱元璋最后對明朝邊防安全戰略的評估是,不應將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消耗在不必要的主動出擊中,而應將之投入鞏固邊防安全的建設中。
在經歷了靖難之役后,永樂帝朱棣登上皇位。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朱元璋時期在北境邊防上的策略。典型的兩點是:一是朱棣以陜甘、寧夏、大同、宣府、遼東五處總兵官,替代了此前諸王戍邊的舊制,設立一級軍政部門以節制諸衛所。二是朱棣在14年間發動了五次北伐戰役。
自永樂八年至永樂二十二年,永樂皇帝騰出時間、精力和人力物力,向漠北蒙古諸部發動了五次戰役,永樂皇帝本人甚至御駕親征。
朱棣的北伐似乎與其所謂的生死攸關的邊防安全問題關系不大,而更像一份天下道德和政治霸權的宣言。但是,朱棣的北伐,使得瓦剌和韃靼對邊防的襲擾明顯減少了,在一定時段內,發揮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朱元璋、朱棣時期對漠北草原所發起的一系列戰役還產生了一個間接后果,那就是在他們的鼓勵和武力炫耀下,成千上萬韃靼、瓦剌或其他族群人民自愿歸附明朝。這實際上又間接抽干了敵軍的有生力量。大量南下的人民,通常以成建制的方式,由其原先部族首領帶領,或安置于中原內地,或于邊境附近建立衛所。而明朝之所以愿意這樣混同華夷,而非將之拒之門外,顯然也是經過考量的,認為這樣有利于邊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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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攻轉守,構筑大明堡壘
以攻為守,是永樂帝選擇的邊防安全戰略。而他的孫子宣德皇帝朱瞻基則轉變了這一戰略,他開始專注于防守,淡化進攻,他認為進攻對將士的訓練要求更高,而防御則可以降低訓練要求。于是,永樂時期內遷的衛所,到了宣德時期不得不重新部署到北境,取消了輪番戍衛,采用衛所將士舉家實邊的方式,使得邊防兵力增加了一倍有余。
然而,這種防守的成本并不低。一是邊糧長途運輸問題突出。如,位于北京以北170公里的開平衛,每年就需要運糧4萬石,但人力不齊,很難保障。二是邊防工事漏洞多,守備不足。宣德五年,自懷安西陽河至永寧四海冶山口的44處險關,有39處兵力不足,敵軍可能會發動突然襲擊。三是邊防衛所險關調度指揮不統一,宣德帝決定設置完全都指揮使司,將宣府等16個衛所劃歸完全都指揮使司統一調度。四是情報工作人員俸給增加。以前明軍依托邊境瞭望塔、哨所、規復民眾的報告等來獲取韃靼人的動向,宣德時期明軍組建了“夜不收”這一特種偵察部隊,稱夜不收軍,需要更高的俸給供養。
慶幸的是,明廷想方設法保證了這種防守戰略的實施。宣德皇帝還多次巡邊,鼓勵戍邊將士。宣德九年,宣德皇帝第三次巡邊,在洗馬嶺遍閱防御城堡和士兵后,他認為邊將克用命,防御體系比宣德五年時更為嚴備了。
然而,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的土木堡之變,似乎說明明朝此前防守戰略存在弊端。
客觀上講,土木堡之變并不完全是明軍軍事防御失策和管理不善所致,這一事件中隱含著瓦剌與明朝之間迫切需要朝貢貿易的成分,瓦剌也沒有要占據中原的打算。土木堡之變不能被過度解讀為明朝政治肌體慢性惡化的結果,而是一個短暫的命運轉折。
土木堡之變以后,明廷與草原部落的關系并沒有更趨激化,總體上還是一種友好合作的朝貢關系。到了這個時候,似乎草原部落已經習慣了這種關系,朝貢已經成為他們與明廷交往的主要方式,而侵擾的目的與朝貢幾乎一致,就是獲取物資。明廷需要做的是處理好與邊防線外各部落、勢力之間的關系,以便對他們形成有效牽制。
到了成化皇帝朱見深時期,他對邊疆事務的處理值得稱道。他雖非善于預謀,亦非鐵腕君主,但他深刻地意識到,其任內,“北虜之患”已變得空前猛烈。起初,他希望效仿列祖揮兵漠北,殄滅虜寇,但當他發現勢在難為之后,開始轉向大規模的防御體系的建設。這一戰略轉折標志著曾經作為天下共主的大明王朝轉向內在,逐步退出與周邊頻繁的交流。
弘治皇帝朱祐樘時期是測試明朝邊防軍事防御體系韌勁的時期。弘治五年至弘治七年,明代北境邊防地帶幾乎都遭到了小規模襲擊,如北虜入甘肅、莊浪、古浪,殺官軍25人;入永昌,殺官軍60余人;入涼州,殺傷官軍40人;入鎮番,殺傷官軍10人;入山丹,殺傷官軍27人;等等。而在防線東部,朵顏三衛也開始尋釁滋事。對于邊境各處的襲擾,明軍似乎束手無策。弘治皇帝也沒有以雷霆萬鈞的方式處理涉事將官,然而,在處理吐魯番速檀阿黑麻吞并哈密衛一事上,明廷采用了番汗聯合行動,發動了宣德之后少有的一次主動對外軍事進攻,過程雖曲折,但結果卻成功了。
而在正德皇帝朱厚照時期,明廷發生了有意思的事情。朱厚照生活奢靡浮夸,對軍事有著近乎狂熱的追求,他自封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他渴望離開禁宮,走向戰場。盡管明朝迎來了“任性”皇帝,但強大的官僚體系仍在發揮作用,維系著大明王朝的正常運轉。正德一朝,皇帝本人之于邊防的影響可謂微乎其微。
大明堡壘政策的頂峰出現在嘉靖皇帝時期。“大禮議”事件之后,兵部逐漸失去了在軍事問題上的主導地位,嘉靖皇帝不得不著力解決其防御體系中存在的嚴重且極具爭議的難題,如大同兵變、收復河套的失敗,以及俺答汗制造的“庚戌之變”。嘉靖皇帝不主戰,但時而希望明軍能對漠北草原深處的虜營進行襲擊,與朱元璋、朱棣一樣,嘉靖皇帝表現出一種自信。他不惜一切直面每一挑戰。
而繼任的隆慶皇帝,則采取了緩和和妥協,“隆慶議和”表明明朝與草原部族的關系發生了徹底變化。隆慶議和下的互市,大大減少了明朝與草原之間的戰爭摩擦,俺答汗也不再尋求建立帝國,轉而通過接受明朝的冊封及互市,在名與實的雙重作用下主導草原格局。隆慶帝好像找到了另一種北境邊防的維護之道。
有明一代,其北部邊防問題始終沒能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萬歷皇帝統治時期,明朝雖然有緬甸、播州、朝鮮倭亂等戰役,明軍無一例外地取得了勝利,但是明朝北境防線的一系列沖突,似乎歸于沉寂了,直至遼東防線的崩潰。
3 遼東防線的崩潰
明代遼東防線的崩潰,始于萬歷末期。而分析其崩潰的原因,可概括為明廷內部的斗爭和處理不當給努爾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機遇。
萬歷十年,女真內部發生了爭奪汗位的風波,明朝本應袖手旁觀,任女真內部自行解決,但急于恢復地區穩定的李成梁介入了內斗。萬歷十八年至十九年,土蠻及朵顏三衛相繼襲擾遼東,李成梁四處征戰,傷亡近2000人。明廷御史參劾擔任遼東總兵官長達22年的李成梁,萬歷皇帝竟然是其議,而在明代遼東防線,始終如一日地堅守遼東的僅此一人。這為遼東防線的崩潰埋下了隱憂。
努爾哈赤致力于統一女真各部,在明廷看來,這將有利于遼東局部得以寧靖。但事與愿違,互市并未能有效減少各類沖突,明軍的防御體系遭到嚴重破壞。
萬歷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名,起兵反明。在薩爾滸之戰中,明軍潰敗。
1620年,明朝經歷了三帝更迭,萬歷皇帝去世,泰昌皇帝即位一個月就死掉,天啟皇帝朱由校即位,而宮中實權則被閹黨魏忠賢所壟斷,東林黨人則牢牢把持朝政。官僚集團黨政不斷。
在經歷了楊鎬四路明軍之敗,袁應泰之死,沈陽、遼陽淪陷之后,遼東防線遭到毀滅性打擊。
熊廷弼反復幾次起用和被彈劾,反映出明廷內部矛盾重重。年輕無能的天啟皇帝和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未能在頂層設計時給予有效訓示,致使朝野上下黨政不斷,而明末的官僚體系已無力從根本上消除黨政帶來的影響。農民起義四起,大量邊防力量被抽調去平叛,守護大明兩百多年的邊防也走在了崩潰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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